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孩提时代看到的捏面人老人手里的那团面泥。你想要一头老虎,他就捏一头老虎;你想要一只老鼠,他就捏一只老鼠。他捏的物件没人要的时候,就在黄昏时分兑上水,重新成为一团面泥。 我们学习的近代历史,是一部骂人的历史。在好多年代,我们都可以在历史书里找到我们咒骂的对象。比如曹汝霖,比如曹锟,比如吴佩孚。我们的祖父骂了一遍,我们的父亲骂,接着我们骂,然后我们的儿子还要骂。因为教科书为我们提供的这些人的历史,就是挨骂的历史。我们不骂他们骂谁? 但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放在一个人全部的历史前提下,我们骂的人,并不是应该永远骂下去。当我们读完他们的一生,发现这些人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的身上都带着浓烈的士大夫色彩,带着面对屠刀宁死不屈的气质。他们都是坚硬的民族主义者,在历史上保持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保持的晚节。 曹汝霖作为北洋军阀的几个总长,在五四时期是出名的卖国贼,从而导致梅思平一把火烧掉了赵家楼。五四时期的曹汝霖该不该骂?该骂。但是骂过之后,却骂出了另一个曹汝霖。他从事慈善事业,每一年都要为北平的车夫提供棉袄,并且是亲自送到车夫手里。穷人死了,曹汝霖还会提供棺材。 曹汝霖从二十年代起经营发起中央医院。穷人看病,从来不受医疗费。曹汝霖负责医院的经费来源,却从来不拿任何薪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就保住了一家慈善医院。 抗战爆发后,曹汝霖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始终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的敌伪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曾打算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曹汝霖说:"日本人吃粮食不受限制,单管中国人,我怎么管,这不是找骂吗?"当时北平的老百姓多吃杂和面,一次,曹把用杂和面蒸的窝头带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王克敏说:"这样的粮食怎么能让老百姓下咽。"王克敏听后拿起窝头就咬了一口,说:"这怎么不能吃!"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曹的不合作十分不满,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 曹汝霖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日本的威逼面前能做到如此,也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中国人了。 还有曹锟,他是一个布贩子,在民初那样的特殊年月,当上了直隶督军。在有枪就是王的时代,曹锟控制了北洋政府。他用银元支票贿选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让他背上了历史的骂名。但是历史上,曹锟也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1921年7月,苏联出兵帮助外蒙独立,他大骂苏联政府,大骂外蒙独立的人,坚决不予承认。1937年7月,日本占领北平之后,在12月,扶持了汉奸王克敏,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当时曹锟居住在北平,日本特务头子的土肥原贤二请曹锟出面,加入所谓的临时政府,曹锟断然拒绝。他对土肥原贤二说:"我就是天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曹锟于1938年5月去世,国民政府认为曹锟忠贞不屈,大义凛然,追赠曹锟一方匾额,写着"华胄忠良"四个大字。也算是对于曹锟的嘉奖。 吴佩孚,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就是一个大军阀,就是一个刽子手。但是我们不知道,吴佩孚还有另一面的人生。1921年,苏联在中国寻找革命代理人,当时吴佩孚是中国握有军事权力的强人,但是吴佩孚拒绝了。他开玩笑说自己是"四不将军,"及"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结外人,不做督军。" 1935年,日本人发起"华北自治运动",日本特务机关多次请吴佩孚组织为华北政权,吴佩孚逗坚决拒绝。 1937年7月之后,土肥原贤二多次登门,请吴佩孚出面,主持华北的伪政府,吴佩孚义正言辞:"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 日本人诱逼无果,就杀害了吴佩孚。1939年12月4日,汉奸齐燮元带着日本特务川本,日本军医石田还有十几个日军,进入吴佩孚的宅院,切破了吴佩孚的喉管。瞬时血流如注,吴佩孚大声一叫绝命而殉国。 这三个人,是被我们骂了无数次的人,但是他们在晚年,没有一个人当汉奸。在中华民族最艰难的岁月,他们始终保持了民族气节,保持了中国男人不可凌辱和坚贞不屈的高贵气质。 假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提到他们的时候,还原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基本面貌。他们的罪恶就是他们的罪恶,他们的过错就是他们的过错,他们的民族气节就是他们的民族气节。不能因为一时一事而毁誉一生。大概,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