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们走进靠近公司的那家小餐馆,找了个僻静的桌位坐下来。我知道,沈鑫心里不痛快,没了往日的健谈,话语就由我来继续。东一句,西一句,无话找话,我成了说话的主角,千方百计想让沈老的心平静下来,恢复往日的好心情。 一说两说,我竟说起了自己。说什么?说自己的晦气,说自己的惆怅,自我糟蹋一下,让沈鑫明了,我的处境,并不比他好多少。这样,或许他的心会稍微平衡点。 我开始说:沈老,我比你早进公司一段时间,也就早经受内心的煎磨。说实在的,我受到的精神上的刺激、情绪上的苦痛,并不比你少。毛毛细雨天天有,几乎天天打湿衣裳。我说个较典型的故事,给你听听。那事对我心灵的刺激,可不是小风小雨。 你知道,现在接送员工上下班的,是几辆大巴车。而我刚到坦途公司时,是四辆中巴车和几辆破旧的商务车,还有好几辆杂七杂八的工具车,组成了一个坦途公司车队,由公司的物业公司统一调度管理。你不知道,就是老板这个变换车辆的决定,使我像一只宠物狗,脖子上被栓了根绳,看管起来,失去了几天的行动自由。这个味道,公司里没有多少人,能享受到的。而我,有了享受它的幸运。这个幸运,是老板送个我的。 现在,先来说说这个车队。这个车队的主要职能,是接送员工上下班;公司员工出差需要用车的;公司里的突发事故,必须动用车辆的,如职工的婚丧大事,需要借用车队车辆的,物业公司也可调度。这个车队有别于你们集团办的接待车,那接待车因为是接待客人的,相对高档些,都是小轿车。而车队的车辆,不但老旧,而且不是公司自购的,全是从个体车主那里连同驾驶员,一同租来的,因此可以想见,管理的难度和复杂性。 我到公司后,老板叫我分管行政一块,物业公司属于我分管范围。当时,邹苗谦正为车队事,弄得焦头烂额,天天与车队里的一些人,为争经济利益,吵得不可开交。老板叫我去管一管,最好是为每辆车,每个人,都签订合同,以减少矛盾纠纷。 老板轻飘飘的一句话,我到下面一模底,才知扔给我的是一个魔方,要使出浑身解数,怕也难以解开。 我首先感到好奇的是,原来公司与他们车主,没有签订合同的吗,那物业公司是如何运作的?我找物业公司要他们拿出相关的管理资料。邹苗谦说没有什么资料,他只拿出一张张巴掌大的纸,说这就是公司与每辆租赁车,简单的约定:一是规定了车辆的年租金数,二是规定了驾驶员的年劳动报酬。但车辆到公司之后将发生的千变万化,如何处理,车辆服务的对象、范围、由此产生的各种费用,都没明细化,难怪矛盾不断,争论不休。 我越想越觉得麻烦,这似乎需要经济学家才能理清的经济运行模式。像我这样一介书生,又从没经历过企业经营管理的训练,难以胜任这繁杂的工作。但老板有命令,我又不能不做。 我试着想理清每辆车的行动轨迹,找出每辆车涉及到的经济费用,为每辆车签订一个恰当的合同,给每位车主车辆,一个合理的报酬。我开始做了,但越做越难逃脱自己设置的迷魂阵。 我的思绪好像一段乱码,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每一辆车和它的主人,都算计着,力图尽可能地多赚到钱。每一条环节,每一个细节,都已无数次,千百遍地算计过,不让他们沾点便宜,是无法立约的。但我也不能让自己的公司吃亏。好在主动权在公司,我们有租用或不租用的话语权。而我要做的是,所谈的条款,公司有利,不吃亏,同时也要合符情理,要车主能够接受。用商场上时尚的话说,就是互利双赢。 然而,怎么样才算互利双赢,就是双方都能接受吧? 做起来,可不是一句话的事情。那十几辆车,型号鸡扒狗摊似的,有中巴车,商务车,微型客车,小型工具车等,停在公司的停车场上,像蛰伏着、等候觅食的巨大甲壳虫,五颜六色的,参差不齐的,看得你心烦意乱;车的排量大小不一样,有1。1升排量,1.3升的排量,有1.5排量,1.6排量的,乱七八糟,叫你头晕目眩;两辆商务车是2.0排量,六辆中巴车的排量在4.0升到6.0升之间,大小也不等。车座位多少不一样,就中巴车而言,有20座、26座、28做、30座等,商务车只有16座。