边陲大案

　　二、赵健民案
　　在云南文革中，有一个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就是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他是一个为党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却在文革中起来造反。他受四人帮康生一伙的诬陷，惨遭迫害，却又插手于云南的派性斗争，使无数生灵惨遭凃碳。
　　赵健民，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党领导的白区斗争、监狱斗争。他担任过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参加过陇海、淮海、渡江和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经受了战争的考验。他敢于坚持真理，一九五八年中共党内极左思想泛滥，他因不同意省委某领导的意见被定为反党集团，不相信亩产万斤粮被扣上＂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而撤销了省长的职务。
　　一九六六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横扫云南大地。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云南省的造反派为了楸出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冲击并进驻了军区大院。为了逼出阎红彦，他们又冲击省委书记办公楼。赵健民劝其他书记离开：＂你们都走，我一个人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赵健民被造反派楸到昆明军区大院，要他交代阎红彦的去向。赵健民回绝：＂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知道阎红彦在那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
　　赵健民的这一态度激怒了造反派，他们将他架到汽车上，戴上高帽，在昆明市区游街了三个小时。
　　云南省实行军管后，一些军队领导干部卷入到派性斗争中去，使支左变成了支派。云南的局势更加混乱。
　　五月二十九日，支持炮派立场的赵健民在省委大院贴出他的第一张大字报【揭开云南省委内阶级斗争的盖子】，成为云南省委第一个站出来造反的省委书记。
　　鉴于云南的混乱局面，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中央电召云南省委部分负责人进京，赵健民是应召进京者之一。在京期间，赵健民主动给陈伯达、康生写信，要求当面汇报云南情况。
　　三月一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赵健民向康生扼要地介绍了云南的文革情况之后，集中地谈了三点意见。
　　赵健民说：＂我们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康生轻轻地点了点头：＂是的。＂
　　赵健民把话锋一转：＂但现在云南省和昆明市的党政机关被普遍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楸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指示。＂
　　接着赵健民把语调放慢：＂对于毛主席这一指示，我们现在还在向造反派讲，可是没人听。象这样搞文化大革命，是执行中的问题呢，还是理论不联系实际？＂
　　康生很注意听后面这句话。
　　赵健民接着谈下去：＂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打击面宽了。中央有人是走资派，可下面连支部书记都是走资派，我想不通。对于主席关于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指示，中央现在应该三申五令。＂
　　赵健民继续阐述：＂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搞这样大的民主？是不是可用多开党代会、人代会的形式？＂＂可能中央开党代会有困难，如请外国兄弟党代表团等，但省以下应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受党员的监督。＂＂今后省、县和基层应多开党代会，使领导干部经常受到监督，平日发扬小民主，就不会积那么多的意见，这样大民主一来，领导干部就不会下不了台。＂
　　赵健民看到康生不吭声，又说下去：＂前几天，我在昆明看到一份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问的传单，其中，接待站的同志说，干部有错误就反对、批判，但对好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应当拥护。康老，这代表中央的意见吗？＂
　　＂代表。＂康生表态。
　　＂现在可不是这么做的。对于这个观点，只有中央三申五令，才能得到较好的贯彻。＂
　　赵健民谈完了意见，有如身释负重。
　　康生听完后，问赵健民：＂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赵健民按【十六条】简要地讲了自己的认识。
　　康生很有精神地讲了起来：＂四九年解放前夕，刘少奇跑到天津，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有这样一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还有一条为他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一九三六年刘少奇批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从监狱中出来做我们的干部。现在查明，他们出狱时都发表了反共宣言，他们是叛徒。＂康生又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不是过去那样的一般运动，过去的运动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刘少奇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六十一人的问题。＂
　　对于云南的文化大革命，康生只是一般性的讲了几句。
　　赵健民注意到康生已没有多少话要讲了，便起身告辞。
