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字

　　《Love, Money, and Parenting》是一本由Matthias Doepke / Fabrizio Zilib著作，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Hardcover图书，本书定价：GBP 24.00，页数：3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Love, Money, and Parenting》精选点评：
　　●学霸爹的育儿研究报告，蛮值得一读。
　　●Economic forc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f shaping the parenting style. The intensive parenting prevails today as a result of rising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higher return on education.
　　●不管什么教育模式，都是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共同影响的产物，所以也就没有非此即彼，也没有对错可言，只是应用程度的问题。个人觉得要想实行完全放任自由的教育理念，至少得有资金获取最好的教育资源，能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才能完全放任小孩自我习得和成长。（第一次完整听完一本audiobook，发现听书还挺有效率的呀~）
　　●刚读到第一章，特别有启发。推荐所有准备当父母，已经当父母和当过父母的人。这本书同时也加深了我对现在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忧虑。读完后再给大家报告。谢谢
　　●随便看看吧。主要就是说，由于各国的经济政策这些年的变化，以及贫富差距加大，世界范围内，家长管的都越来越加强孩子的教育。intensive和permissive parenting各有利弊，每家对hardworking，independence,creativity的看重程度不同而已哈。 看完后个人认为既然孩子在中国，还是萝卜加大棒都要有，模仿瑞典芬兰的permissive parenting不具备人家的社会背景，tiger mom式教育挺符合我国国情的。
　　●Solid research
　　●喜欢这本书。经济学家的背景婉婉道来美国，欧洲（北欧，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东亚（日本，中国）不同的社会环境造成了不同的父母（专制型，说教型和随波逐流型）。里面还有大量的数据实证分析。准备买一本收藏之。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育儿则是非常典型的一种人类行为，因此毫无疑问的，本书利用大量的数据和对比分析阐述了经济状况的变化对人们育儿的直接影响。最核心的观点是，收入平等差距越大的国家，父母们越倾向于采用专断或者权威型的育儿方式，相反越是收入差距不大的地方——最典型是北欧国家，父母往往喜欢采取＂放养型＂的育儿策略。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但更重要的是作者用数据说明了这个因素是影响父母育儿策略最重要的因素。本书给读者带来的另外一个重大意义是反思自己采取的育儿策略，在多大程度上收到了经济层面不平等程度的影响，而当前采取的育儿策略对孩子而非家长而言，是否是最优的选择？ 另外赞一下本书的写作风格，基本没有偏词怪词，行文极其流畅，实乃英语听力输入的绝佳选择。
　　《Love, Money, and Parenting》读后感(一)：虎妈羊妈怎么选？来听听美国经济学家怎么说
　　本书还没有中文版，不过找到了一篇书评，转发如下，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五朵推妈在美国＂，版权属于作者。
　　作者：风铃草风铃草，在康奈尔度过充实快乐的五年，毕业后在纽约基金公司做数据分析。二宝出生后，厌倦了快节奏的金融生涯，毅然辞职，创建了自己的科技产品公司。三宝的到来是全家的惊喜，从此和华尔街一别两宽，创业推娃两不误。
　　随着名校入学舞弊案开庭审理，这场丑闻热度不减持续发酵。相关新闻下面两个反复出现的质疑引起了我的注意：
　　花那么多的钱送孩子上大学值得吗？上了大学带来的价值抵得上走后门的本钱吗？
　　这些孩子都来自有钱有势的家庭，并且对上大学没兴趣，他们如果想工作有人脉，想创业有本钱，啥也不想干也有家产继承，父母为什么要钻门挖洞地把他们送进大学？
　　正巧，我最近读过的一本书详细地分析了上大学的价值。这是一本新书，《爱，金钱和育儿：经济学如何解释我们养育孩子的方式》，＂Love, Money, and Parenting: 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起初，让我注意到这本书的是纽约时报2月7号发表的一篇书评。
　　英文原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当天就有人把它翻译过来发布在中文媒体上。题目直译过来就是＂关于直升机式育儿的坏消息：它真管用＂。这个题目太抓眼球了。遗憾的是，译者大概用了自动翻译，有些地方不知所云。
　　为了跟我的朋友们分享和讨论，我本打算把NYT的书评重新翻译一遍，细读下来却发现NYT的原文也经不住推敲，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于是我找到了原书。
　　通读下来我发现《纽约时报》的书评标题党了，而且是非常误导性的标题党。书中的确提到了现在直升机父母越来越多了，然而作者认为最适合当今社会的育儿方式并不是直升机式的育儿。恰恰相反，书里明确地总结了超育儿（overparenting）的危害。
　　第一部分
　　回到咱们开篇提到的问题，有钱有势的家庭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大学？这正是这本书第一部分所讲的内容，也是本书副标题概括的：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 (经济学如何解释我们现在养育孩子的方式)。简单的说，答案就是美国这个社会太不平等了（the US has the highest income inequality），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太多了，说好的劳动不分贵贱呢？
　　这本书学术性很强，两位作者分别是西北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而且作者还引用了很多其它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工作，论证了在其它条件（年龄，智商，家庭背景等）相同的情况下，当前美国上过大学的人的平均收入是没上过大学的人的两倍。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观点，作者做了纵横两个方向的比较。纵向就是时间，拿今天的美国社会同过去比较。80年代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开始日益严重，与此同时父母参与孩子的教育越来越多，他们给了孩子更多的管束和激励。与70年代比，现在父母参与孩子教育的时间平均每周增加了12小时。
　　实际上这和我们经历过的一模一样啊，我们70后小时候是计划经济，社会阶层差别小，是挂着钥匙长大的一代。随着市场经济时代到来，80后的小朋友可没那么多自由的闲暇时光了。
　　接下来作者做了横向的比较，把美国社会同北欧的国家做对比。上文提到，当前美国上过大学的人的平均收入是没上过大学的人的两倍。然而这个数据在Sweden瑞典
　　《Love, Money, and Parenting》读后感(二)：为什么中美的育儿模式是＂虎妈猫爸＂而北欧父母的教育模式是＂佛系养娃＂？
　　为什么中美的育儿模式是＂虎妈猫爸＂而北欧父母的教育模式是＂佛系养娃＂？
　　国家的经济状况能决定每一个家庭子女成年后的命运吗？ 第四场活动，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建投书局共同主办，活动嘉宾是耶鲁大学国际与发展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宋铮，特约主持亲子教育品牌＂常青藤爸爸＂创始人黄任。
　　三位嘉宾将共同探讨经济因素——如金钱、知识和时间是如何影响育儿的，以及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什么样的方式才是好的育儿方式？
　　本场活动时间：
　　2019年6月15日
　　本场活动地点：
　　北京·建投书局国贸店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5号院1号楼＂世纪财富中心东座＂2层）
　　本场活动主办：
　　新京报·文化客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建投书局
