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如珍宝。 1: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一艘能装一万人。他13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 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2: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生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菏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 九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功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3:
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泳池。 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 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 六十年前,南京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不敢返家,跟着人流走,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 民……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个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荒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上他腿 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 天气很冷,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个人,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他一个人走,下着小雨,山上猴子野猪叫,他拿着个木棍,披着个蓑衣,都 是棕叶做的,腿已经肿得爬满蛆虫了,没有鞋子,拿破布在脚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见五指的晚上,有一个土地庙,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就往 边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在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拉着我,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腿就冲,我把你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给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细看他的帽子,是个星星是共产党。" 一个礼拜后,伤口流的脓,加上人的温度,救急包都变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壳揭不开,他又遇到一个帽子上有太阳的士兵,用刺刀给他挑开,里面都腐烂了。 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你妈么? 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4:
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 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着我:"你能不能体会我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明天了。"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摇摇头,这次是自言自语"没有明天了。" 他能够生存,是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 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居然后来一直完整无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想 不明白。 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5:
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时,冒险抱一只轮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了岸,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冲回了金门。 这个逃兵当年并不是军人,他是厦门渔民,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强抓入伍的,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舟 山一地带走一万三千人,岱山两万多人口中,带走四千人。明知危险,这个被强征入伍的渔民还是要逃亡,因为他驻岗的地方,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 按照当时台湾《陸海空軍刑法》第九十七条,他被判处死刑。 我问高秉涵:"你给这个人下死亡裁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你是他那个位置,你会怎么样?" 他想都没有想,"我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早。" 姓郑的士兵对他讲,希望能够早一点枪毙,"他说早一点枪毙,他说他的灵魂可以去看他妈了。" 临刑前,这名逃兵把十几年前买的药交给了高秉涵,希望有一天他能带给自己的母亲,如果不能,就把药装进瓶子里,写上"郑贺氏"漂去海上,也许能够漂 到家乡。这些药片已经几乎已成粉末,高秉涵拿着药回到家中,忍不住痛哭流涕。"我变成是一个……我是杀死一个回家探母想妈妈的人的刽子手。" 临刑前,有一个细节,高秉涵从没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每次想起,都内心刺痛难忍。 "临枪毙以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肉,准备一盘菜,准备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他说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头,我说把这个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后马上要枪毙了,叫我离开。我说等一下。" 他说到这儿,难过得说不出话,用手扶着头。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几秒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还没有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个字使他减少痛苦。" 说到"等一下",他捂着脸,下颔无声地抖动。平静下来之后,他说两岸开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厦门,想能找到这个逃兵的母亲,替这个逃兵行孝。但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 6: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又又不敢"当时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 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 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信到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 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在妈妈旁边,餐桌上放一个碗放一个筷子,留给你,‘春生,不管你活着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再吃一餐 吧。’" 妈妈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过的小棉袄。 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唱给我听"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 "你怎么老记得这几句呢?"我问。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寒衣就是代表妈妈是不是?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冲击,冲击着。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 这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说"妈妈"时,是娃娃才有的声调。 7: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的只有故土,他说:"原来蒋介石总说要反攻大陆,后来看着看着没有希望了",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 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铁饭碗",我不明其意,他说:"那个时候怕有战争,我随时会死,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他写了15本日记留给后代,记述他童年印象中的万事万物:白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欢吃的花、隔壁二狗爷家的黑狗,门口槐树上的喜鹊,童年 最好的伙伴粪叉子——之所以叫粪叉子,因为他最爱偷吃桑椹,一脸的蜜汁,风一刮一脸土就糊上了,总有苍蝇围着乌黑的嘴转,被奶奶打得鸡飞狗跳…… 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去往台湾的老乡里,很多没有受教育,没有工作技能,也没有娶妻生子,有几位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点乡土滋味,就这么生存。 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菏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 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 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呀何止七壶呀。元朝有一个作曲家,说是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 28年了,在他家冰箱里,还放着那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8: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呆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个老人就问,先生你找谁呀,他说"我找高春生"。 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几十年死到外地了。" 这时他才认出,说话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问"粪叉子"还在吗,过一会远远看着有人柱着拐棍一点一顿来了,喊"春生哥",他搂住已经鬓发皆白的童年玩伴,说"粪叉子,我不嫌你臭",两个老人笑泪交加。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十三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最终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我问:"她当年希望你活下来,后来你已经可以生存了,我觉得母亲对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想她当年一个大家庭的女儿,去农村教书,是希望让黑暗的地方有一点光,那她对我的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不要恨,因为这个大时代不是让我痛哭流涕 吗,让我遍体鳞伤吗?那我竟然是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来了,我这一生我要发一点光呀,我要使这个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呀。" 他是同乡会会长,当了律师,年纪最小,老友一个个逝去,死前说"如果反攻大陆成功",他能把自己骨灰归乡,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 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的时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没事,真有鬼,他会帮我打",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他只有四十四公斤体重,一年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的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骨灰四五十坛,日渐无法安置,他就放在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张小床和书桌,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再回到梦里去——那里是最相亲的人。 9: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亲人,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跟他们说话:‘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边上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 我问:"这点念想就那么重要吗?" "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为长孙女取名佑萱,庇佑母亲之意,小孙女取名佑菏,如果还有小孙女出生,想叫佑华,我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有家国的情怀,他说"就等于一个小狗, 来了一个新的,里面有电器设备冷气,很漂亮一个狗窝,你放心,到晚上那个狗他要去他原来的狗窝。为什么?他闻闻味道,那个不是他的味道。" 他说"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 10:
一期节目从始到终,有无数的事情,让我常想起高先生的话:"不要问值得不值得,价值观的事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只是直觉。我母亲的老花眼镜已经快风化了,值得吗?那是我的宝。" 这个片子的结尾,他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粉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他用手轻轻触着胸针上面的青锈,怕蹭掉。 地下室的侧墙上,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墙上,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连洗都不舍得,怕丢掉一根丝。 他说:"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因为我现在已经快80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 老范把罗大佑的《乡愁四韵》放在这里,一声叹息后唱出:‘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愁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如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