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合人性的视角透视企业家价值观

　　资本和人性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趋利避害，一是努力使利益最大化。但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如何遵守商业运作的内在规则和伦理道德仍处于学习阶段，人性底线又失去了原有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信念体系的支撑，更兼社会自身的负面制约和正面支持机制尚不完备。因此，在我们的土地上，资本与人性同步而简单地向利益最大化倾斜的力量，甚至比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还要大，各种严重环境污染事件频出和低级腐败事件的屡见不鲜，是这一判断的个有力注脚。
　　一、由中国烟草业发展看资本和人性对利益的追求
　　在中国，资本不仅具有国际资本的共同特性，努力追逐利益最大化，而且由于中国社会独特社会资源配置和权力运作构成的资本环境，又使这种利益追逐更加纯粹的资本化，使全社会资本朝向简单的近前利益倾斜，而缺乏理性的长远和整体利益考虑。中国烟草业的发展与状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1987年起，烟草行业就成为我国第一大税源。2002年，我国烟草行业上缴税利达到1456亿元，占我国财政收入的8％，2004年更超过2100亿元，占全国总税收的10％。2007年烟草业实现工商税利3880亿元，比2006年增长25％，每位烟民平均给国家利税创造1077元。我国每年销售的香烟高达1.6万亿支，以全球五分之一人口消费了世界三分之一的卷烟，产量相当于其他7个最大烟草生产国的总和。
　　然而，在烟草行业累计给国家创造了巨额财税收入的同时，吸烟已导致全国每年至少有100万个家庭失去青壮劳动力，直接导致百万个家庭因此而陷于贫困。从2000年起计算，全国受害家庭累计达800万个。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虽然烟草业一直称这个行业带来的就业与税收对世界经济有巨大贡献，但其经济贡献远不够抵消它对家庭开支、公共健康、环境及国民经济等造成的损失。在中国烟草业何去何从的问题上，近前的利益最大化追逐与整体社会趋利避害的要求形成了鲜明的二律背反。
　　二、中国企业家经营价值取向的二元化倾向与误区
　　价值取向是个人在具体事物上所采取的价值观和所进行的价值抉择。它在企业家的现实生活中，价值观是指企业家认识和评价客观事物和现象对自身或社会的重要性所持有的内部标准，它使企业家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指向一定的目标或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个人的价值取向体系是人们价值观整体状况的反映，个体面对特定事物或者在特定的情境下的价值取向，受其整体价值观系统的影响和指引。
　　心理学研究者普遍认为，价值观的基本作用是引导态度和行为，但笔者认为，尽管价值观对行为具有影响作用，但是由于价值观是广泛和抽象的内在倾向，没有直接的对象，因此没有直接的行为动力意义。个体的整体价值观系统引导个体在面对具体情境或事物时形成具有行为定向意义的价值取向，并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因此，价值观对行为的动力作用是以价值取向为中介而实现的。
　　笔者通过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研究了3112位分布在全国各行各业的企业家的价值取向，研究的严格设计和验证性因素分析都证明了研究的可信性和有效性。这项研究的系统数据表明，中国企业家的价值取向存在显著的二元化倾向，即一方面高度认同社会的一般规则，但同时又对社会＂潜规则＂有相当程度的默认。所谓潜规则，按照吴思的定义，就是＂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后，实际存在着不成文的，而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在一般价值取向方面，中国企业经营的一般规则就是企业家所公开认同的、守法的、负责任的企业经营方式，但在实际经营环境中可能运行着另一套潜规则。对这套潜规则的一定程度的认同，导致了企业家在价值取向上一方面有高度与社会期望一致的结果，一方面又对务虚和追求近前利益有一定程度的接受；在经营上则一方面认同守法的价值，重视、尊重他人钱财，另一方面又存在对他人经营道德的怀疑。这种怀疑使有关企业家可能在实际经营中，默认和选择自己假定的从众，认为＂若违规经营可获超额利润，守法经营就是吃亏＂，＂如做生意完全守法，则赚钱的机会就很小＂，从而走向背离企业正常发展和建立真正竞争优势的道路。
　　从图1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到，虽然企业家对尊重知识有高度认同(满分为6分)，但成就感的来源在务实的学习、工作、事业之上的强度是逐步衰减的，这正好与图2的结果形成呼应。图2结果显示在出人头地、钱权追求、物质享乐和金钱价值等诸多的实际上不符合心理和科学逻辑的命题上，有条清晰的认同度提高的弧线，到＂金钱使人们生活变得更幸福＂和＂做人就是要出人头地＂，整体的认同强度已经接近和跨越3.5理论平均值的水平，说明金钱和出人头地实际上成了部分企业家的追求。
　　图3的结果则从另一个侧面呼应了图1和图2的结果。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方面，中国企业家高度认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自己职业追求中的中心地位，但同时＂被社会认可＂、＂证明自己有价值＂和＂证明能力＂也占据了重要地位，显示中国企业家在管理实践和决策实践中，不会单纯以提升竞争力为依归，证明自己依然是影响决策方向的强有力的内在张力，这从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务虚、做秀的现象在中国企业中相当广泛地存在。
　　在经营取向方面，中国企业家显示出法规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并存的二元背离。一方面，企业家高度认同＂发生任何事都不应该做违法的事情＂(见图4的结果)，大多数认同作为企业家要＂信守承诺＂和＂守法经营＂(见图5的结果)，并高度认同为投资者负责和守法经营的价值取向(见图6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企业家在判定法律准绳的认同上出现了一个鲜明的落差(见图4)。图6的结果表明，企业家在经营道德猜测假设上，从＂多数人都在假公济私＂到＂如果不会被抓，很多人都会违规获得个人好处＂，赞同程度有明显的上升弧线，而对＂如果不会被抓，很多人都会违规取得个人好处＂的说法，已经转变为跨越3，5理论平均值分界线的肯定，预示着企业家对他人经营道德存在相当程度的怀疑。