　　本场活动嘉宾：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
　　宋铮黄任
　　扫描二维码，即可报名
　　票价42元（含建投书局传记咖啡馆特制饮品及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甄选书单各一份）场地有限，报名人数限120人*特别提示：本场活动全程英文
　　【本场活动介绍】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快乐并且成才，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每位父母的做法又大相径庭。中美的父母们常常奔波于学区房，培养孩子参与课外活动、增强领导力，乃至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开始进行严密的胎教训练，希望将孩子培养成未来的＂成功＂人士；相比之下，拥有漫长冬夜的北欧地区，父母们并未表现出育儿的焦虑，反而随性佛系地让孩子＂自由生长＂。这是为什么呢？
　　耶鲁大学国际与发展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研究了从中世纪到现在，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乃至中国和日本，不同国家和地区父母养育孩子的不同方式。持续存在的经济不平衡会导致富裕家庭和贫穷家庭之间的＂育儿差距＂日益加大，这进一步导致了社会流动性的下降以及来自底层背景儿童发展机会减少的不安前景。而相比之下那些经济发展更平等的国家，比如瑞典，风险相对而言较低，社会流动性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威胁。
　　在活动中，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教授将与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宋铮、特约主持亲子教育品牌＂常青藤爸爸＂创始人黄任共同探讨经济因素——如金钱、知识和时间是如何影响育儿实践的，以及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什么样的方式才是好的育儿方式。
　　【嘉宾介绍】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耶鲁大学国际与发展经济学教授。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西方最古老的大学，创立于1088年）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198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他的学术生涯包括在多所著名大学担任教职。他经常访问中国，中国也是他研究的重点之一；同时在清华大学担任访问教授。
　　他曾于2016年担任欧洲经济协会主席。他获得了许多奖项，包括被授予45岁以下最佳欧洲经济学家的Yrjö Jahnsson奖，以及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他也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并担任过多个编辑职位。目前他任经济学期刊《计量经济学》的联合编辑。
　　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经济增长与发展、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他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学（季刊）》等多家国际学术刊物。
　　宋铮，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杰出学人，香港中文大学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联合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杰出访问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和宏观经济学。
　　黄任，毕业于耶鲁大学，在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工作多年后转向教育领域，创办了知名亲子教育品牌＂常青藤爸爸＂，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向数十万中国父母传播科学育儿知识并推荐优质教育资源。近期于哈佛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
　　【本场活动相关图书】
　　作者：Matthias Doepke & Fabrizio Zilibotti
　　ISBN：9780691171517
　　这是一本有关国家经济状况如何影响家庭育儿观念的著作，本书作者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Matthias Doepke与耶鲁大学国际与发展经济学的Tuntex荣誉教授Fabrizio Zilibotti，在书中独辟蹊径地告诉我们——还可以用基础的经济学原理去解释为何我们会选择以某一种方式去养育孩子。
　　为什么中美的育儿模式是＂虎妈猫爸＂而北欧父母的教育模式是＂佛系养娃＂？
　　国家的经济状况能决定每一个家庭子女成年后的命运吗？
　　这本书虽不是精确到步骤的育儿指南，也不提供单一的正确答案，但却可以帮助你从更宏观的，也许你未曾想过的经济学视角，理解反思自己在育儿过程中何以做出的某类选择？同时，通过囊括全球各地各国跟你一样的同龄人们面临同样的情景会怎样做，本书帮助读者们了解＂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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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结束后会有作者签售环节，读者可以到现场购买或微店下单后带书到现场参加签售
　　书籍内容介绍部分来自公众号＂普林斯顿读书汇＂
　　《Love, Money, and Parenting》读后感(三)：专访耶鲁大学教授：拼爹与推娃的社会经济学丨文化客厅
　　＂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的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才可以不打报告……＂西方畅销育儿指南中的名言，如今也成为了不少中国孩子的心声。婴儿床、学区房、升级考、兴趣班……伴随着这场从出生就开始的育儿竞赛，＂虎妈猫爸＂也越来越流行。是什么造成了＂虎妈＂、＂直升机父母＂现象的盛行？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育儿方式又有什么差异？
　　6月15日，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建投书局共同主办了＂全球养娃经济学＂的讲座活动，邀请了耶鲁大学国际和发展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宋铮以及亲子教育品牌＂常青藤爸爸＂创始人黄任，共同探讨了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父母的育儿方式，以及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而言，什么才是最好的育儿方式。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与传统的解释不同，耶鲁大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育儿方式背后的经济因素。在今年出版的新书《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中，齐利博蒂通过研究全球各国在历史不同阶段的育儿模式演变，发现如今的育儿方式越来越趋于密集，育儿差距也越来越大。
　　在20世纪70年代，低学历和高学历的美国父母照顾孩子用的时间大致相同。如今，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超过每周3小时，高学历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一起抚育孩子，他们的教养方式也更有利于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或提升阶层。
　　自1975年以后，在全球范围内，父母在育儿上花费的时间在不断增长。资料来源于《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不同国家之间的育儿方式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为什么中美多是＂虎妈猫爸＂，而北欧则是＂佛系养娃＂？传统视角分析不同地区和国家背后的文化差异，比如不同的宗教观念、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等等。另外一些学者从现代化的角度进行解释，比如家庭的规模正在逐渐缩小。
