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留学梦。1983年我到深圳时已32岁,原来想在那里过渡一下,挣点钱再去留学,结果没想到就给耽搁下来了。到50岁时,已觉得留学和自己没关系了,是下辈子的事了。 2010年初,哈佛的一个中国基金会在北京办一个答谢会,当时执行主任问我有没有兴趣到哈佛游学,半年、一年、三年都可以。当时我就回答"有兴趣,一年"。但到了当年秋天,我却犹豫了,害怕语言不行。过了国庆,没去;过了圣诞,还没去。这时,哈佛来函问询,我听出了话中有话:"我们这儿可是哈佛啊!"而且对于邀请一个中国企业家去学习,哈佛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于是在2011年春天,我一咬牙就去了。 但对于60岁的我来讲,第一学期的主要任务还是语言关。上午8点到12点在语言学校,下午1点半到6点在哈佛。主要是听讲座,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什么作业。这个阶段基本上是请一个学生先做笔记,回来我们讨论。不过讲座很精彩而且一天有四五十个讲座,主要挑战还是在那个英文学校。因为那里年纪最大的学生比我女儿还要小十五六岁,西方教学又是以案例分析和游戏互动形式展开的,而单词是需要死记硬背的,我哪是那些小孩子的对手啊! 这让我很快体会到什么叫后进生的滋味。那所语言学校,每星期一都要考试。60分钟考试时间,30分钟就有一半人交卷了,再过10分钟又走了一大批,到59分钟时,整个房间就剩我1个人了。老师就差说"时间到了,要收卷子了"。我真想考试期间旷课,考完试再去上课。以前我可以不到1分钟就可以睡着,但到了哈佛,上这个语言学校,就开始到半夜都睡不着觉。人处于一种很疲劳的兴奋,也经常胡思乱想:你会不会是神经病?这值不值得?真能再坚持下去? 突然发现原来在国内的我已是半残废。因为毕竟我是在国内创业的,做企业快30年了。有秘书安排、有司机接送,一切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突然到了那儿,自己要去解决吃、住、行等基础性的问题,感到不适应。连去坐地铁去超级市场,都会坐反了方向。 当然,我也有优势。虽然我在学习上很吃力,但可以跟着学。在作文方面我的优势比较突出。因为这需要有思辨的,需要有观点的、有逻辑的,这恰好是我的优势。那些年轻人英文单词比我记得多,讲得也流利,但是写作文我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只要一交作文,老师就说:好,10+。 还有一个是成就感。语言学校分成五个级别,一个级别是十个星期的课程。先考试测试你的听力、口语能力、理解力和写作能力,之后,自然就分级别了。第五个级别是最高的。十个星期一大考,每个星期一小考。一年时间能上到最高那个级别的并不多。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过了前四个级别之后考雅思、托福就没什么问题了,所以没必要再上第五个级别,而且真正能上到第五个级别的人也很少。我用一年时间上到第五个级别。虽然我是后进生但不是留级生,一直能跟着学,非常开心,有成就感。 事实上,听课的效果与状态很有关系。比如关于讲宗教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的思想史时,我一下子能听20分钟的课程,自己感觉都很好。虽然最多听懂一多半,但因为我天天读那些资料,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比如哈佛旁边的一所房子曾经住着谁,有哪本书是这位名人写的,让学生很有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就连美国是英国殖民、美国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也感觉仿佛就在昨天似的。老师讲的流畅,我听的愉快,所以我宁可放弃选修美国资本商业史来听这门课。 到了第三个学期我就轻松多了。这个阶段感觉是把脑子开动起来了,思维方式也轻松多了,接受的东西比以前要多了很多。之前我是凭经验、凭直觉,到了这个阶段感觉很特别,自己好像年轻了很多。这种感觉让人心情愉悦。 事实上,在哈佛我感受很多。最新的一个是在哈佛看到一个汉白玉的碑。这个碑是哈佛成立300周年时中国留学生给送的,如今再过20年哈佛就400周年了。从中可以想象留学生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留学生在哈佛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像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等,他们都是学术的奠基人;第二代与第一代相隔的时间较长,因为1949年以后就中断了,直到1980年代才真正开始有中国人去美国留学;最有意思的是第三代,一年还要参加两次哈佛的裸奔节。 如今中国去哈佛的留学生已从神坛降到了普罗大众,但这恰恰是中国的希望。如果仅仅只是少数的精英尖子去留学,想推动中国发展还是非常难的。事实上,现在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有很多。像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就有400人,在麻省理工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少。人数比较多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加上拜访学者的总人数有2000人。我觉得中国未来的希望还是在教育,在美国看到这么多的中国年轻人在那里留学,就会深刻地感觉到中国希望所在。 至于像我这样的中国本土企业家去美国留学,也可以成为联系东西方的一座桥梁。因为企业家毕竟能掌握一些资源,也可以为中国的未来做一些事情。这或许是我的另外一个作用。(本文由王石在欧美同学会活动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