　　赵健民哪里知道，就在他同康生谈话之时，党的高层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较量。较量的一方，后来被另一方诬称为＂二月逆流＂。而赵健民谈话的观点，同搞二月逆流的人的观点是那样的相似，这就为他不久的将来埋下了祸根。
　　赵健民从北京返回云南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努力促进两大造反派的联合，劝助越演越烈的武斗。可是，他哪里知道，康生与他谈话后，立即向毛主席汇报了他＂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同时向云南造反派透露赵健民反对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信息，并指控他与刘少奇有阴谋联系。
　　在康生的操纵下，云南造反派八派加大了攻击赵健民的火力。他们诬陷赵健民是叛徒，指责他在党内两条路线的重大关头，站在刘邓一边，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攻击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还说赵健民支持炮派，反对八派，就是破坏大联合，挑动武斗。八派在全省大造声势，坚决打倒赵健民。
　　六月十八、十九日，八派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大会，高呼＂打倒赵健民！＂
　　由于云南省一部分领导干部支持炮派，另一部分干部支持八派，一九六七年底和一九六八年初，云南省的武斗愈演愈烈，动乱日甚一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为了解决云南问题，中央领导康生、谢富治在京西宾馆接见昆明军区和云南群众组织的代表。赵健民也接到通知出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便杀气腾腾地来了个开场白：＂云南最近几个月形势很不好，武斗升级，中央很不满意。根据军管会报来的情况，炮派最猖狂。＂
　　康生接下谢富治的话：＂昆明工八团成立了滇西挺进纵队，元月一至二日从昆明出发，四日到达禄丰，还带有一千四百件武器去支援他们那一派搞武斗，把一平浪煤矿总军代表、一个团级干部打死了。他们横冲直闯，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他们的枪口不是对敌人，不是对反革命，而是对人民解放军，对着人民的子弟兵，这不值得深思吗？＂
　　谢富治插上嘴：＂滇西挺进纵队，第一仗打禄丰，打死军代表。第二仗，把煤矿、盐矿也给破坏了。第三仗打楚雄，第四仗在祥云抢仓库的枪，第五仗打下关，杀了一百多人。他们还要继续西进，大概是要打遍滇西。这种行为，完全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走到反面了，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康生继续发挥：＂现在面临一个工八团的问题，怎么办？我看有四条：第一，深入地做政治思想工作。第二，说服他们停止武斗。第三，收枪。第四，说服他们把抓的人释放出来。工作无效，就用军队包围，搞政治攻势，强迫交枪。＂
　　这时，谢富治话锋一转：＂赵健民，你辜负了中央对你的委托！在昆明时，我当面对你讲，要你作两级军区和两派组织的工作。可你到北京，遥控炮派进行武斗。炮派组织的滇西挺进纵队都是山东人，是你指挥的。你的错误是严重的。＂
　　赵健民顶了一句：＂谢副总理，你说我遥控指挥滇西挺进纵队，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谢富治厉声反问。
　　＂一点儿没有。＂赵健民分辩：＂我做了工作，向陈康副司令员提出具体防止武斗的建议，与张力雄政委、王银山副司令员研究过防止两派矛盾激化的意见。＂
　　康生一脸杀气：＂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成这个样子，没有黑手才怪呢！我相信河南、山东支边的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那些黑手、特务、叛徒、走资派在那里挑动指挥。你，赵健民，一个省委书记，来北京两个多月，中央没见到你只字。你来北京干什么？就是为了安安静静地遥控武斗。＂
　　＂我到北京是为了反映云南的情况。我给中央写了四封信，前两封信要求反映情况，后两封信是给军管会提意见。信是写给陈伯达同志和您的，由军委办事组转交。＂
　　康生立即打断赵健民的话：＂你给炮派出过坏点子吗？＂
　　谢富治也帮了腔：＂赵健民，你为什么不回答？你回答康老提出的问题！＂
　　＂我没有给炮派出过坏点子。我劝他们不要搞武斗，决不要搞武攻。象这样的工作，我做得不少。对八派，我也做了工作。＂赵健民理直气壮地回答。
　　＂你以为你是做了工作，没有可检查的了。＂康生一脸嘲讽。
　　＂我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赵健民不软不硬。
　　＂你敢保证没有给炮派出过坏点子吗？你写个条子！＂康生拍了桌子。
　　＂这是实际情况，我为什么不敢保证呢？＂赵健民也不示弱。
　　秘书拿过纸来，赵健民挥毫写道：
　　我没有对炮派的错误行为进行过支持，提出赞许的意见。我对以上说的两点完全负责。以上的意见完全符合实际，可以查证。
　　最后，赵健民签了名，交给康生。
　　康生看了看，一丝泠笑：＂你这里还有外交词令。＂
　　接着，康生把条子交给谢富治：＂你对刚才谢富治同志所提的意见，一概不承认？＂
　　赵健民斩钉截铁：＂这些都不符合事实，我当然不承认！＂
　　一个小小的省委书记，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顶撞了大权在握的康生。
　　康生压住心中的怒火，摆出一付政治家的风度：＂赵健民，是谁让你来反映情况的？我听说赵健民来了很吃惊。＂
　　＂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
　　＂我问你，你在抗战前的地下党工作期间，是什么时候与北方局接上关系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与直南机关联系上的，直南机关与北方局有联系。一九三六年四月下旬，北方局派黎玉同志到山东，正式恢复了与北方局的关系。＂
　　康生紧接问：＂你什么时候被韩复姬逮捕的？什么时候出狱的？＂
　　＂一九三六年九月，被一个充当捕共队队员的莱芜的叛徒房春荣逮捕的。一九三七年十月，从监狱中出来的。＂
　　康生拍了一下桌子：＂我说，你是叛徒！＂
　　＂康老，你说话要有证据。我不仅不是叛徒，而且以个人生命保卫党的机关没有受到损失。＂赵健民一面正气。
　　＂我再重复一遍，你是叛徒！＂康生又拍了一下桌子。