　　地域和文化的影响固然重要，但耶鲁大学教授齐利博蒂认为也需要考察经济因素的影响。在齐利博蒂看来，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包括：其一，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其二，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在收入不平等和教育回报率比较低的国家，父母往往更宽容，而在收入不平等和教育回报率比较高的国家，父母可能会更热衷于＂推娃＂，并更倾向于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和黄任接受采访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宋铮曾是齐利博蒂的学生，他提及了自己在香港的育儿经历。他的孩子在香港的国际学校上学，来自欧洲的老师就曾这样教导孩子：＂你的父母这么努力工作才把你送到这里，你为什么还要怎么调皮？＂宋铮用这个诙谐的例子指出，欧洲老师和中国老师采用相同的教育方式，可见影响育儿观的不是文化背景的区别，而是收入差距、教育回报率等经济激励。
　　此外，＂推娃热＂的背后也存在着很多误区，宋铮也提到，很多家长听闻80%的大脑能力在孩子3岁之前就已形成，于是拼命地给幼龄孩童灌输知识。这些都是焦虑情绪误导的错误做法。
　　齐利博蒂的研究表明，＂虎妈式＂教育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奏效。但亲子教育品牌＂常青藤爸爸＂创始人黄任也提醒家长，＂推娃＂有用，但一定要注重＂推娃＂的方式。正如齐利博蒂所说，传统社会中的专断型家长会以命令的方式规训子女，而现代社会更普遍的权威型家长懂得运用技巧和理性，以说服的方式激励孩子迈向成功。
　　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齐利博蒂在2007年就到访过中国，之后在中国频繁参与学术活动，中国经济增长也是他的一个研究课题。
　　在访谈中，齐利博蒂解释了＂虎妈＂盛行和经济趋势的相关性，同时比较了不同国家育儿观的异同。对于中国育儿观，齐利博蒂认为中国家长并不是专断型父母。相比起让孩子听话，中国家长更看重教育孩子努力工作。他也肯定了中国高考制度的价值，但未来社会更需要有创造性的人才，这应当成为教育制度改革的方向。
　　Love、Money and Parenting（《爱、金钱和孩子》）作者：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马赛厄斯·德普克 版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9年2月
　　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造就了＂虎妈＂的盛行
　　新京报：当我们谈论养育方式的差异时，很少有人会想起经济学。你和你的合作伙伴为什么想用经济学来解释育儿现象？经济学中常常有＂理性人＂的假设。育儿问题可以看作是有目标的理性行为吗？
　　齐利博蒂：当我们用经济学来解释问题时，我们一般假设人们都有想要达成的目标。经济学大多数时候在解释，比方说，工厂怎么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但在这里，我们研究的对象是父母。对父母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钱。我们假设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他们的目标是让孩子开心。在这种情况中，金钱则是父母实现这个目标的限制。重点在于，想获得一个快乐的孩子有不同的方式，因为人生很漫长，不同人根据自己的期望，来选择把精力投入在童年教育，还是在年纪稍长以后。
　　新京报：《爱、金钱和孩子》当中有大量的数据分析，却是从作者的个人经历开始谈起的。个人经验对你的研究有什么帮助？
　　齐利博蒂：这本书既包含了数据样本，也容纳了个人体验。仅凭个人体验是无法充分论证观点的，因为社会经验因人而异。数据样本覆盖了多数群体，但它的问题在于数据样本有时候是浮于表面的，我们很难通过数据了解个体的具体情况。同时，使用两种资料，让我的研究兼备了深度和广度。而且，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在大体上是一致的。有些时候，人们会批评经济学家只会盯着死板的数据，这里我做了不同的尝试。
　　新京报：虽然你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但我听闻你对中国很熟悉，每年都会来中国两三次。同时，你也在欧洲多个国家居住过。在家长的育儿观上，中国和欧洲的最大差异是什么？
　　齐利博蒂：是的，我有一个20岁的女儿，她出生于瑞典。我们一家在瑞典、英国、瑞士居住过。另外，我是意大利裔，我的夫人来自于西班牙，所以我们也和其他欧洲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来过中国很多次，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我的研究课题之一。由于这个原因，我也和不少中国父母打过交道。
　　欧洲国家和中国的家长，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双方在教育上付出的努力。特别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中国父母就在考虑住在哪里，送孩子去哪所学校，等等。我在这当中看到了中国父母付出的巨大努力，但也感受到了家长们的焦虑情绪。
　　相比而言，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家庭教育更加放松，父母想让孩子拥有更快乐的童年。在这里，我想要澄清一点，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讨论中国家长是不是好父母。我们相信全天下的父母都爱孩子，而生活的环境不同导致了两者间的差异。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耶鲁大学国际和发展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访问学者
　　新京报：＂虎妈＂和＂直升机父母＂在育儿方式上有哪些特点？
　　齐利博蒂：＂直升机父母＂和＂虎妈＂都是当下流行的话题，但两者的定义也不完全相同。＂直升机父母＂时刻想要关注和影响孩子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虎妈＂则是那些非常用力＂推娃＂的母亲。我们的研究把这两者都归类为密集型（intensive）的育儿方式。
　　此外，我们也研究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育儿方式的演变过程，区分了三种历史上的形态：专断型父母、权威型父母和放任型父母。密集型的育儿方式更接近于权威型父母，这类家长在＂推娃＂时采用理性的说服方式，而不是强制的命令口吻。权威型父母属于曾经的一代，而密集型的育儿方式拥有当代特有的属性。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为了让孩子在学校获得更好的成绩，当下的家长在教育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美国，权威型父母（Authoritative）的孩子相比另外几种类型的育儿方式进入大学的几率更高。资料来源于《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如今＂虎妈＂盛行，部分上归咎于全球贫富分化现象的加剧。育儿观念为什么和经济走势有关系？你能向读者解释一下吗？
　　齐利博蒂：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西欧和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指标是比较低的。实际上，那时候可能是经济发展最平等的年代。那时的父母大多采取放任型的育儿方式。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母不太管孩子在做什么事。我小的时候经常闲逛一下午，晚饭时再出现在餐桌前。父母会了解我在学校的成绩，但并不要求我必须是班上最好的学生，这在那个年代很常见。
　　等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数据中观察到父母的育儿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父母愿意在孩子身上花更多的时间。同时，在这个时期，全球经济上的不平等开始加剧。比如，当时美国、英国的经济仍在增长，荷兰、西班牙等国的经济则开始停滞了。随着经济上的不平等加剧，越来越多的＂虎妈＂也开始出现。这是我们观察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当然，这两者的相关性也可能只是巧合，为了得出更准确的推断，我们接着考察了这一现象在不同国家间的差异。
