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虽然在刘备拿下汉中后实力一度达到鼎盛,但和吴魏相比还是处于劣势。而且此后关羽败走麦城,导致荆州失守,刘备伐吴失败蜀军元气大伤,这一系列的事件都让蜀国承受了严重的打击。其实蜀国农业要弱于吴国和魏国,这也是为什么诸葛亮北伐总是会受限于军粮,如果魏军将目标直指蜀军后勤,恐怕会给诸葛亮带来很大的麻烦。诸葛亮明知粮草是远征的基础,为何还要在粮草不足的情况下强行出征呢? 蜀汉是三国当中公认的实力最弱的一方,这与蜀汉根基太浅有很大关系。 在粮食、人口决定国力的年代,蜀汉政权最缺的恰恰是人和粮。早在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即采纳韩浩建议,在许昌一带屯田(由士兵开垦荒地,耕战一体),为曹操后续的一系列征战奠定了农业基础,这也是后来曹魏能够强盛的根源。 孙策在建安五年(200年)平定江东后,也致力于发展生产。到黄武五年(226年),东吴已在全境设立屯田都尉,保障了吴军的粮草供应。 与魏、吴相比,刘备起家最晚。建安十三年(208年)占据荆州五郡后才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但却并未实施屯田。这是因为荆州地处四战之地,纷乱的环境和不间断的对外用兵,使得刘备根本无暇分出兵力屯垦开荒。 此后的夺益州之战、汉中之战甚至包括吴蜀夷陵之战,刘备采取的都是"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竭泽而渔战术,虽然创下了蜀汉基业,却也付出了惨痛代价。 汉中之战,作为取胜方的刘备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曹操在撤退时已将汉中全部人口迁走;夷陵之战更是让蜀汉葬送了数万丁壮,这对于原本就起步较晚的蜀汉政权而言,可谓雪上加霜。 所以,诸葛亮主政时,接手的其实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正如他在《出师表》中描述的那样:"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按照常理,在连续经历数次军事重创之后,蜀汉应该充分利用蜀中易守难攻的地理条件,发展生产,打好根基,特别是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最适宜发展屯田。这也是历朝历代重农抑商而后强盛的必经之路。 但是,蜀汉的屯田开始却非常晚,直到建兴十二年春(234年),诸葛亮才在五丈原屯田,这已是其北伐末期。显然,这次屯田仅仅是为了与司马懿长期对峙而采取的临时措施。而下一次屯田,则要到景耀五年(262年),但这次也是姜维为避祸黄皓而采取的临时之举。 蜀汉不屯田,难道是因为成都平原的粮食产量足够支撑10万大军脱产作战吗? 答案是否定的,魏蜀吴三国当中,人口最少的是蜀汉。以蜀汉灭亡前夕的人口数据为例,在籍人口94万,带甲将士和官吏却多达14万,这其中固然存在未纳入册籍的隐匿人口,但在籍人口是蜀汉征收赋税的依据,刨除老弱,蜀汉农业供养比例接近5:1。 建兴十四年(236年)、延熙十年(247)、延熙十七年(254),蜀汉数次将从魏国掳来的人口安置在广都、新繁、绵竹,也佐证了成都平原民力不足,存在大量荒田。此外,无论是诸葛亮兵出祁山还是姜维发兵陇西,均饱受粮草不足之苦。 既然蜀汉的农业根基远远弱于魏吴两国,诸葛亮又拿什么去支撑北伐呢? 1984年,考古工作者意外发现了东吴左大司马朱然墓,在出土的钱币中,考古队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6000枚钱币当中,只有极少数为东吴大泉钱,多数则是蜀汉太平百钱。 无独有偶,在清理其它东吴墓葬时,整理出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平均不超过十枚,反倒是蜀钱大量出土。这也就意味着,蜀汉钱币大量流入了东吴。 三国时期,吴蜀结盟,两国开展贸易往来实属正常。史载:东吴从蜀汉大量购买蜀锦和马匹。对此,诸葛亮曾言道:"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据《蜀都赋》记载,蜀汉仅成都一地,就集中了织工七万六千人。 但是,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却并未在蜀地发现吴国钱币。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如果蜀汉大量输出产品,那么是不可能同时输出货币的。 所以,蜀汉必然是从东吴进口了某种物资,《三国志》载:"吴亦资西道",没有说明是哪种物资,但唯一的可能只有蜀汉最缺的战略物资—粮食(蜀地铜铁盐均可自足)。 按照经济学理论,蜀锦的附加值大于农产品,剪刀差可以让诸葛亮用最少的人口投入,迅速获得最大的回报。无怪乎《蜀都赋》描绘下的成都是"罗肆巨千,贿货山积……枸酱流味于番禺之乡"的繁荣景象。 这也解释了为何向来重视农业的诸葛亮,反而将大量原本用于农业生产的人口用于织造上,就连诸葛亮自家也种植了八百株桑树。可见,诸葛亮"决敌之资,惟仰锦耳"是十分高明的经济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