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善念起六年苦累生
⇨⇦
谭亚刚 王灵芳
我傻吗?不傻!2004年下岗前，我开饭店、做汽车配件生意，赚了数百万，儿子到了圣彼得堡大学读书，50多岁的我，年轻得40岁的人都惊羡。可是，新生意不仅让我倾家荡产，还欠了几十万，亲友都劝我放手，我却坚持着，不肯放弃。周围的人都说我傻!
一
2005年，儿子出国留学了。19年第一次离开儿子，而且这一离开就是千里万里，我觉得心都空了。逛街时，我看到了一个4岁的自闭症孩子，本该天真活泼的年龄，却一脸冷漠。孩子的父母一开口，我们三个人都哭了，只有孩子还沉浸在他的世界里。我想到了自己的孩子，同样为人父母的心立刻软了。几乎就是三五秒钟的时间，我下决心要帮帮这些孩子和家庭!
儿子很支持我。他说：＂妈妈，国外真正的有钱人，真正的贵族，都做慈善，我支持你!＂爱人也同意我这么做。我开始了解自闭症儿童：150个孩子里就有1个，他们冷漠呆滞、没有兴趣、没有社交，沟通能力严重缺陷，无法融入社会，严重的甚至会自残，以此作为发泄口。幼儿园很多，专门接收这些孩子的学校却很少。这对我来说，也不失为一个商机。
7月，我的育龙学校成立了，它是全市第一家手续齐全的学校。500平方米的地方，简单的基本设备，几位特教老师，十几个自闭症儿童。虽然刚建校，但我边学习边实践训，一切都井然有序。我和丈夫做慈善，没指望学校多赚钱，能自负盈亏就心满意足了。每个孩子的学费是每个月1200元，家长陪读，加上一个老师，我们一对一地教孩子。也许是老天眷顾，学校不但没赔，还能赚些钱。于是，我丈夫继续做汽车配件生意，我全心投入到教学中。
到2007年，吉林省每年可以正常融入社会的自闭症儿童，85％都是我的学生。因为口碑好，这时候我已经招到了100多孩子，规模大了，我不得不租了3000多平方米三层小楼，每年租金25万元。学校的课程，更注重孩子综合能力的培养。针对自闭症儿童的平衡训练、触觉训练、感统训练等、脑细胞激活训练，设施包括秋千床、球、滑板车、电脑等。教室的教具，在正常孩子看来，简直就是娱乐。但对自闭症孩子的家长来说，如果孩子能去接自己抛出的球如果孩子能跟着音乐晃动脑袋；如果麻木的孩子，能对外界的刺激做出一点回应；如果孩子能张嘴叫妈妈。那这些孩子的妈妈们，任谁都会激动得流泪。
有些外地的家庭，在外面租不起房子，我就把学校一楼几间教室空出来，给孩子和家长们住。每餐只收2元钱。不忍心看着孩子们吃不好，我就自掏腰包，买苹果、香蕉等水果给孩子们吃。
很多学生来自附近县市的贫困家庭。在这过程中，有的孩子交不起学费，不得不离开，我万分不忍，学费一降再降。同行的学费每月最低也要1200元，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我只收500元。其他孩子的学费，也因为了解了他们家庭的困难，降到了800元。学费降了，教学质量却不能降。此外，我还收养了4个自闭症孤儿，2个自闭症弃儿。几十位老师，每个月的工资要4万元，再加上设备、教材、日常运转费用，很快，我就开始入不敷出。
从这时候开始，我开始往孩子们身上搭钱。来的学生越多，我倒搭的钱也就越多。以前做生意赚的数百万元钱，眨眼间，就要没了。
这些，是外人不知道的，包括我的员工。有的老师总看到我每月收到好几万元学费，觉得很赚钱，就另立门户，自己办学。我不说什么，好聚好散。直到今年初，他们才坐到我面前委屈得直哭，说自己独立了，才真正理解了我的难处。
二
钱越来越少，我付出的感情却越来越多。孩子恢复了健康，我和家长一样开心；孩子的病反复了，我比家长还揪心。每个学生的情况，我都了如指掌：这个是浙江渔民家的孩子，来学校几个月了，现在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了。这个孩子是黑龙江的，来的时候没有发音，现在会说一些简单的话了……
2007年，5岁的张思南来到这个学校。孩子是朝鲜族的，父母在韩国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刚来的时候，他自闭特别严重，没有发音，不知道吃喝，对周围的人特别排斥。谁跟他说话，他都没反应，眼珠都不转。我就一口口地喂饭，一点点地教发音。两年后，孩子会动手、会动脑，说话办事都接近正常孩子了，家人接走了孩子，继续由爷爷奶奶照顾。2010年11月，孩子被送回来了。自闭症更严重了，还自残得满脸都是柿子大的血痂。回来的时候，孩子的双手是被反绑在身后的。我当时在北京学习，老师们白天三人、晚上三人，轮流看护他。3天后，老师打来电话：＂谭校长，你赶紧回来吧，我们实在受不了了。他不停地叫，脑袋往墙上撞，打自己的时候谁都摁不住，我们又把他捆上了。＂回来后，看到鼻青脸肿的孩子，我哭得特别伤心。我开始亲自带孩子，赶上有事儿，我丈夫就替我抱着孩子，这个大男人，在屋子一抱就是一天。不久，孩子的父母放弃了孩子，再不露面了。
三
为了这些孩子，我把自己家的两个房子卖了，儿子帮我带了2年孩子后，自己出去做生意，赚的钱都补贴到学校了。实在没钱时，所有的亲友，能不能借的，我都借过了，甚至学校的保育员也拿出了养老钱。实在没钱雇人了，丈夫不得已放弃了汽车配件生意，到学校帮我带孩子，当司机。我姑姑也成了学校的义工。对儿子的愧疚、对养子的无奈、再加上办学的艰辛，时不时地发烧生病，要强的我，无数个夜里蒙着被子偷偷大哭。
现在，房子到期了。我欠了房主40万元钱。房主也不要欠款了，就求我搬走。可是到哪找校址呢?我的学校面临无处上课的绝境，我再也想不出任何办法了。这些孩子，不能舍弃，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外面。残联、妇协、政府、媒体，面对一个个陌生的机构，各种怀疑的目光。顶着巨大的压力，我忍着眼泪四处奔走。我不要钱，只要一个能给孩子们上课的场地，一批给孩子训练的教材就足够了。社会上方方面面的陌生人被我感动，也在四处为我想办法，可是那是慢功夫，我眼前的坎儿怎么过去呢?
到了今天，让我放弃，这100多个孩子无处可去，我也不甘心，毕竟有了很深的感情；可是不放弃，我前面的路到底在哪里呢?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蒙着被子痛哭，边哭边问自己：你这是图的什么啊?你到底傻不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