　　自1980年以后，全球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不断加剧。资料来源于《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日本育儿观更接近北欧，美国父母也在＂推娃＂
　　新京报：不同国家之间的育儿观念的确有很大的差异。你刚才举的例子都是西方国家，你认为这样的假设是否同样适应于中国呢？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经济也没有如今这么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一代的父母也属于你所说的放任型父母吗？
　　齐利博蒂：让我先澄清一点，然后我们再回到中国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认为，专断型父母是比较传统的育儿方式，比如我的祖父母就对自己的孩子很严厉。等到上世纪60、70年代，很多西方家庭开始偏向于自由放任的育儿方式。而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之中，历史的环境是大不相同的，这里我们暂且不论。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按照全球的标准，如今中国的大多数家长也不能被归类为专断型父母。专断型父母追求的首要价值是孩子的顺从（obedience），而中国父母更喜欢认真工作（hard work）的孩子。
　　在研究80、90年代的育儿方式时，我们没有很多中国方面的数据。但我和不少同龄的中国朋友交谈过这样的问题，我的确发现，新一代父母确实在孩子教育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这种印象是同其他国家的观察相一致的。而且这种变化在于，新一代父母并不想成为专断型的家长，他们正在通过微妙的方式激励孩子努力学习以获得成功。
　　新京报：如今很多年轻一代的中国家长接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更愿意借鉴和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理念。我想，这也是很多父母对你这本书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你怎么看待这些向西方＂取经＂的中国父母？
　　齐利博蒂：中国父母真的很在意孩子的教育，同时这也带来了很多的焦虑和压力。当然，这样的用心是毋庸置疑的。家长们也在问，我们能从别人那里学到什么吗？
　　我觉得，我们未必能从其他国家的教育经验中学到很多，但可以尝试去理解不同人的想法。我不认为西方国家的父母比中国父母更好，他们只是根据自身的环境作出选择。
　　其实，美国父母也很热衷于＂推娃＂，也许不是表现在考试成绩方面，但他们很注重孩子参与课外活动，因为这和升学密切相关。在中国，你的孩子想进入北大、清华或复旦，只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考试。在美国，SAT考得高分只是第一步（部分原因是SAT本身很简单），他们还看重孩子在课外活动方面的表现。这就会出现所谓＂虚假性格＂的情况。我本人很喜欢社交，但我不会刻意地让我的女儿也这么做，我觉得这可能会冒犯到她。
　　新京报：从经济学的角度，金钱、时间、回报等经济因素决定了不同的育儿方式。但是，你们在研究中有没有考虑过文化差异对育儿方式的影响呢？
　　齐利博蒂：我们注意到了不同文化对育儿方式的影响，比方说中国的儒家传统和西方的基督教传统显然会对教育观念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我们的研究发现，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父母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这个假设即使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中也是成立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和中国。
　　此外，根据全球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父母在育儿问题上最看重的几个价值是顺从（obedience）、努力工作（hard work）、想象力（imagination）和独立性（independence）。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中国的育儿观念和美国、土耳其很接近，和英国也有相似之处。但很明显的是，中国和这几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大相径庭。
　　我曾以为中国家庭的育儿观和日本差不多，因为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日本家庭大多是放任型的父母，他们更看重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独立性。在育儿理念上，日本反而和欧洲更相近。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和中国的一大不同在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中国相比，日本的基尼指数很低，收入差距不是很大。我想，这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本土和美国亚裔在育儿观上的差异。这种判断并不是绝对的，但我们觉得经济还是很重要的因素。
　　齐利博蒂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育儿观更接近于美国、土耳其和英国。资料来源于《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在AI主导的未来，育儿竞赛会愈演激烈
　　新京报：中国有古训＂棍棒底下出孝子＂，西方也有类似的谚语（Sparetherod, spoil the child）。为什么专断型父母已经成为了历史，不再受到现代家庭的欢迎？
　　齐利博蒂：专断型父母的特征是，父母想要对孩子实现完全的掌控。父母不会想办法激励孩子自主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或是诉诸理性，说服孩子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而拼搏于当下。专断型父母仅仅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是不允许的。
　　专断型的育儿模式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首先，父母和孩子之间需要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系，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比较容易办到，很多孩子就在父亲的农场中工作。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打破了这种平衡，比如很多孩子上大学后，就和家庭离得比较远了。
　　其次，这还要取决于，父母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孩子设定人生的方向和道路。在传统社会中，＂子承父业＂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那时候没有很多学校帮助孩子发掘自己的天赋。在传统社会中，放弃接管父亲的农场常被看作是非常冒险的行为。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父母直接告诉孩子做什么是非常自然的事。
　　我的父亲曾在国家电视台担任技术人员，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但等到电视台开始使用卫星技术后，我的父亲就被淘汰了。他的职业技能对我毫无帮助，我不可能继承他的事业。科技发展对社会的改变如此迅速，像社交媒体这样的新事物，我的上一辈人根本就没有想到过。
　　我觉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分工。在传统社会中，男性在外打工，养育孩子的责任全部在女性身上。以前很多体力活如今转变为了脑力工作。男性在力量上更有优势，但全球数据显示，女孩子在学校的表现通常比男孩子好一点。这也造成了教育理念上的性别歧视，比如我的母亲就喜欢念书，但她的父母认为女孩子读书是毫无意义的。
　　新京报：说到育儿上的性别歧视，中国一些地区的农村家庭还是有很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你在书中也提到了计划生育政策对育儿带来的压力。
