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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民间家训教化助推乡村振兴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湖南具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以更好地發挥地域优势。湖湘民间家训是湖湘文化中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很多修身治家、为人处世的经验和方法。通过传承创新有利于培育良好家风和民风,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以衡阳渔溪王氏家训为例,应该从德能方面提升农民整体素质、打造廉洁担当的基层干部队伍、促进乡村和谐有序以及加强相关法规制度的保障等。积极利用和发挥这些民间家训的教化作用,为现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服务。
  关键词:湖湘民间家训;衡阳渔溪王氏家训;教化;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4-0119-06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湖湘民间家训教化及其经验启示研究"(XSP20YBC148)。
  作者简介:杨汉民,衡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写入党章,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使乡村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持续优化,还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培育良好家风和文明乡风。当前,脱贫攻坚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正要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阶段。湖南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比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尤为重大。同时,湖南具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以更好地发挥地域优势。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家训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并曾经影响和熏陶一代代湖湘儿女。有些家训因其思想的精要和作者的名望而备受关注并大放异彩,如《毛氏家训》《曾子家训》等,但还有不少散落在民间的家训精华鲜为人知。这些民间家训在教化理论和实践上可圈可点且影响深远。本文以衡阳渔溪王氏家训为例,探讨新时代如何充分利用湖湘民间家训教化,因地制宜助推乡村振兴。
  一、衡阳渔溪王氏家训的由来、教化内容及特色
  衡阳渔溪王氏系出山东琅琊,始祖为北宋初年的王万庄,原籍真定府灵寿县,曾以进士为官湖广宝庆府邵阳令,任满致仕后便举家定居衡阳长平乡大渔塘枞杨堂(今衡南县栗江镇大渔村渔溪组)。王氏宗族人丁兴旺,"王"姓也逐渐成为当地最大的姓氏。本着"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绵延家世"的目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和官宦家族普遍重视家训教化。同样,衡阳渔溪王氏自万庄公开始在教化家族子孙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自己的家训文化,并通过宗祠和家谱得以传承千年。
  衡阳渔溪山水宜居,王万庄在此买田安家后又建了祠堂,祠堂作为宗族活动及训诫子孙的重要场所,时称"崇本堂"。"崇本堂"后曾遭战火烧毁但不久得以重建,到明永乐时进行了大修并改名为"王氏宗祠",清康熙至光绪年间又先后六次维修和扩建,御赐"衡阳第一家",1940年再次修缮后改称"王家祠堂",1988年和1996年先后确定为县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加以维修保护。王家祠堂建筑规格较高,是目前湖南省保护规模最大、最完整和最具艺术价值的明清风格古建筑,2013年又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家祠堂由正堂、左右祠阁五栋联为一体,建筑总面积达1950平方米,正门的牌匾、楹联及20多副柱联均出自明清贤达名流之手,属于上乘的书法精品。王家祠堂同时保存了93卷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王氏族谱》,不仅记载了衡阳渔溪王氏的来龙去脉及其家训,还记录了历代社会贤达的一些诗文和地方民俗。受"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思想的影响,从宋代开始,编写家谱就已流行于民间。据《王氏族谱》记载,自北宋嘉佑六年(1061年)四世祖王永贤始修族谱,至今已15次修谱。当然,始修之后每次重修都会增加家族子孙介绍,亦有对先祖家训的相应修改。从谱书记载发现,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为衡阳渔溪王氏始修族谱作序,到1938年第14次修谱,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的王用宾也曾为之作序。由王家祠堂及谱书可见,衡阳渔溪王氏在历史上出过不少达官贵人,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现存衡阳渔溪王氏家训共36条,教化内容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个人修身、治学、营生、为人处世以及家庭伦理、家庭治理、宗族规范、宗族活动等,大体上是从个人到家庭到宗族再到社会的层次。王氏先祖基于爱护子女的亲情、传承家风和振兴家族的使命,并最终达成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编写家训。