　　＂你说几遍，我也不是叛徒。因为事实不是。当时山东有五百多党员、团员都是我领导的，我被捕后，党的机关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北方局派来的黎玉同志还在外面照常工作。＂赵健民义正辞严。
　　＂我凭四十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我看你是个叛徒！＂康生强词夺理。
　　＂是不是叛徒，要凭事实。康老，你怎么能凭个人敏感就定我为叛徒呢？＂
　　康生觉得自己说话有点过头了，于是改变策略：＂你说你不是叛徒，那就再写个条子。＂
　　赵健民觉得有点好笑，于是又在纸上写道：
　　我在一九三六年九月被敌人逮捕，以生命保护了山东党组织的机体没有受到损失，我以党籍保证。我的出狱，是经过审查的，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请中央再次审查。
　　康生看了看纸条：＂你以党籍作保证？＂
　　这时赵健民变得严肃了：＂再加上一句，我愿接受国法制裁。＂又在纸条上加了这句话。
　　康生用泠竣的目光扫了一下纸条：＂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混进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把我们搞乱，把边疆搞乱。你就是这个心。＂
　　＂去年我接见你，你半天不停地说话，你是费了心机的。你提的意见是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的。＂
　　赵健民对康生蛮不讲理感到吃惊：＂我向你反映意见，怎么成了反中央反毛主席？当时你旁边有位军人作记录嘛！你把记录调出来看看，我的意见是不是反中央反毛主席的？＂
　　＂是有记录，必要时可以公布。＂康生态度非常生硬，＂哪有象你这样给中央提意见？你提议召开党的九大，目的就是要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罗、陆、杨这些乌龟王八蛋再选进党中央来，让他们重新掌权。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再看你的行动，就是适应他们的计划。＂
　　赵健民不甘屈服康生的淫威，据理申辩：＂康老，你的话越说越使我离奇了。我克服各种干扰就是为了党的工作，怎么能是适应特务计划呢？请举出事实来！＂
　　康生气得脸色发青，大发雷霆：＂我接触那么多的走资派、特务、叛徒，你是最猖狂的，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你还要求审查吗？＂康生最后问。
　　赵健民虽然看穿了康生的肢俩，但还是毅然地回答：＂我要求。＂
　　康生向谢富治一使眼色，谢立即宣布：＂中央决定对赵健民监护审查，立即执行！＂
　　从屏风后面走出两位武装军人，把赵健民押出了会议室。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凌晨，在凛冽的寒风中，赵健民被押上了一辆军用吉普车。
　　赵健民被隔离审查后，云南的造反派以及省军管会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千方百计地陷害工役制部第八团，宣布工八团是＂反革命，滇西挺进纵队是土匪武装＂，并派出军队进行围剿，打死工八团一百多人。江青宣布工八团是＂反革命匪帮＂。康生也说：＂补充一点，如果走到对立面，就是反革命匪帮。在云南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工八团。＂
　　康生和江青狼狈为奸，诬陷赵健民是＂滇匪＂的黑后台。随后，云南省掀起了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狂潮。人们以派【赵健民】划线，层层站队，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迫害，制造了令人发指的冤假错案。
　　赵健民被隔离审查后，先是关在卫戍区的一所院子里，后来又移到临时关押＂犯人＂的交通部干部学校。一年过去了，中央专案组既不提审也不讯问，赵健民愤怒至极。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同时写了一首打油诗【怒火鸣】，诗中讽刺、挖苦康生。
　　时间一天天过去，还是没有个说法。十二月十二日，他又写了打油诗【感事报康老、谢副总理】，诗中直刺康生和谢富治，要求他们不要一拖再拖，而应实事求是结案。同时，他又给专案组组长写了一封短信【怒告违反毛泽东思想】，警告他不要残害忠实的共产党员。十二月三十日，专案组以＂辱骂中央首长＂的罪名将赵健民逮捕并送进了秦城监狱。赵健民在那里关了二十多天，被秘密押回昆明。赵健民回到昆明后，被关押在省第三监狱。在一个院子里，只关着他一个人。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没有桌子，没有登子，没有书报，没有纸笔，角落里只有一堆稻草和一床被子，以及一个便桶。没有水喝，只能喝便尿。他整天整夜，面对四壁，听不到一丝声音。这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但他没有发疯，没有流泪，他坚信自己是正义的，他盼望着解放的一天。
　　一九七一年三月，赵健民又被转押到省第二监狱。为了抗议残酷的迫害和非人的虐待，他三次绝食，三次给中央和省委提出正当的要求。
　　十二月三日，赵健民终于获得写申诉书的权利。他日复一日，伏案疾书，前后共写了1270页，长达十八万言。
　　一九七五年一月，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收到了赵健民夫人写的一封信，了解到赵健民的情况。五月，中央组织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电话询问云南省委有关赵健民的情况。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一九七八年八月四日，云南省委发出111号文件，通知全省县以上干部，为赵健民平反。九月八日，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123号文件。称：经查实，赵健民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叛徒、特务，现已平反恢复工作。所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完全是江青一伙一手制造的重大政治假案。同一天，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召开了有二十万人参加的平反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