　　齐利博蒂：是的，这些过时的理念往往还存留在偏远地区和农村。但我觉得未来的育儿观在性别上的歧视会越来越小。技术的进步让更多的女性得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等到职场上的性别歧视逐渐缩小，我觉得大多数家庭也不会刻意挑选男孩来养育。
　　有学者做过一项研究发现，上世纪60年代家用电器的出现改善了性别平等，因为家用电器大幅减轻了女性的家务压力，女性有时间出门工作。所以说，技术的进步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对待性别的观念。
　　新京报：对热衷于＂推娃＂的中国＂虎妈＂，你有什么建议吗？
　　齐利博蒂：这种现象正在发生，但我认为，家长们的确可以使用各种方式的＂软技巧＂（soft skill）来激励孩子获得成功。年轻一代的父母很擅长这些技巧，他们自己就是这么被教育长大的。对于年纪很小的孩子，讲道理可能不管用，有时只能用威吓的方式。但在＂推娃＂的过程中和孩子保持愉快的关系还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家长们也应该留一点空间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当孩子每天做十五六小时的功课时，这就完全不可能做到了。我会花时间思考孩子喜欢做什么，指引她看喜欢看的书之类，这些跟学校成绩完全无关。
　　新京报：根据你的观察，未来的育儿模式会发生明显的转向吗？还是说，经济趋势会进一步地扩大不同背景之间的育儿差异，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齐利博蒂：我觉得是后者。一个原因在于，技术的发展对人的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方说，人工智能的大规模生产将会严重地冲击就业市场。在未来，机器自动化将大范围地取代低技能的工作岗位，比如餐厅的服务员。你要想获得一份收入不错的职业，就必须拥有更好的教育背景。
　　另一个问题是，教育制度和机构如何参与并改变这样的趋势？未来的社会更加强调独立性和创新能力。中国在一些方面的原创能力有目共睹，但在别的领域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当前中国教育体系的问题在于它创造了太多的同质性。高考测试的是人们的一些核心能力，中国学生非常非常了解这些内容，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生都要了解得多，但是他们为此也付出了代价。
　　我认识不少中国学生，我最好的学生当中也有中国学生。中国学生特别擅长数学，这是其他地区的学生远远比不上的。但中国学生不擅长提出想法，而我女儿的学校从小就要求她们起草各种活动的方案。如何培养更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应该是未来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编辑：李妍；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Love, Money, and Parenting》读后感(四)：＂虎妈有理＂
　　原载于公众号小花生网，发在这里供存档，侵删
　　耶鲁大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最近出版的新书《爱、金钱和孩子（Love, Money & Parenting）》，是一本＂育儿经济学＂著作，用经济学解释了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育儿现象。 这本书的主题很新，观点也很有趣。各国各民族育儿方式的不同，传统上被认为是不同文化背景造成的。而在本书中，作者的观点是：父母的养育风格，其实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是收入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和教育回报（return on education）。
　　换句话说，收入差距越大的社会，父母越倾向于＂鸡娃＂；教育回报率越高，父母也会越倾向于＂鸡娃＂。文中纵览了世界各国的情况，可以看出，美国、英国和咱们中国，＂鸡娃＂的倾向最强。
　　经济学家写作，例证、数据和分析都特别充分。本文虽然有点翻译腔，仍值得一读。推荐！
　　本文摘录自新书《爱，金钱和孩子》，由小花生网编辑整理，略有删改，转载需获授权。
　　本文会从经济因素出发，解释为什么养育子女在各国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各国在诸如政治历史、种族多样性和文化等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每一个方面都可能在养育子女方面发挥作用。当涉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似乎很自然地认为当地代代相传的文化和传统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相比之下，经济因素究竟有多重要？
　　育儿经济学实际上非常成功地预测了全球不同国家的父母的行为方式。我们发现，许多父母的选择最初看起来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最终还是归结于经济条件。经济不平等程度再次成为焦点。
　　根据我们的经济激励理论，在更加平均的社会中，比如北欧国家，父母应该表现得更加放任。与之相对的，＂虎爸＂＂虎妈＂和＂直升机父母＂应该在高度不平等国家更为常见。育儿经济学也预测了它们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在不平等程度上升较快的社会，父母应该更倾向于密集型（特别是权威型）；在收入分布变得更为平均的社会，父母应该更倾向于放任型。如果所有社会都变得更加不平等那么在不平等增长更快的社会中，密集型教养方式应该会更快得到普及。我们将看到实证证据与这些预测十分吻合。
　　不同国家的育儿价值观: 想象力、独立性以及勤奋
　　我们使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的数据检验了教养方式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世界价值观调查是斯德哥尔摩的一些社会学家用于研究文化价值观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影响的一项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覆盖了一系列关于家长认为对于抚养孩子而言最重要的价值观问题。）
　　调查问卷询问了人们认为最重要的孩子在家中需要学的态度或价值观。受访者可以从菜单中最多选择5个值，包括独立性、勤奋、责任感、想象力、对他人的宽容和尊重、节俭、决心和毅力、宗教信仰、无私和服从。本文中，我们关注的是想象力独立性和勤奋，其中勤奋与密集型教养方式（更具体地说是权威型教养方式）有关，而注重想象力和独立性是放任型教养方式的特征。
　　表1 根据父母响应程度和对孩子选择的干预程度，对不同教养方式的分解
　　通过观察这些育儿价值观如何随着国家的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可以检验我们的预测是否正确，即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密集型教养方式应该更受欢迎。表2根据基尼系数分别列出了每个国家中选择了想象力、独立性和勤奋的受访者比例。基尼系数是收入不平等的标准度量方式，基尼系数越高表明不平等程度越高。
　　表2展示的规律是惊人的。在高不平等国家，许多父母会强调勤奋是孩子需要具备的重要价值观，而在低不平等国家，父母则更重视独立性和想象力。
　　我们首先来看对于勤奋的选择情况。65％的美国人认为勤奋是一种重要的美德，而在北欧国家这一比例可以低至11％-17％。同样，低于30％的德国父母们赞赏勤奋的价值观。这与我们认为德国人努力勤勉的刻板印象（马赛厄斯认为被夸张了）不符，但是和德国很低的不平等水平是相一致的。
　　在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比如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父母对于培养勤奋的孩子的热情不如美国的父母，但比德国和北欧国家要多。有少数几个国家不完全和一般规律相符比如，法国和西班牙的孩子普遍被灌输勤奋的观念，尽管这两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是中等。我们将在之后回到这些例外情况。然而，主要的规律是强烈的正向关联：一个国家越收入不平等，父母越认为孩子应该具备勤奋的美德。
　　表2 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与不同国家（以及中国和俄罗斯）中选择了想象力（a）、独立性（b）和勤奋（c）的父母的比例
