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小说中欲望化的革命叙事

　　【摘 要】在新时期小说的革命书写在渲染历史的无理性、表现小人物的历史遭遇、展现革命中普通人的性格裂变的同时，其欲望化的革命叙事进一步还原复杂的原生态历史真相，站在现代民主视角重新审视革命文化，以达成对革命资源的不断深入开掘，在新历史消解革命之后重新恢复并丰富了革命的精神意义。
　　【关键词】新时期；小说；欲望化；革命叙事
　　当代学者钱谷融最早提出＂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充分阐述了这个命题，认为人世文学的中心所在。如他所言：＂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你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解释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说文学的目的任务是在于揭示生活本质，在于反映生活的规律，这种说法，恰恰是抽掉了文学的核心，取消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因而也就必然要扼杀文学的生命。＂他还在文章中强调了人道主义精神是＂文学与人学＂命题的灵魂。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在对历史的反思的基础上对＂人＂进行重新发现于重新认识，以恢复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价值。李锐曾经回忆说，在吕梁山蹲厕所看到的场景改变了他从书本上获得的关于＂人民＂的解释，他对于人民完全不同的理解，就是从这种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场面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在吕梁山干旱贫瘠的黄土塬上，李锐意识到‘历史这个词，就是有人叫谷子黄了几千次，高粱红了几千次。这是李锐对‘宏大历史之外的发现，也是吕梁山人民处境的体认。因此，李锐对他笔下的‘国民不能不怀着审慎的态度，并且因此把批判的锋芒转向对‘历史进程的否定和批判。……这是他后来长久地反思无理性历史的开始。＂
　　在新时期小说的革命书写中，渲染历史的无理性、表现小人物的历史遭遇、展现革命中普通人的性格裂变成为创作的新倾向，人性重新得到重视并焕发光彩。不再为了展现革命而写革命，也并非为了纪念历史而是因为革命和战争是最适合表现人性的背景和参照系，民族精神中的正面和负面、人性深处的善与恶都以最极端的形式再战争舞台上充分地显露出来，从而成为新时期小说反思和批判人性的重要内容。
　　莫言发表于1985年的《红高粱》被认为是新时期小结宏大历史的代表作。作品并不是把我爷爷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恰恰相反，他身上同时纠缠着伟大与渺小、善良与残忍、强大与虚弱的复杂性格，他身上既存在有那无拘无束的农民式的叛逆性格和土匪习气，同时亦保留着保家卫国、抗御外辱的坚韧不拔的伟大生命潜能。作品人物形象各异，＂基本的气质却是相通的，那就是体现在整个人格中的风骨，以及由此带给生命的厚重感。同时又体现着民族民间精神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勇敢抗争，一个是勤劳耐苦。这两个方面构成中华民族的内聚力。＂他们身上激荡的追求自由的强烈欲望正是支撑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内核，而这种精神内核又是矛盾交织的复杂统一体。作者要表现的也正是这未经雕琢的民族文化心理。作品描绘了＂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激烈的野合，这张扬的纵欲不仅是对传统礼教的蔑视，更是一种自由精神与自由意志的交响。正如我奶奶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感叹：＂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正是这种反叛精神重新诠释了我们民族对于生命意识的理解，它渗透了＂红高粱＂般炽烈的生命张力。同样，《百年匪王》里的爷爷王汉魁、《五玥乡战》中的高金豹、高凤山、《零炮楼》里的贾兴朝、《龙凤旗》中的孔昭棠、齐凤环等，他们或为大乡绅、旧军阀，或为草莽土匪，这些在经典革命叙事中必然被归类为反面人物的形象，却在抗日斗争中扮演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角色，就连《姥姥是个好鞋匠》中的姥爷是个性格软弱被村民瞧不起的残疾人，然而面对鬼子，一向软弱的姥爷不仅用自己掌鞋的技艺惩罚了残暴的鬼子，并且选择自杀来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他看似窝囊的形象底下隐藏着坚忍决绝的民族性格。
　　另一方面，人性的欲望亦能成为人性的弱点，这在新时期小说的革命背景下也等到了清晰的揭露和展示。《预谋杀人》中王腊狗参加革命的直接原因是钟情于魅力的安素小姐不愿与麻脸女人成亲；《家族》中殷弓对战家花园的革命则是出于对主人各方面优秀条件的嫉妒；《旧址》总的陈狗儿在杀死地主家全部男人之后，竟然强暴了地主家的所有女人，并且论功行赏，叫他的队员们和他分享。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多么相像的革命动机，为了满足一点可怜的私欲而陷大义于身后。可以看到，经过了近百年的现代启蒙以及战争洗礼，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逐渐觉醒，现代自由精神也在一定层面上得到张扬，但是国民性中愚昧、麻木、自私、狭隘的痼疾依然存在，＂精神奴役的創伤＂还未痊愈。
　　程光炜认为，革命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历史必然组成部分，它构成了中国本土革命发生、演进的独特轨迹，承载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深深刻痕。从教化宣传式的旧史诗模式到进一步还原复杂的原生态历史真相，站在现代民主视角重新审视革命文化，以达成对革命资源的不断深入开掘，终于在新历史消解革命之后重新恢复并丰富了革命的精神意义。以现代性眼光重审＂革命＂，恰是对革命现代性发生进程内部的深化和反思，剥离了高大全式的旧史诗空想乌托邦，回到日常生活的厚重质感的革命历史叙事拓展了中国革命的价值时空，将对中国革命的顶下反思融入世界现代性发生的全球化整体格局之中，在开放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获得了新的精神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