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历史上富甲世界的宋朝何以国尽可欺

　　北宋即便以今天的眼光观之，亦可谓赫赫经济大国。以下数据屡见现在网络报端：宋朝经济最顶盛的时候占世界经济总量百分之八十。中国以不足世界15%的人口，创造了80%世界财富的经济奇迹。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城市＂，总人口不下200万。
　　这些数据，不知是否得到世界学界公认。如果上述经济总量记录属实，哪怕是一半属实，那么这个中原国家亦配得上＂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称号。而关于中国的东京(开封)曾是世界最大城市这一说，邻国日本倒是提供了考证。日本首都原为京都，江户时代迁都江户，并将江户更名为＂东京＂，这或可归纳为艳羡宋都的＂东京情结＂，此情结亦可佐证中国开封相当于中世纪＂世界都城＂。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东京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世人惊叹不已。查验历史资料，这幅画卷还真不是画家张择端凭想象力而粉墨的，它基本上是＂写实之作＂。虽然当时北宋之中国已近末世(徽宗统治期)，但夕阳亦显无限好。《清明上河图》是宋中国经济成就骄人的绝唱，北宋几乎造就了中国世俗社会的＂终极盛世＂。世界对华夏艳羡不已的时代，隋唐开政治头，两宋置经济顶。大唐有钱，而不怎么大的宋却明显更有钱，可谓中国最阔绰的朝代。宋神宗时期，中国国库铸币一年即达500万贯，是唐朝开元盛世的近20倍。宋朝凭什么富国？首先，人口因素。在手工生产时代，人口多，就意味着经济总量大。唐朝极盛时的人口约八千万，而宋朝约有一亿。比唐朝多出两千万人口的宋代中国，疆域虽仅为大唐中国一半，但经济总量比唐朝有显著增长，政府财政总收入大大多于唐朝。
　　其次，国策因素。这个中原大国之所以取得骄人的经济成就，是与采取的国策与历代不同有重大关系。北宋一改中国历代统治者＂重农轻末＂的传统国策，易以＂工商立国＂。宋朝是中国商企最活跃时代，可谓＂工商王国＂。宋朝的商企，带有国家垄断性质，尤其是利润稳定而获利巨大的一些行业被政府所垄断，比如冶金、盐业、茶叶、造船、远洋贸易、造纸、瓷器。北宋统治者，以国家为＂托拉斯＂，从而创造了＂朝廷大公司＂暴利时代。
　　另外，廉价出口。廉价而强大的生产力、＂质优价廉＂的产品，是宋的两个独门于世界的＂经济武器＂。中国制造的丝绸、瓷器、茶叶及手工艺品，浩浩荡荡输往国外，通过这种途径，每年宋得到的都是＂出超＂贸易成果。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繁荣使得宋拥有了巨额资本，北宋创造过1.6亿两贯的财政新高，即便偏安的南宋，国家财政总岁入也曾达到1亿两白银，经济总量延续世界前列。可见，宋朝之中国是真富，不仅＂不差钱＂，而且还＂很有文化＂。
　　当代欧美和日本史学界一直流行着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北宋＂已经实现现代化＂。美籍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在其所著的《世界文明史》里，对此时中国大加赞誉。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美国当代比较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均对宋代中国情有独钟。内藤湖南认为，平民主义的兴起，科举选官制的出现和发展，是北宋＂实现现代化＂的标志。麦克尼尔则认为，华夏文明在近千年之始领先于世界，标志朝代是宋代，这些标志即使按西方标准，也是说得过去的。例如：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全部齐备。
　　这些外国历史学家所言的千年前的＂现代化＂，当然是指封建社会的＂现代化＂，意即封建社会＂文明程度＂的最高峰。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宋的评价亦达到顶级：＂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仅就文化而言，陈寅恪所言不虚。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宋词登上中华传统文化之巅。宋人几乎个个都是词人，世俗的文化素养空前高，即便是妓女，也可能＂才高八斗＂。如京城名妓李师师，著名词人柳永的那些柳巷知音。另外，在世界其他各地仍盛行宗教艺术之时，宋代的文艺作品已开始表现市井百态，这种世俗化也可视为个人思想的解放，平民精神大行其道。在许多外国学者看来，宋朝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彼时＂汉才＂依然被世界崇拜。近邻日本女子以与宋中国男子通婚为荣。
　　灿烂的文明不仅有国画纪录，还有外国作品佐证。与清明上河图交相辉映的，是意大利人的《马可波罗行纪》的描绘，亦可以感受到西方人的＂羡宋之情＂。一个GDP上亿两白银的经济大国，一个诗词歌赋登峰造极的文化大国，对世界而言，简直是＂天上人间＂。按理说，这样的经济文化双料大国，应该超越大唐，引得＂八方来贺＂。然而，宋中国的＂国际地位＂却是一塌糊涂——不是＂八方来贺＂，而是＂八方来攻＂。＂经济大国＂被三个＂敌国＂包围——西夏，北辽，东金。这三国，比起宋来，很穷甚至很小，但却敢主动攻宋。
　　宋朝皇帝是怎么应对侵略者的？破财免灾，用金钱换和平。无论胜负结果如何，不管从属关系有别，宋对塞外国＂一视同仁＂、都送银子，＂用金钱换和平＂的道路一直走到黑。他们有自己的小九九——花小钱办大事。对＂弟弟＂契丹辽国，在取得胜势的情况下，宋真宗还痛快地答应每年给10万两岁币银，就是因为10万两岁币银甚至占不到北宋年财政收入的1%，的确是个＂小意思＂。
　　然而，一味算经济账的宋皇们留下一个致命遗患——精神虚弱。经济损失不大，精神损失不小。他们的金钱外交等于向周边邻国发出＂精神示弱＂信号——不管谁来打我，无论你输我赢，最后都是我掏钱＂交朋友＂。如此，对周边国家而言，攻宋是个光赚不赔的买卖，何乐不为？因为只算经济账不算精神账，所以两宋中国出现了民族精神的断层，乃至虽然到处送钱，但还是在周边小国面前都抬不起头。自宋起，＂国富民弱不禁打＂成为外敌普遍的＂中国印象记＂，也成为他们一再喜欢对中国下手的主要原因。这些好战近邻，就是希望通过战胜中国，一举成为＂世界暴发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