　　相反的规律出现在对于独立性的选择中。北欧的父母认为培养独立的孩子非常重要，特别是挪威人，93％的挪威父母将其视为排名前五的价值观。中欧的父母也重视独立性，而只有一半的美国的父母将其列为五个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父母高度重视独立性的另一个国家是日本。这对于东亚父母来说似乎是特别的，我们稍后会讲到这一现象。
　　与独立性相似，大部分北欧父母都高度重视想象力。相比之下，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选择想象力的父母要少得多。例如，不到1/3的美国的父母将其单独列出。土耳其也是如此，它也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国家。意大利是这些国家中想象力受到赞赏最少的国家，尽管意大利历史上充满了伟大的诗人发明家和艺术家。
　　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转型后，它们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变高了。在这两个国家，父母的态度都符合我们的假设：90％的中国和俄罗斯受访者称颂勤奋，而只有15％的俄罗斯人（比意大利得分低）和23％的中国人青睐想象力。
　　总之，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结果，即经济不平等确实是各国选择更宽松或更密集的教养方式的关键决定因素。在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如德国、荷兰和北欧国家），父母们明显更重视孩子独立性和想象力，我们将其与放任型教养方式联系起来。勤奋在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很受欢迎。
　　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人们不应该将宽松的教养方式与忽视的教养方式混为一谈。我们的论点并不是美国或中国的父母比欧洲父母更好或更糟。不同的教养方式有利有弊，其适用性因经济环境而异。
　　可以说，宽容但有爱心的父母最终可能会有更快乐和更独立的孩子，尽管他们可能不太愿意面对全球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对各国儿童福利进行的一项研究将荷兰儿童列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儿童。（在我们世界价值观调查样本中的国家之中）紧跟在荷兰后面的分别为挪威、芬兰、瑞典、德国、瑞士和丹麦。这些都是不平等水平较低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父母重视独立性和想象力，并且不太执着于对孩子灌输严格的职业规划。
　　荷兰：正常点，已经够疯狂了
　　在荷兰，＂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的父母鼓励孩子们独立。例如，孩子们从小就被要求自行准备午餐并学骑自行车。与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对勤奋的重视程度较低相一致，人们很少听到荷兰的父母敦促孩子小小年纪就要取得成就或对他们的孩子是神童表示兴奋。与＂虎妈＂的精神相比，在＂正常点，已经够疯狂了（doe maar gewoon， dan doe je al gek genoeg）＂的信条下，他们相信脚踏实地、安于当下的价值观。
　　宽松的标准全面适用于亲子关系。荷兰父母不会时刻监视孩子。游乐场通常位于咖啡馆或餐厅旁边，父母在那里聚会和聊天，而他们的小孩则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起玩耍。父母甚至容忍一些冒险的行为。只有不到30％的荷兰儿童在城市骑行时戴头盔，这远远低于欧洲的平均水平。
　　学校的规章也反映了这种宽松的育儿文化。在荷兰，10岁以下的儿童没有作业。在低年级中，学生之间几乎没有竞争，而不及格也十分少见。这种闲散的教学方式似乎并不妨碍他们取得好的学业成就。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2015中，荷兰学生是欧洲表现最好的学生之一。在数学考试中，他们的成绩仅次于瑞士，在欧洲排名第二。在数学和科学考试中，荷兰的低分学生的比例始终小于美国。
　　参加PISA的所有国家中，荷兰的小学生报告的生活满意度最高，与韩国、日本和中国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孩子的成绩强于荷兰，但报告的幸福水平更低。
　　瑞典：户外小憩，让孩子们成为孩子
　　像荷兰人一样，瑞典人也一心关注孩子的福利。瑞典父母不是独自战斗，换言之，他们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父母有权享受共16个月的带薪育儿假（父亲假或母亲假），但规定一方不能休假13个月以上，这一措施旨在促使父母双方（特别是父亲）全心全意陪伴孩子。父亲假或母亲假的权利一直可以延续到孩子七岁。许多父母在他们的法定权利之外还选择休无薪假期。这种慷慨的育儿假政策鼓励年轻人生孩子。毫无疑问，瑞典是整个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休假只是支持家庭的众多社会政策之一，政府还大量补贴日托班和幼儿园——事实上这些机构几乎是免费的。超过80％的适龄儿童就读于学前机构。
　　除了体育运动之外，有组织的课外活动在瑞典很少见。来自意大利的权威型的玛丽亚和法布里齐奥把诺拉半强迫地送到了一位严格的东欧职业教师那里上钢琴课。来上课的孩子都有不同的国家背景，而其中的大多数来自亚洲。诺拉的成就让她的父母感动、自豪。然而，瑞典朋友们常常会对这样高压的父母皱起眉头，而非对他们的小神童表示羡慕。
　　在瑞典，大多数家长不逼迫孩子去上音乐课，或者给他们报名为＂小数学家们＂准备的课程。同样，幼儿园明确不会提供正式的教学，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孩子7岁前不被强制上学（像其他北欧国家一样），尽管如此，人们总是听到父母对他们的8岁的小宝贝被迫进入正式入学阶段表示极大的担忧，有些父母甚至要求更晚开始上学。这些父母都是杞人忧天：甚至在正式入学阶段，瑞典的课堂也完全不能说是正式的。孩子们经常休息，经常可以自己决定是坐在桌子旁还是在教室里闲逛。而在意大利人眼中，把这样的课堂描述为＂受控制的混乱＂也不为过。
　　在瑞典，孩子们在小时候经常参与户外活动。这可能听起来不可思议，因为瑞典的天气不是很宜人。在寒冷的冬天，穿着暖和的婴儿喜欢在外面打盹并且很容易适应寒冷。瑞典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毕竟，瑞典的儿童死亡率是世界上最低的。
　　玛丽亚和法布里齐奥无法接受所有的瑞典风俗。例如，他们的一些朋友为孩子报名了森林幼儿园，那里的孩子一年四季都在户外玩耍，只有当天气条件变得恶劣时才有基本的庇护所。当他们热心的朋友解释说，在这些学校上学的小孩子会接触到更少的细菌并且不那么经常生病时，玛丽亚和法布里齐奥礼貌地点头，但仍然选择了更传统的室内学校。
　　北欧的人们大多数比较随和。然而，当涉及育儿时，他们总是怀抱坚定的信念。他们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教养方式都有点儿疯狂。比如当时，玛丽亚和法布里齐奥决定要搬到瑞士的德语区。在这一过渡期，他们考虑让诺拉转学到斯德哥尔摩的一所德语学校就学一年，以便让她适应这种转变。他们的朋友认为这是个糟糕的主意。显然，北欧人认为德国父母和德国的教育体系属于残忍的专断主义。
　　德国和瑞士:（某种程度上）宽松的父母
　　北欧人的观点当然比较夸张。德国父母可能某种程度上比北欧父母要严格，但是对于教养方式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育儿习俗。美国人看待德国人的教养方式可能完全不同。
　　比如，一篇在《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提及了一位移居柏林的美国妈妈的视角:＂所有的德国父母都聚在一起，喝着咖啡，而对他们在沙坑上20英尺处的木头龙上挂着的孩子们毫不在意。那堆软海绵垫到哪里去了？责任通知呢？人身伤害律师在哪呢？＂
　　文化冲击不止于此。美国妈妈惊讶地意识到，德国的幼儿园不注重学业，德国父母也不敦促他们的学龄前儿童读书和写字。最大的冲击是学校里各个年级的孩子都在无人护送的情况下步行上学，并在社区里到处闲逛。故事结尾，美国妈妈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神色，终于决定让她的女儿独自去面包店……但同时一直在阳台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瑞士的教养方式也相对宽松。当地文化中并没有过度育儿的概念。在2015年5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标题富有暗示性的文章，《在瑞士，父母旁观；在美国，父母监视》。一位住在美国的瑞士母亲在自助餐厅里目击了自己的女儿和一位年纪更小的男孩发生了冲突。像一位典型的瑞士母亲一样，她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去干预这样不起眼的＂小插曲＂，并倾向于让孩子独立寻找解决冲突的方式。随之而来的是男孩＂控制狂＂母亲的惊骇反应，指责她事不关己的态度并且要求向她和她的儿子郑重道歉。