这里就像寄旧商店的杂货铺。这么繁杂,如何给它们定要求,定目标?我亲眼看到过,他们许多人,个个乌眼鸡似的盯着邹苗谦,吵个不休,邹苗谦左挡右遮,毫无能为。……我思虑着,以车的排量大小,分为两大类,来界定它们的功能。2.0升以上,算为大排量,2.0升以下,为小排量。大排量的车辆以运送公司员工上下班为主,也不排除接受公司时常有的特殊安排,如接受公司大面积员工外参观学习;接送外单位代表团来公司参观考察等诸如此类的跑腿任务。 ……大排量车的计酬比较容易些吧,它们像员工一样,每天准时上下班。各车的功率、排量可以忽略不计,只计算它们的实际拉客数,实际出勤率。那也不行,这些车辆只要出勤了,就给它们计一样的报酬?拉18人不能与拉30人同等计酬,那么拉26人与28人分不分开计酬——怎么计算呢?30座的车,也可能拉28人,每天,不可能都满座?就用笨办法,天天记录每车,每天拉客的实际人数,比如每人每天来回以4元计费,给每辆车每天拉客的实际数,它应得的报酬就出来了。是该这么繁吗?我把自己也弄糊涂了。 然而,那些小排量的,似乎比大排量的更难以把控。它们并没有像大排量的有每天出车的机会,它们每天要像宫女,心惊肉跳地等候皇帝翻牌,才能侍寝。亏得公司体量庞大,宫女少,皇帝多,公司货物流动量大,人员外往多,宫女不必苦等皇帝不宠幸,这些小排量的车,也大都有出车的机会。但它们可没有像大排量的,有较固定的出车地点和终点(也有员工中途上车的问题)。它们到处跑,却就是没有固定的起讫地点,今天向东走,明天向西跑,今天跑五百,明天走千里,全凭用车者人货到达的落脚点。如此缭乱,如何给它们计酬?我想了,设计一张出车单,每天每车出去,单随车往,用车人给车签单,确认车到达的点,所跑的里程。 呵呵,这也叫工作,又争又闹,又哭又笑,双方都像菜市场上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怕争出牙齿血,就为各自的蝇头小利。我与每辆车,所花下的口舌功夫,差不多用了一天时间,才给每辆车留下一个继续为公司服务的护身符——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第二年根据情况变动,更改合同,或续约,或弃约。说实在的,绝大多数车主,对合同是满意的;老板也完全同意。我暗暗得意,自己的苦功夫没有白费。 可是,这双方苦斗出来的合同,才风调雨顺地运转了两个多月,天忽然变脸,刚学步走路,且走得平稳的合同,却患上了肠梗阻,而且是肠道机能已经坏死——老板告知我,那些个合同全部履行终止,叫那些车主都离开公司,去自寻出路,公司找到一条更便捷妥当的路,已与市公交公司谈好,租用他们公司的大巴车,接送员工上下班,全由公交公司包了,只算一年的总体费用,那样,坦途公司省掉了许多管理上枝节,少了许多麻烦,自然便当多了。 当然,这大好事,不用我知道,大巴车租赁合同,是老板指定我以外的某个人签订,反正,我没有机会参与这大好事的促成。我的职能,只是费尽心机与杂牌车签订合同,签好后,又半途去宣布废除它。 然而,当我前去宣布大好事时,有点迟疑不决,我说,半途里把有效合同废除了,可以吗?是不是需要商谈…… 老板说,我是叫你执行命令,不是叫你去商谈什么,终止合同怎么啦,时势在变,我们要与时俱进,小我要服从公司大我的利益,大局利益决定一切,这个,你应该懂的。 这个,我真的不大懂。但我还是立即去执行了命令,去理所当然地牺牲了那些个小我的利益。 于是,那个车队解散了,只留下三辆工具车为公司拉零星的货。 我把老板的指示通知所有人的第二天,我似乎发现了异样,我是说我自己的处境。 就在通知车主,合同失效,叫他们去自谋职业,当时几乎所有的车主反应激烈,似乎都吃了失心丹,围着我,一轮又一轮地向我发起猛烈的进攻,要我给他们一个说法,中途突然废除合同,究竟为那般?是不是合符法律?我说,这不是我的意思,可以说,是公司的突发事件,而不得已为之,你们知道,老板发的废止令我们必须执行。 