　　图7的＂表面成功定向＂表明，企业家对于显然是企业误区的急功近利的经营方式的否定并不坚决，到＂企业找到了优质项目就找到了成功＂的临时性机会上，企业家的价值判定已经接近接受，意味着急功近利可能是一部分企业家实际的经营理念，而这种只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不可能建立系统发展的能力和真正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中国企业家价值取向状况的深层原因
　　中国经济形态的外强内弱及企业家群体价值取向的二元分化和误区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除社会引导机制自身的不成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惯性等原因外，中
　　国长期的文化积淀形成起来的深层价值，显然在影响企业家的人生哲学和价值取向结构，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国经济为什么在整体上缺乏原创动力的深层原因。当掌握资源的企业家对资源的配置难以朝积累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原创能力的方向投放的时候，由此形成的企业环境的评价和激励体系，也难于鼓励创新和使人们能够承担创新探索的时间和资源代价。
　　必须承认，在中国企业之中，无论在社会评价和个人自我评价上，国企领导者的主导角色和成就感首先是＂为官＂，而民企领导者的主导角色和成就感首先是＂为钱＂。由于＂官＂与＂钱＂的导向作用，派生出来企业家追求和企业内外的评价和激励机制，不可能脱离开这种主导方向。＂为官＂者，必求政绩，当务实之路，创新之路效果不够显见的时候，人们的思维方式往务虚、做秀的方向运行，其中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如果＂为官＂者同时＂为钱＂，则可能企业更难于走务实和从艰难的研发和创新积累核心竞争力的道路，因为这显然不是企业家实现个人的＂官＂与＂钱＂的目标的最佳路径。对于通常拥有大部分乃至全资的民营企业家而言，其领导的企业可能更容易被资本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所诱惑，而忽视理性的长远发展和企业真正形成自己的行业核心竞争力及不可替代性。诸多的企业要么在广告带来的光环中消失，要么被暂时的利益吸引在多元化利益追逐或简单扩张中陨落，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在决策中走上了单一的寻求利益最大化的道路，这种驱动力量已经强大到掩盖趋利避害的理性思考的程度。
　　无庸讳言，人最关怀自己的利益和价值。为此，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必然是让优秀的企业经营者获得合理的利益，并且国家能够为这种利益获得提供足够的合法通道与法律保障，企业家才有可能向更高层次的企业可持续、社会关怀与自我完善的道路上发展。实际上，我国由于社会分化导致的被普遍讨论的财富原罪论，加之有关法规法律自身缺乏稳定性，相当的企业家对于财富的积累并没有安全感，部分企业家则准备了外国护照作为护身符和退路，这意味着部分企业家连自身的安全感都没有充分建立。显然，在这种状况下，企业家是不可能用长远眼光来经营企业的，短时间地让自己财富利益最大化变成了优先的，甚至压倒一切的追求。最终的实际效果是，全社会的企业竞争力并没有随社会的发展和企业经营规模与财富的增长而更加强大。企业家由于种种原因涉案，并导致企业经营艰难甚至破产的案件时有发生。
　　从理性的角度说，对于根本的国家利益而言，财富的核心问题不是由谁拥有，而是是否留存于这片土地和是否有效地投入再生产。如果在一片土地上太多的金钱或其他资源没有安全感，不能良性地发挥资本的社会职能，良性地增值和有效地再生产，而是被种机制挤压到另一片土地或收敛为隐匿的财富，那么无论这些金钱或资源是否国有，它都不会发挥增强国力的效率，而且迟早会在经济运作过程中被消耗殆尽。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如果经营者感受到责任与利益的长期不平衡，可能会在重建公平的努力上往两种方向发展，一是铤而走险，用不被认同或非法的方式聚敛个人利益，
　　是降低对经营责任的认真程度，或将权力当成自我补偿感觉寻求的平台，这方面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案例和教训。很多国有企业的优秀经营者，非但没有随年龄的增长和成功的积累而获得人生合理的完成感，而是在人的自然发展和成就的过程中，体会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挫折感和心理不平衡。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8年底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表明，近四分之一的企业家表示，如果可以重新选择，自己宁可不再选择现在的岗位。这种状况不仅影响着企业家们自身生活的品质，更重要的是，直接干扰乃至破坏着他们领导的企业，尤其是这些使企业难于形成长远的核心竞争力。这种状况在我们社会中的广泛存在，极大地削弱了我们企业的力量，妨碍了社会可持续发展脉络的形成。
　　在我们的社会中，无私奉献和德性完善常常成为领导者被期待的品行，考核体系也通常是用以德为先的德、能、勤、绩的参数框架来实施的。而严格说来，德、能、勤、绩的考核体系实际上是个主要反映人际协调能力的品格考察体系，而不是岗位责任考察体系。而且这种考察体系把德与绩分成对立的两端，对绩的考察常高度缺乏可操作性和长期延续性。从笔者的自我价值定向理论来看，一切客体对于个体的价值，都必须通过个体的价值定向体系来诠释。一个社会倡导无私奉献和德性完善，对于个人而言实际上只是作为一种被选择环境而存在的，如果这种环境缺乏一种实质影响个人价值选择的机制支持，则社会不会因为这种倡导而有更多的无私奉献和德性完善。只有当个人找到选择和实践这种无私奉献和德性完善的理由，个人才会去实施这种对个人已经获得意义的追求并影响其实际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