　　＂独立性＂在瑞士的育儿文化中排名很高。上小学的孩子们在没有大人监护的情况下与其他孩子一起步行上学，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也是如此。瑞士政府也努力确保道路安全，道上到处都是标志警告司机学校就在附近。驾驶方式被要求迁就教养方式（对鲁莽驾驶的惩罚是十分严厉的）！
　　然而，瑞士孩子更为放松并且压力更少的断言需要一些限定，至少是年龄上的限定。尽管孩子一直到小学低龄阶段都可以享受轻松的童年，随着他们升入高年级，压力水平也会上升。正如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在瑞士孩子们需参加高中入学考试，这一考试会将学生分配到学术型或职业型的高中。这场考试是一个转折点，也是瑞士家庭的主要压力来源。
　　在苏黎世地区，考试在六年级，即孩子12岁时举行。许多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高难度的预备课程，并花大量时间辅导他们读书。高中入学考试的那一天也极具戏剧性。一群备受煎熬的家长在考试地点等待着，试图从走出考场的孩子的表情中读出成功或失败。这一例子表明，除了经济不平等之外，制度特征，比如教育体系的设计也会影响教养方式的选择。利用经济学可以预测:＂定终生式＂的考试提升了教养的重要性，也因此为使用密集型教养方式提供了激励。
　　在英国人气不断增长的过度育儿
　　主流教养方式的差异并不仅仅反映了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文化分流。不是所有的欧洲人相信宽松的教养方式可以培养独立性和想象力。
　　在2016年1月，在卡梅伦政府由于脱欧公投倒台的几个月前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于伦敦北部伊斯灵顿向一群父母致辞。在致辞中，他呼吁父母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们采取＂虎妈＂的教育观念，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向孩子灌输勤奋的美德。公立学校应该传达蔡美儿＂不断努力，相信自己，屡败屡战＂（ try hard， believe you can succeed， get up and try again）的信念，而非一种＂所有人都应获得奖励＂的文化。用他的话来说＂坚毅是成功的核心，…无论你多聪明，如果你不相信持续的努力和专注，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从失败中站起来，你将无法发挥你的潜能。＂
　　他关于道德价值观的富有激情的演讲没有触及录取条件苛刻的精英私立学校，比如卡梅伦先生自己就读的希瑟塘预备学校（ Heatherdown Preparatory School）和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在成功中扮演的重要性。
　　尽管没有展示故事的全貌，卡梅伦先生也可能不过是多此一举。英国人的教养方式，特别是在那些教育程度更高的阶级，比德国人和北欧人都要更为密集。在英国，＂直升机育儿＂的人气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高速增长。就像许多美国家长所做的那样，越来越多的英国父母在孩子的大学选择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并陪他们去参观校园。
　　这一新兴潮流发展如此深远，以至于现在大学的访问日面向潜在学生的家长的程度和面向学生的程度一样多。在访问日，家长越来越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为了对抗这种趋势，大学通常会同时为家长和学生安排单独的宣讲，以避免家长＂擅自参加＂学生的宣讲活动。曾经有过这样的趣闻，不期而至的母亲们出现在为硕士生准备的聚会中，以期和教授们讨论她们二十多岁的孩子的进展。
　　有趣的是，英国父母育儿态度似乎是1998年通过《教学和高等教育法案》（Teach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Bill）时开始发生转变的，这一法案提高了学费，并废除了学生的助学金，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经济状况调查贷款制度（ means-tested loans）。从此以后，高等教育每年的费用从1000英镑增加到9000英镑，并且顶尖学校的竞争也愈演愈烈。
　　在改革之前，一般大部分学生能获得助学金（比如，大学讲师的工资水平就足以让她的孩子满足接受助学金的条件）。相比之下，在新制度下，许多中下阶层的父母根本无力承担让孩子放弃学业或在几年后改专业或转大学的费用。他们也不能让孩子选择不太可能带来相对高薪而稳定的工作的专业。换言之，改革后经济因素更重要了，在教育方面这些因素重要性的上升与＂直升机育儿＂的大行其道是并行的。
　　中国：我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
　　如果你在寻找一个将密集型教养方式常态化的国家，那就是中国。在美国，蔡美儿相信来自中国的父母比西方父母更关注孩子的学业成就:＂中国家长大约每天花十倍的时间对孩子进行学业训练。相比之下，西方的孩子更有可能去参加运动队。＂
　　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印证了这种严格的中式育儿文化的传统印象（见表2）。90％的中国受访者肯定了勤奋的价值（美国为65％，瑞典仅为11％）。
　　根据《中国日报》一项调查，蔡美儿推崇的严格育儿方式在中国很受欢迎。＂在1795个受访者中，94.9％的受访者认识那些是严格母亲的女性，55.1的人赞赏蔡美儿的教养方式＂，只有＂18％的人说‘虎妈’剥夺了孩子的童年乐趣＂。在这篇文章的报道中，一位北京大学教育学教授表明，这种教养方式的优点使得孩子更聪明，他们为未来的激烈竞争做了更充分的准备。
　　在中国，＂虎妈＂的神话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成为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的主题。这部电视剧由著名演员赵薇和佟大为主演。三位主人公分别为毕胜男（＂虎妈＂）、罗素（丈夫）和茜茜（他们五岁的女儿）。毕胜男（在汉语中意思是＂比男性还出色＂）是一家成功企业的高管。她意志坚定、严格，并准备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引导女儿走向成功。相比之下，罗素是一个更放任的爸爸。这个喜剧性的故事围绕着两位家长之间的纠纷展开。
　　胜男决定出售他们居住的复式公寓，购买一套每平方米9万元（14000美元）的老破小学区房。当罗素和他的家人试图阻止她进行200万元的抵押贷款，因为这将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时，胜男讲述了她的故事：她的父亲很穷，但他把大部分钱花在了她的教育上。多亏了这一点，她可以去最好的学校，并最终获得事业上的成功。
　　尽管她的家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茜茜仍然没能够进入梦寐以求的学校，由于录取规则的变化，只有来自学区并居住两年以上家庭的孩子才可以被优先录取。胜男没有放弃，她没有把女儿送到普通小学，而是让女儿推迟一年入学。然而，在中断期间让茜茜放任自流是决不可能的。胜男辞去了她的工作，并强迫女儿接受超高强度的家庭教育以及日常体育锻炼，还给她报名了绘画和音乐课。胜男从未犹豫:＂我们的事业可以被牺牲，但女儿的未来不能。我们活着是为了女儿。＂
　　胜男是全心全意的传统中国母亲形象的缩影，她认为勤奋是成功的途径。—这一信念反映在中国父母对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回答中。胜男在教育上可以做到毫不留情。有一天，茜茜没有完成作业，因为奶奶带她出去了一整天。当胜男晚上回家时，她把女儿从床上拉下来，逼迫她完成家庭作业。
　　这仅仅是一个虚构的电视剧的夸张手法吗？不完全是。有一天，法布里齐奥充满钦佩地向一位中国朋友问起他的钢琴天才女儿，＂所有这些天赋从何而来？＂这位朋友认真地回答说，他相信他的女儿不比她的许多同学更有音乐天赋；她只是愿意比其他人花更多的时间练习。许多中国父母都同意那句据称来自爱迪生的名言:＂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
　　中国父母的教育方式支持我们的育儿经济学理论。由于不平等程度在今天的中国相对较高，而教育在父母的眼中也非常重要。
　　最后，正如胜男对自己生活经历的描述一样，勤奋是跨越阶层的有效手段。对国内的学生而言，成功之门是高考，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考试，每年有900多万考生参加高考以进入高等学府。在高考中的优异表现能够让学生进入顶尖大学，而糟糕的成绩则可能让孩子失去任何就学机会。