车队里叫李军的说(他似乎是他们车队中领头的),那不行,是你与我们签的合同,我们只找你。我再三说,找我没有用,我做不了主,我没有做决定的权力,你们再三缠住我,也没有。而他们就是不听。闹了许久,不欢而散。 而我,不知他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商谈了什么,作出了什么对付我的决定。不要小瞧他们,不要老把自己当作诸葛亮,把别人当刘阿斗,他们也有能思考的头脑,不信,你们走着瞧,我是领教到了。 就在当天下午,我刚走近自己的办公桌,发现四五个车主跟了进来,在我旁边,丈余开外站定,他们自己不说话,也不与我说话。我说,你们是找我的吗?有事就说。然而,他们就是不说话,仍在离我一二丈开外,站的站,坐的坐,或歪靠着的,不远去,也不近来。 我有些奈闷,想说,不知怎么说,不说,心里有点难受,这样懊恼了好一阵子,索性不理他们,做自己的事了。 这样过去了两个多小事,他们三五人,真有耐心,仍在我身旁不离不弃。 我觉出有些蹊跷,肚子也正鼓胀了,就站了起来,向外走去。不料,他们几人,也全变换了形态,站起了,立即踏着我的脚步,跟了过来。 到了厕所门口,我站下来,说,我上厕所,你们也上吗? 他们也站定,但没回答我的问话。 我方便完,走出厕所,他们在门口,让开一个缺口,让我走过去,没走开一丈路,他们又跟了过来。看着我,坐下,他们又零零落落地或站开,或坐着。 我不乐了,说,李军,你们这是干什么,要软禁我吗?看他们的脸,似乎也有点尴尬,不像笑,也不像哭,自我解嘲地互相推挤着。李军说,谢老师,不是我们为难你,是你与我们签的合同,事情弄到现在这样了,我们只有找你解决,没有别的办法。 我说,我已经对你们说过,我与你们签订合同没有错,但这不是我毁了合同,我也不想毁合同,找我没有用,我也没办法,你们应该找老板,才叫找准人,也才能解决问题。 李军说,谢老师,你很清楚,我们算什么?在老板眼里,他会把我们当人?我们去说,他根本不会理我们,或者立即叫保安把我们轰出去了。如果说找老板,也是你谢老师去找他,你去与他说,才合理。 问题是,我已去找过他了,也说过自己的意见了;问题是他已经作出决定,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谁也不能挑战他说话的权威,一言九鼎,命令一出,就无可更改;问题是我在老板的眼里,与你们并无二致,我去多嘴只会碰满鼻子灰,自取其辱……我想着,并没有说出口。 内心里,我真的很同情他们的处境,也理解他们的言行,是我,信誓旦旦,与他们签订合同,又斩钉截铁,宣布合同失效,成也我,败也我,他们不找我,找谁?我无奈,又无语。但我又无法忍受自己的人生自由受到限制。 在晚上下班回宿舍,他们也跟了来,虽然没有硬是进我的门,但仍在门口坐下,没有离开。我吃了晚饭,开门来看,他们还在门口昏黄暗黑的夜色里晃动。我口是心非地叫他们进屋,吃晚饭,他们没有搭理我。后来我闭紧门,睡觉了,也不知他们何时走的,或许,整夜就没有离开过黑暗,一直呆在门口?我与他们一样,这夜,我没有合眼,如果他们还在,肯定更没法合眼。只是我躺在床上,在屋内,他们坐在地上,在屋外?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去上班,那班人仍在,抑或已走了?我开出门去,一眼望见,他们果然还在,他们见我出来,立即振作起来,候我过去丈把远,才慢吞吞地尾随在我的后面。我似乎发现,好几张脸孔,不是昨天的那几张了。 我刚走进办公室,常与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的灵通广告公司经理金总,打电话来,说有事找我。我没好声气地说,还找我,我已没有自由了。金总不解,怎么回事?我说我被一班人跟住了,动弹不得。金总吃惊说,有这样的事?那你到我这里来,看他们还怎么跟你。我立即派车接你。 不一刻,金总的车到了,我立即上了他的车,向他的办公地点驶去。 然而,我和金总都忘记了,跟我的人都是有车的,他们就是为车辆的事,在与我闹不快。