其教化内容契合传统儒家精神,注重以伦理道德修身而建立起治家、处世的哲学,并多引用史实和圣贤名言来树立人生典范,从而让后代有所依循。衡阳渔溪王氏家训注意把教化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有褒有贬,具有较鲜明的时代特色。首先,中国传统社会非常强调人伦之道,重视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均建立在孝道仁义的基础之上。正如《孝经》所言,"夫孝,德之本也"[1],儒家向来认为,老吾老及人之老,亲亲而后仁民,孝道乃百善之先,人伦之始,德业之基。因此,国风之本在家风,而家风之本在孝道,故以孝为核心的人伦观念在衡阳渔溪王氏家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孝不单纯是指孝敬父母,对家族内部的叔伯姑婶等于有关的长辈都应纳入孝的范围,以达到"讲孝友而重人伦"的目的。其次,把读书教育放在重要位置,注重对子孙后代成长成才的培养。"学而优则仕"在中国传统社会被大多数读书人奉为圭臬,这也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兴旺发达的有效途径。这种读书教育自然以儒家经典为主,所以在衡阳渔溪王氏家训中,要求"竭力教养子孙,使之读经史,学仁义崇礼让,士农工商各量其材而受之,如此则家道自昌"。再次,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突出父权和男权的父系家长制,对于女性德行的约束广泛出现于民间家训中。所谓"一妇正,一家正;一家正,天下定矣"[2],指出女性之德行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兴旺乃至国家的稳定。后来三从四德成为了女性的基本行为标准,通过认真操持家务、伺候丈夫和公婆、抚育后人等而得到家庭和宗族的认可。在衡阳渔溪王氏家训中也有女训的内容,如"何谓贤:事舅姑奉祭蔫敬夫子,睦姻戚,无故不出门庭,不妄笑语,如此之类皆是也"。最后,为了谨记先祖创业之艰难并保持家族世代荣昌,衡阳渔溪王氏家训要求"凡为吾子孙,士农工商各事其事"并做到兢兢业业。在职业选择上仍把读书入仕作为首选,"有居官者,随其职分大小,务要各尽乃职,以忠君报国",其他各行各业也须尽心尽力,以勤俭为本,"毋为非礼,勿犯国法",如此才能家富身荣,"庶几不坠先业矣"。总之,衡阳渔溪王氏家训依据儒家伦理纲常之道,制定了家族成员的道德准则,也有效发挥了其对于族众的教化功能。根据《王氏族谱》的记载统计,自北宋至明清时期,衡阳渔溪王氏家族在科举方面有秀才371人、举人14人、进士22人;在仕职方面有尚书1人、万户侯1人、大夫2人、中书1人、记名提督和建威将军3人、知府9人、县令24人,另有皇帝诰封功名人物28人。民国时期有大法官1人,就读黄埔军校63人,中、少将军衔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考取大学或积极创业并成为各行各业佼佼者的更是数不胜数。
  二、湖湘民间家训教化助推乡村振兴的思考
  衡阳渔溪王氏家训作为湖湘民间家训的代表之一,虽然其教化内容和形式因时代的制约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但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和积淀,在当地农村仍具有一定影响力。所以,在新时代应因地制宜,应积极利用和发挥这些民间家训的教化作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重新焕发生机,为现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服务。
  1.全面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在农村形成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全面提升农民整体素质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农民兴则乡村兴。全面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就是要培养"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在农村形成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这不仅是增强农民责任意识、增加农民收入并提高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途径,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传统家训文化是先贤经验和智慧的总结,是一个家族的根基和精神支柱,不仅具有持续的生命力,也具有提升乡村社会道德和完善审美观的作用。衡阳渔溪王氏以"孝悌"作为家族的核心思想,"孝悌"即孝敬父母长辈和友爱兄弟姐妹。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基于"孝悌"不但能使家族成员提高自身道德素质,促进家族和睦并提高家族的凝聚力,为家族获得美誉,而且能使家族在社会上得以世代生存和延续。其家训规定:"凡为人子必孝其父母,为人妻必敬重其夫,为人兄姐必友爱其弟妹,为人弟妹必恭事其兄姐。"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视个人的品质修养及其社会价值,放在现在来说,"孝悌"是做人的本分,更是一种社会责任。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农村养老问题日益凸显,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外出务工多且相聚时间少,教化农民普遍树立这种"孝悌"意识,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中国古代资源紧缺,节俭既是生存的必需,也是公认的美德。衡阳渔溪王氏要求子孙勤俭持家克制懒惰,并从正反两方面说明是否养成勤俭之风将关系到家庭的祸福。其家训规定:"子孙当以懒惰为戒,以勤俭为本,二者势必并行。尚勤俭则家必富,身必荣;习懒惰,则家必倾,身必辱。"勤俭之风不仅在于人对自身欲念的调节,也涉及到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湖湘民间家训所表现出的这种朴素的价值观受用至今。