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拉来到拉尔沃后,我们成了情人;由于她的到来,这个暑假我过得特别愉快。我同克莱特的主要问题是她不想要小孩,而我想要;如果要孩子,时间就不能再拖了。而朵拉很想要小孩,无论是婚生的还是未婚就有的,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避孕。她唯一的不满足是,我俩的关系这么快就进入那种类似结婚的生活。我对她说,我非常乐意离婚然后同她结婚,她的反应是哭了起来,我想,这种反应中带有失去独立和自由自在生活的遗憾。不过我俩的感情是特别牢固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人们通常只看到朵拉善于交际的一面,殊不知在没人打扰时,她是那样活泼可爱、无拘无束。看到她晚上在月光的映照下畅游于水中,或者打着赤脚奔跑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我心中涌上一种要当她父亲的愿望,涌上一种深切的责任感,也引发了我的种种奇思妙想。 在拉沃尔,一方面是快乐的室外活动,主要是游泳,另一方面是经常的谈话,两者十分协调地交织在一起,让我感到,再也没有比这更加美好的生活了。这个夏天,辽阔的大海、景色秀美的乡村、快乐的宾朋们,再加上爱情和战争结束,我处在一个可以说是近乎完美的环境之中。暑期结束后我回到原来的住处,而朵拉去巴黎继续研究十七至十八世纪法国自由哲学。我时不时在伦敦或巴黎同她会面。而我同克莱特的关系还没有完全断绝,我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我去中国时,朵拉与我同行。我们从马赛乘船去中国。在船上我和她闹过一点不愉快:我不喜欢俄国,而她对此深为不满,于是我冲动地说,我们一起出来是一个错误,为了改正它,最好去跳海。这种冲突也许是天气太热造成的,而且很快就消除了。到达上海后,接待者把我们带到一家旅馆,此后的三天是我一生中最为尴尬的时刻。首先面临一个解释朵拉身份的问题。他们原以为她是我妻子;我解释说不是的,他们又担心我会因原先的误会而烦恼。我告诉他们,我希望他们像对待我妻子一样来对待她。他们为此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一个声明。在中国期间,我们接触到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对她十分尊重,十分客气,也十分热情,实际上就是把她当我的妻子对待了。 我在中国害了一场大病,差一点死去了。我的病一个多月才完全痊愈。这期间朵拉无微不至地照护我,让我逐渐消除疾病带来的痛苦。在我的疾病恢复期,朵拉发现她怀孕了,这让我俩十分高兴。早在同爱丽丝一起在草地上散步时,我就想要一个小孩,以后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强烈到我几乎难以自持的程度。现在我发现自己不仅要活下去,还会有一个孩子,这就让我对自己的病不太在乎了,尽管在恢复期间还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产生。我的病主要是肺炎,此外还有心脏病、肾病、痢疾和静脉炎。不过这些病都不会影响到我因为有孩子而产生的快乐心情。尽管医生认为我的病预后不太好,我痊愈后却没有任何后遗症。 我们于1921年8月底到达利物浦,觉得自己确实到家了。9月27日我们结婚,11月16日我的儿子约翰出生。从这时起,在许多年里,儿女都是我生活中的主要乐趣。 我在伦敦买了一套房子,我的两个大孩子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不过我觉得长期住在伦敦对孩子们并不太好,于是在1922年又在康沃尔郡买了另一套房子。此后一直到1927年,我们每年有一半时间在伦敦,另一半时间在康沃尔。1927年后我们就不在伦敦住了,也很少去康沃尔。 在我的印象里,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带给我的欣喜之情是同康沃尔优美的海景联系在一起的,孩子们正是在那里享受着大海、岩石、阳光和暴风雨带给他们的欢乐。我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要比大多数父亲可能花费的时间多得多。在康沃尔度过的半年时间,我们有一整套固定而闲散的时间日程表。早上我和妻子工作,我们雇了一个保姆来照看孩子,后来改为一个女家庭教师。午饭后,我们和孩子一起去不远处的海滩。在那里孩子们光着身子玩,游泳,在岩石上攀登,用沙堆砌城堡等等。我们跟孩子们一起玩。回到家时我们都很饿了,于是吃晚饭。饭后保姆照护孩子睡觉,而我们继续自己的工作。 ——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