　　这与美国相反。在美国，精英学校的录取不仅仅与平时成绩和测试成绩挂钩，还取决于其他因素，比如课外活动和社会经济背景。在中国成绩决定了一切。
　　我们是否可以断言，经济不平等和教育的高度重要性能够完全解释中国式的教养方式呢？虽然我们认为这些因素非常重要，但我们认为中国式育儿在某种程度上植根于古老的文化传统，而非当前的经济条件。比如，传统对权威和等级的尊重可以解释中国式育儿向专断型教养方式的偏向，这种偏向将中国式的密集型父母与类似经济社会状况的西方国家的父母区分开来。用蔡美儿的话来说:＂中国父母相信他们知道什么对孩子最有利，因此会忽视孩子的欲望和偏好。＂
　　日本：让可爱的孩子踏上旅途吧
　　日本的育儿文化与中国相映成趣。尽管中国和日本如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但它们历史上有许多共同的文化特征。比如，教育和学业成就在中国和日本都受到极高的尊重。对于父母和老人的尊敬也是两国共同的重要传统价值观。因此，如果我们相信传统文化因素是决定教养方式的主要因素，那么我们在两个国家应当看到相似的育儿行为。
　　然而，当下日本的经济情况与中国很不同。首先，尽管中国在过去20年间经济增速比日本要快得多，日本却更为富裕（日本的人均GDP比中国高2.5倍）。更重要的是，收入不平等在日本比在中国要低。日本的基尼系数也比美国低，介于德国和英国之间。与这些经济差异一致的是中日之间育儿价值观的差异。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日本的父母强调勤奋的程度远低于中国父母。相比中国的90％，只有1/3的日本受访者把勤奋作为育儿中最重要的价值观。相反，日本父母把想象力放在了更高的位置。因此，中日的分歧与我们经济学理论的预测完全一致。
　　然而，当我们谈到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的重要性时，中日育儿文化达成了共识。独立性被76％的中国受访者以及超过80％的日本受访者列为非常重要的价值观，远高于美国，在美国这一比例是56％。
　　对于独立性的强调可以用一句日本谚语来概括:＂子旅ㄝ上＂，翻译成中文就是＂让可爱的孩子踏上旅途吧＂，或者更直白但准确地说＂让亲爱的孩子独自旅行＂，这一日本谚语描绘了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的重要性。日本的孩子很小就在没有大人监护的情况下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为父母跑腿，比如去杂货店买东西。
　　日本育儿文化中抚养独立孩子的重要性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日本有一个名为《我家宝贝大冒险》（打加）的电视节目专门拍摄小孩子们的第一份差事（比如，哥哥和妹妹第一次出门买菜）。这一真人秀在日本的电视台播了25年多。为什么独立性在日本父母中这么受欢迎？或许是因为日本文化中存在极强的社会信任和社区意识。此外，日本的犯罪率非常低，孩子们很早就被教导，他们可以在需要帮助时依靠其他社区成员。
　　尽管日本的父母不像中国的父母那样执着于努力可以获得回报的信念，密集型教养方式仍然在扩张，特别是对于支持孩子的教育上。日本人长期以来很关心教育。母亲负责确保孩子的进展，＂说教妈妈＂（教育ママ）一词多年来被用于指代这一角色。一个研 究团队研究了日本的母亲和孩子的学龄前老师以及小学老师的关系，并得出结论，20世纪60年代传统的比较内敛并支持学校的目标和教学方式的＂说教妈妈＂们，到今天逐渐演变为在各方面干预孩子生活的＂魔鬼父母＂。＂魔鬼父母＂们常常和学校老师发生冲突，他们责怪老师的教学无法达到家长的预期。
　　专断型育儿在欧洲遗脉：法国和西班牙
　　目前，我们讨论过的国家对于教养方式的选择都与我们理论的核心相吻合。我们现在转向两个挑战更大的欧洲国家：法国和西班牙。
　　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显示，虽然他们对勤奋的态度与我们的理论预测的大致吻合，但法国父母重视独立性和想象力的程度远低于他们中等不平等程度所对应的水平。相反，服从的得分很高，43％的受访者将这一价值观列为5个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这比德国（17％）、瑞典（17％）和美国（30％）的比例要大得多。西班牙与法国相似，42％的父母相信服从是重要的。
　　法国和西班牙父母向专断型的转变也反映在他们普遍接受体罚上。尽管近年来两个国家推行了不同的法律，体罚在西班牙从2007年起成为非法行为，而在法国直到2017年还是合法的。然而，两个国家的父母都承认这种手段被广泛使用。一项在5个欧洲国家（瑞典、奥地利、德国、法国和西班牙）进行的调查，访谈了5000名家长对于使用体罚的看法。超过一半（55％）的西班牙父母称曾扇过孩子巴掌，80％的父母打过孩子屁股，7％的人曾经用工具打孩子。法国父母，这些比例分别为72％、87％和5％。
　　教育回报率的影响
　　可以说，不同教养方式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孩子的教育成就。由于我们的论点是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孩子的经济前景，我们应该看到父母干预的强度会随着教育的经济利益的增大而增加。特别是，我们预期看到父母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国家中不那么放任，尤其是在教育回报率高的国家中，更倾向权威型。
　　教育的回报率与一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相关，但不尽然相同。如果教育回报率很高，即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者比其他人获得的回报要多得多，将会导致不平等。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不平等的来源（例如财富的初次分配）对育儿的直接影响则较小。因此，通过观察教育回报，而不仅仅是宽泛的不平等水平，我们或许能够更清楚地聚焦于育儿行为背后的激励机制。
　　不幸的是，比较各国的教育回报率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经济学家计算教育回报率的标准方法，是将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的收入，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收入进行比较，或者通过观察增加一年的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来进行比较。
　　但是，如果想要捕捉各国教育的经济利益的差异，这两项措施都有局限性。在一些国家（例如瑞士），职业培训很重要。接受不同类型的职业培训的工人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不平等，并且不同专业的录取是竞争性的，这并不反映在教育年限的回归中。
　　同样，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与排名低的大学相比，就读于精英大学的人有很高的收入溢价。被排名高的大学录取的额外收益没有被包括在教育回报的标准度量中，然而这很重要，因为在其他国家（如德国），不同大学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跨国分析中教育回报率与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仍然与我们的理论相吻合。我们使用了世界银行最近一项研究中收集的教育回报数据。表3显示，在教育回报率较高的国家，父母更倾向于权威型和专断型，而在教育回报率较低的国家，父母更多为放任型。
　　表3大学与研究生教育的回报率与各国家采取不同教养方式的父母的比例
　　有趣的是，教育回报率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在法国和西班牙这么少的父母是放任型的。如前所述，这一现象令人费解，因为这两个国家都不存在非常高的不平等。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国和西班牙的教育回报率是欧洲最高的。教育回报率可能是法国和西班牙父母比其他欧洲国家的父母更为咄咄逼人的原因之一。其他欧洲国家的教育回报率相对较低，例如北欧国家，或与法国和西班牙在文化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的意大利。
　　我们再次强调，我们不持有任何价值判断。勤奋可能对经济增长有价值。然而，教育的高度重要性和密集型教养方式可能通过限制自发性、创造性，以及整体上降低了孩子的福利，而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有趣的是，瑞士和瑞典这两个拥有强有力的制度和民权保护、盛行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国家，在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中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