在我与金总打电话一结束,他们立即"咬起耳朵",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安排车辆。因此我乘坐金总的车辆一出发,他们的车辆立即尾随在后面。我进了金总的办公室,跟随来的三五人,也到了金总办公室的门口,蹲的蹲,站的站,围在门口不散。 这样,我不但没有摆脱被跟踪,甚至影响金总的学习、工作、生活了。 我即刻叫金总送我回坦途公司。当然,那些个人,仍然是不离不弃。 我力图平息自己的情绪,但任凭怎么抑制,我无法不让肚子里的火星不乱窜,我想把我的生气和不满,传染给老板,虽然,我知道,给我的,很可能带来更多的怒气和不满。我立即拿出手机,当着我的那么多侍卫的面,给老板打电话。我一连拨打了三次,才仿佛觉得,老板拿起了手机。我尽量压低声音:老板,昨天开始,今天还在继续,我办公,吃饭、拉屎、睡觉都有人跟着,寸步不离…… 传来老板嗡声嗡气的声音:你说什么? 我说,我被车队那班人软禁了,我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他们就合同的事,向我要说法。老板,我无能,该怎么办,请你指点。我可承受不起,时时刻刻有这么多侍卫跟在身边,那些味道不好受。 老板似乎也深感突然,一时没有声音传过来,我知道,他不会立即回答我,该怎么做。趁他在思考的当儿,我挂断了电话。但我心里在说,老板一定有办法。 老板有句老挂在嘴上的话,"办法总比困难多",常常在各种会议上,以此教育他的下属。如我这些人,深感束手无策,走投无路的事,老板眼里只是小菜一碟,囊中取物般的容易。因此他傲视群小,是理所当然。就在我打电话,向老板求救的当天,我吃了晚饭,到寝室里去休息时,紧跟我三五个侍卫不见了,这一晚,我再也不用三翻四复地到门口窥视,看看那些盯我的那些暗哨,是不是还在。当然,心仍存顾忌,这晚,仍像昨夜一样,没有很好地睡着。 第二天,我开门出去,确是不见迎候我的人。倒是接到电话,叫我到公司会议室参加会议。 我走进会议室时候,感到气氛相当肃穆,车队的人,并不是全体出动,大概只是派了代表吧,只有三五个跟踪过我的几张熟面孔,在座,一个个正襟危坐,满脸严肃——在这样的场合,不可能不影响这些小老百姓的情绪,他们抬起头,就能发现,对面端坐着三四个公安民警,毫无笑意威严地盯着他们。正面坐着我们的老板,还有开发区管委会的两位领导。我和另一位公司副总列席。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氛围,老板亲自在场坐镇,想不解决问题也不行。我深感自己渺小,在公司里,什么事也解决不了,就这事,自己已是束手无策,走投无路,老板却是小菜一碟,像囊中取物一样简便容易。老板略显神通,就能请动公安人员弹压,叫得动开发区的领导,到场帮老板立威。这些个车主驾驶员,虽能使点小计谋,可以得心应手地抓住我的小尾巴不放,但在这样的场合,李军他们最是不满,也只能小小心心,战战兢兢坐着,哪里还再敢撒横。 我心里全是胡思乱想,其他声音就无法入耳了,恍惚中,竟忘掉了正事,会议已经开始多时了,会场里的人,已经在发言,他们的话语里,似乎提到了我,才慌慌忙忙地将自己丢弃的耳朵重新捡回来。 我仿佛听见一个公安说,你们私自限制他人的人生自由,是一种犯罪行为,知道不知道? 李军慌忙辩解说,我们可没有限制过别人的人生自由,谢老师,你说是不是——我们跟着谢老师,只是请求他,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绝对没有限制谢老师的行动自由,限制自由,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 谢老师,你帮我们说句话,李军又补充一句,眼睛有些可怜巴巴的样子,盯着我。 我感觉到,全场所有的目光,都射向了我,我不能一句话也不说,于是我说了:李军说得没错,他们确实没有捆我,关我,更没有打我,他们只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连拉屎撒尿,吃饭睡觉都围着我,保护我,够关心的。