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中国禁娼史揭秘古代如何扫黄灭娼

　　春秋时期管仲设＂内闾＂，国人＂非之＂
　　有不少性学家认为，人类最早的性工作者出现在公元前594年，当时古希腊雅典城邦第一任执政官梭伦创设了＂国家妓院＂。实际上这个＂最早＂应该属于中国古代女子，早在公元前645年的春秋时期，在今山东境内的齐国，便出现了一批性工作者。当时齐国上卿管仲在齐桓公的宫城中设立＂内闾＂，一次就安排了多达700名女子入住其中。＂内闾＂也称＂女闾＂，即官办妓院，比梭伦所设的国家妓院早了半个世纪。梭伦创设国家妓院的目的，是为控制和减少当时雅典城内日益严重的淫乱现象，而管仲则是为了增加齐国的中央财政收入，＂以充国用＂。所以，不论是动机上还是时间上，在＂内闾＂＂上班＂的700名古代中国女子都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性工作者。
　　但是，这批性工作者甫一出现，便争议不断。《战国策·东周策》上有这样的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内闾七百，国人非之。＂所谓＂非之＂，即是反对开妓院这件事，时人并不支持有组织的合法卖淫，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禁娼＂声音。管仲的＂性产业＂政策尽管＂国人非之＂，但在此后却异常发展了起来。
　　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乐户制度＂、＂官妓制度＂，并出现了所谓的青楼文化。从笔者查到的史料上看，虽然青楼文化成为古代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一部分，但古代中国各朝政府有关禁娼的呼吁从未失声过。特别是在民间，最底层的老百姓对娼妓制度是深恶痛绝的，卖淫和嫖娼行为为人不齿，均有悖于正常伦理和性爱文明。为此，民间常用＂败家子＂等粗话，咒责男女双方，引导社会风气，这实是一种＂道德禁娼＂。
　　宋仁宗赵祯规定官员＂不得赴妓乐＂
　　道德禁娼并不是政策性的，所以相当乏力。针对禁娼呼声，出于净化社会环境、调整伦理秩序、规范官场行为的需要。古代朝廷多会对卖淫嫖娼行为从政策上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国的＂法律禁娼＂。＂法律禁娼＂在古代中国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扫黄＂。古代中国的性工作者生存模式比较复杂，有宫妓、官妓、营妓、家妓、私娼、暗娼等。其来源早些时候是奴隶性质的女子、战争俘得的女人，后来则以失夫女、罪人(臣)女、卖身女为主。与此同时，又对性消费者即所谓嫖客的性消费行为进行限制，其中尤以对负有社会责任的官员的限制最多最严。
　　赵祯(宋仁宗)当皇帝时便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官员提点刑狱不得召妓，当时的说法是＂不得赴妓乐＂。四五十年后，赵顼(宋神宗)当皇帝时则扩大到整个监司范围，不仅是提点刑狱，所有监察官员一律禁嫖。但也有例外，一年365天中有一天可以＂放松＂一下，就是赵顼过生日那天的＂圣节＂。时人诗句中所谓＂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说的就是圣节之夜的情形。
　　明代＂禁娼运动＂
　　朱元璋的重孙子朱瞻基(明宣宗)当了皇帝后，便下令取缔官妓，并严禁官员涉足红灯区。朱瞻基这一举动，在中国禁娼史上是件大事。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官妓还有私妓，一些大款则根本不受此＂禁娼令＂的限制，蓄起了家妓，在官妓没落后，私妓大量出现，被时人称为＂私窠子＂的暗娼特别多。朱瞻基前后仅做了11年皇帝，38岁时便死了。之后，放松了对卖淫嫖娼的管理。到明末，在今南京秦淮河两岸妓院酒楼林立，流动的画舫多多，成了当时全国的性产业中心。
　　清康熙皇帝颁律令：＂伙众开窑＂为首者处以＂斩决＂
　　清朝人余怀所撰的《板桥杂记》，实际就是时文人、学子、官员在红灯区的性消费实录。所谓＂秦淮八艳＂，便是在秦淮河畔的8名性工作者，她们皆出现于明末清初。与明代相比，清代禁娼又严厉了，但也是反反复复。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设教坊司。但顺治皇帝曾两次裁减教坊女乐，宫中搞活动时，培训48名太监替代乐妓。顺治皇帝在首次禁娼后，便选出48名太监替代乐妓歌女。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开始禁娼，从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运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则直接裁革女乐。
　　康熙皇帝继承了顺治禁娼政策，十二年(公元1673年)复令重申禁娼，十九年(公元1680年)颁布的律例上明文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嘉庆皇帝进一步加大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订的《大清律》规定：＂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扫黄＂的声势很大，一时颇有效果。以当时全国着名的＂红灯城市＂扬州为例，当时的性工作者便很紧张。扬州自隋唐起性产业便十分发达，虽然朝廷＂扫黄＂，但娼妓并未能禁绝，＂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这类暗、私娼继续活动。这些性工作者对＂扫黄＂信息很灵通，风声一紧，她们便＂集体消失＂。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说的：＂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可以看出，在古代中国各个朝代中，清朝禁娼是最为明确的，但实际上也没有禁住，民间卖淫嫖娼依然严重。
　　特别是在咸丰皇帝奕詝主政后，北京的娼妓又趋活跃，＂禁娼令＂名存实亡，在封建时代行将结束前，管仲提倡的性产业罕见地出现了最后的辉煌。当时全国形成了大大小小多个＂红灯区＂，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上海时称＂十里洋场＂，成了世界＂性都＂，到1949年解放前夕，上海登记的妓院还有800多家。性产业在清末为何又繁盛了？原因一是在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商业经济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产业;二是皇帝带头享乐，同治皇帝便喜欢＂冶游＂，经常乔装私访妓院，坊间传其系患＂花柳病＂(性病)而死，并非空穴来风。最重要的是，清政府的禁娼政策出现松动，史家称为＂弛禁＂，好多地方政府抽取＂花捐＂，在事实上承认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
　　天朝布告天下：卖淫嫖娼被发现＂斩首不留＂
　　太平天国军所到之处，妓院一律取缔，禁绝娼妓。一则名为《诲谕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除污俗以归正道》文告中称，＂倘有习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邻右擒送者，有赏。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从这则布告来看，卖淫嫖娼被发现了是要砍头的。这一古代中国禁娼最狠手段十分有效，时深得忠王李秀成信任的英国人呤喇，在其回国后撰写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以肯定的语气称，太平军的政权范围内＂娼妓是完全绝迹的＂。无疑太平天国的禁娼是最彻底的，却未能持久。在曾国藩的湘军攻下天京(今南京)后，出于恢复城市经济的一时需要，曾国藩发布了告令弛禁，允许和鼓励民间开设妓院。古代中国的禁娼，始终是在这种禁与非禁中博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