另外,农民的科学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步伐。衡阳渔溪王氏主张积极入世的务实观,提倡凡事要躬行践履而不信僧道鬼神,也不祈求超现实的力量,认为只要有务实肯干的子孙,才会有家族的根深叶茂。其家训专门规定:"凡为吾子孙,士农工商各事其事,不得惑于僧道巫妖妄邪术。"出现疾病灾祸须求医问药而不是请巫师降神驱鬼,"遇疾病灾厄当求医服药竭力调治,不得妄请师巫假降邪神"。还有在临丧时不也得有怪异荒诞的做法,尽周公之礼就好,"丧礼近时多有流于异端惑于妖妄,子孙当一切禁绝之,毋得混于流俗,其衣衾棺椁衰麻哭踊葬斋贡礼,依周文公家礼。"传统民间家训尚且有这种要求,新时代乡村振兴更应该加强对农民科学素质的培养,通过学文化学技术,坚决破除和抵制一切封建迷信活动,如此才能有效提高農村的科技实力和生产力,不断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
  2.打造担当廉洁的基层干部队伍,切实维护好农民的根本利益
  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就如高楼的地基,是乡村振兴工作中的直接推动者、组织者和实践者。党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得到贯彻落实,农业高质高效和农民增产增收能否得以真正实现,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能否取得长足进步,关键在于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所以要选拔培养那些敢于担当、心系群众、清正廉洁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使他们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排头兵和中坚力量。衡阳渔溪王氏注意推选德高望重的家族长者来总管家族事务并要求其做廉洁奉公的表率,进而带动家族各级管理人员自律自觉,以提高家族管理层的威望并保证家族的顺利运转。其家训明确规定:"须择年高行尊有德者一人为族长,为族长者,当致公无私,谨守礼法,以驭宗亲,不可循私,苟合取事乖方。"今天的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必须做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充分调动广大群众依法参与管理农村社会各项事务的积极性,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广泛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衡阳渔溪王氏有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设有族长、次族长、宗子、家长、家佐、掌管、监视等若干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相互制约,这也是中国传统大家族中比较典型的管理结构模式。如其家训规定"设家佐二人以助族长行事,不拘年之少长,择言而有信行而有恒,可为众人之仪表者为之,凡一族大小之事无不与焉,若有大故然后别择以代之""族长须尽其责,若其有失,家佐当明陈其事以谏之,谏若不听,则会众以谏之,务尽爱敬勿失和气,若其果不能任事,则以次族长佐之"等。家族中设置的各种职务相互配合又相互监督,形成了一个网络状的多层管理机构,从而达到驾驭族人,稳定家族之目的。乡村振兴的核心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给予农民公正的待遇和应有的社会地位,并切实维护好农民的根本利益。衡阳渔溪王氏坚持了传统儒家"民无不以为本"的思想,重视"正人和教人"之道,对于族人的日常起居等各种事务都以家族利益为重,坚持族人至上的原则。如其家训严格规定"族长当正已,率下务存公道,不可少有偏私,有财物必聚为一处,明立文簿,命廉谨子弟掌之,凡有吉卤费用日用衣食等项,必量入为出,适可而止""临事时勿察察而明,勿汶汶而暗,常视宗族如一家,忻戚如一人,斯能任其责矣"。同样,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作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不仅要积极做好表率,还要有奉献精神和吃苦精神,为人处世公平公正,全心全意为群众谋福利,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普遍信任和支持并真正发挥带头作用。
  3.扶危济困宽以待人,构建和谐有序的乡风村貌
  乡风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风文明就是要从家庭开始延伸,通过一家一户的和谐有序达到一村一乡的和谐发展。这除了要在家庭内部做到孝敬父母、夫妻相扶并教养子女成长成才外,还要注意关爱和团结亲族邻里,形成互帮互助、相互包容、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衡阳渔溪王氏注意把家庭内外关系统一起来,认为一个家庭能不能兴旺发达就在于其家人是否积善,所谓积善就是对内孝敬父母兄长,对外和睦亲族邻里。其家训指出:"凡人家之兴与不兴,在乎人之积善与不积善而已。如何谓之积善?内则孝父母敬兄长,外则和亲族睦邻里,凡利济人物之类皆是也。如何谓之不积善?恃己之强欺人,骗人之财以肥己,骄矜放肆,欺心瞒人,利己害物之类皆是也。"如何和睦亲属邻里,就要努力做到利济他人而不能以强欺弱、损人利己。在传统儒家文化中,人生理想不能仅寄于一己之身的安稳和圆满,还在于天下之治平,即济世安民。衡阳渔溪王氏将尽自家财力物力资助贫困族人乡党和关心照顾孤寡视为重要德行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其家训规定:"子孙有家富身荣者,必须爱敬宗族,周济孤贫,不能嫁娶者,为嫁娶之,不能埋葬者,埋葬之,不能教养者,教养之,勿事沽名勿希报答斯为善行矣。"从《王氏族谱》的记载可看出,衡阳渔溪王氏历史上那些有才华有能力的子孙,如元代万户侯王汝荣、明代工部尚书王诏、清代建威将军王秀棣、民国中将王继善等,他们在发达后始终不忘祖训,非常关心故里并为族人乡党提供了很多帮助。正因为其家族有如此众多的贤德子孙,才会不断繁衍生息、人丁兴旺。另外,日常生活中亲族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矛盾冲突,衡阳渔溪王氏要求忍让为先、反躬自问、以德报怨、息事宁人,以实现和睦相处。所以其家训规定:"凡为吾子孙,若与有小忿,不得念其旧恶,但以直报怨,则仇忿可改,若公报私仇,亦非君子之道。"也正是因为衡阳渔溪王氏把不计过失和相互包容当作人生信条,又才会有自古至今的淳朴民风。现在的乡村振兴虽然基本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任务,但在群众中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矛盾冲突,也必定需要扶危济困和宽以待人的思想举动,做到相互理解和支持,共同构建和谐有序的乡风村貌,从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环境。