我还要说一句,现在,公司的车队解散了,与车主的合同撤了,而这个合同,是我代表公司与他们签订的,是实情,我负有责任,这也是我连续几天几夜接受他们关爱、应得到的享受。他们关注自己的利益,找我解决问题,我理解,但我无能,没有解决的办法,我在这里,斗胆说一句,趁着老板和开发区领导在,给他们一个合理的处理结果,就像签订合同时,他们和我公司都能接受一样。 话音一落,我的睡意却上来,连续两个晚上几乎没有睡觉,现在觉得有人代我挑千斤重担,精神一松弛,那瞌睡虫钻了进来,再也赶不走了,我勉强地把头抬着,又用双手帮忙,托住下巴,不让头倒下去,身子却进入半睡眠状态,已不明白,他们说了什么,是唇枪舌剑,还是雨露滋润,和衷共济。最后的处理结果,我也不明不白。后来也只是道听途说,零零碎碎的话语传来:当然,合同废了,不可能恢复,民之小利,必须服从老板之大利。当然,老板也大度,让了利,给每位车主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废合同的补偿。据说,车队的那些人,面对前面的那些面无表情的公安金刚,唯唯诺诺,敢怒不敢言。最终,除了留用一二个人外,其余的人和车,全都从坦途公司滚了蛋。 说到这里,沈鑫的嘴唇张合了一下,脸色也有些许的变化,他把酒杯举起来说,谢老师,你也受伤了,来,我们干一杯。 我连忙回应:干一杯,为我们各自疗伤。 干毕,沈鑫仍显得有点忧伤,说,这个办公室主任,不是人干的,我得变换工作的方向。 沈鑫所说的"变换工作方向",具体指什么,我没有细问。心里想,在坦途公司,除了老板,还有谁有"变换工作方向"的本事,或者说权力?沈鑫是不是发了昏? 沉默了一会,沈鑫又说,听说公司在准备上市,有这回事吗? 我说,那是真的,董事会,监事会已筹备成立了,现在正在找专业人士,书写上市招募文件。 沈鑫说,可我听人说,这么大的公司,没有成立党组织。没有党组织,是上不了市的。老板这点也不知?还有,工会组织也没有吧? 我说,工会,名义上是有的,我就是工会主席,当初,是老板主动去与管委会表达这个意思的,管委会也有个任命文件。但只有一个光杆司令,没有任何其他成员,我也不做工会事,我的主业是干公司行政,工会主席只是兼职罢了。工会组织,有,等于没有。 心里在想,事实上,老板也不让做实事。我曾多次向老板提议,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老板说"不需要,有你一个主席足够了。"还笑着对我说了句叫人费心思的话:"根据国内时势,民企也要工会组织,但不必做得那么完善,做什么呢?"这么深刻的问题,我怎么回答得了?反正,老板对工会的态度,可能对未来党组织的成立,态度不会差很多,不可能有坚决支持的想法和行动。 当然,我没有把这些说给沈鑫听,听刚才沈鑫的话,他似乎有想填补公司党组织空白的心思,我把上述话说出来,怕影响他的积极性,我就猜测说,沈老,你想成立党组织吗,这个想法不错,符合潮流,老板可能会同意的。 忽然又想起沈鑫刚才"变换工作方向"的话,他是想去干党组织的活?这个"变换"的想法,还真有点奔头的可能。 沈鑫问,这个事也要老板同意? 我说是。 成立党组织的事,他又不是党员,为何要问他? 我说,那当然,不信你试试?你不能带着传统观念来思考问题。现在是什么时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处理方式,这个企业是他的,在这个企业做事,当然做什么事,都得老板点头。在企业组建党组织的事,你应当去与他面谈,说明成立党组织与企业上市的利害关系,他或许会点头的。 沈鑫不置可否地支吾几声,看得出,他对我的话,存有疑惑。或许,他的内心里,可能正在嘀咕,老谢的这些话,听起来不可思议,老板是什么,是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