  4.奖优罚劣激励奋进,进一步健全相关的法规制度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农民的整体素质较以前也有了较大提高,关于农村社会治理的法规制度也逐步得到完善。但要保证每个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能时刻正确的对待并担负起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就需要奖优罚劣激励奋进,进一步健全相关的法规制度。任何一种伦理道德及现实要求只有制度化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用,也就是通过合适的程序和途径,将其转化为法规制度并付诸实践,使之具有强制性。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说过:"制度是规范的一般模式,这些模式为人们与他们的社会及其各种各样的子系统和群体的其他成员互动规定了指定的、允许的和禁止的社会关系行为的范畴"[3]。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原初动力,也是制度实现赏罚功能的基础。当一个人的行为目标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一致时,如果其行为得到社会的肯定与褒奖,其行为就会得到强化和巩固,并逐渐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行为模式;当一个人的行为目标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悖时,如果其行为得到社会的否定与惩罚,其行为就会遭受挫折和打击,进而大多会按照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来矫正自己的行为。衡阳渔溪王氏在强调家族成员应具备的各种德行时,不但加以正反说明,而且有褒有贬并有相应的奖惩措施。如其家训规定"能爱子孙者,遗之以善,不爱子孙者,遗之以恶""子孙当竭力以奉尊长,若其有过,当反复谕之,必不得已,会从以挞之使之羞耻""子孙若有违反教令被黜者,谱上削去其名,不许再以名分相称,凡遇会之时,不得行拜跪礼,违者家长责之"等。衡阳渔溪王氏通过扬善抑恶来教化家族成员,不仅在家训中有明示,也会将子孙的突出德行记载于家谱中,从而树立良好家风,世代流芳。现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各种伦理道德及现实要求也必须通过相应的制度转化为赏善罚恶的奖惩机制。正义是制度的首要价值,只有正义的制度才能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这种制度因具有赏善罚恶的功能才能为人们崇德向善、争优创先提供正能量。同时,人类社会道德生活的经验一再表明,德福一致是树立良好风尚的保障,而德福背离会成为道德滑坡的诱因。为了实现法规制度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保障作用,应深入农村实际加强调研,从满足群众不断提高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加强农村社会治理的科学立法建制工作,保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实现奖优罚劣激励奋进,从而明确各方职责,充分形成合力。
  三、结语
  传统家训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博、影响之深刻,是世界各国文化中所没有的。"虽然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架构和政治体制已经消失,但并不意味着与之相结合过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想和行为方式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5]"。湖湘民间家训是湖湘文化中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很多修身治家、为人处世的经验和方法,我们应该加以重视并充分发挥其应有價值。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家庭文明建设是基础也是关键,文化振兴是核心也是牵引力量,二者密不可分并相辅相成。积极探讨湖湘民间家训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不仅在于进一步发掘和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同时能为家庭文明建设及乡风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而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注:文中有关衡阳渔溪家训家谱的内容均来自于作者的田野调查)
  参考文献:
  [1]汪受宽.孝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杨万里.诚斋易传[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3]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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