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我就是买卖人思考的东西都跟买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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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企业和买卖人角度讲问题；如果讲得远了一点，也是因为这些问题跟买卖有关，妨碍到我们的买卖，无意中走远了。我一般不走远，我都在买卖上面，这也是柳传志教我的事。＂——冯仑
冯仑（姜晓明）
2008年，冯仑（右）与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中）、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一同参加中国地产金融年会
2009年5月11日，冯仑在宁波为企业家们授课
王石是冯仑在业界的标兵，他最早提出＂学习万科好榜样＂
新房子和旧房子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转型期的中国？
冯仑：转型相当于什么呢？旧体制相当于一个老房子，新体制相当于未来一个新房子。在我看来，过去30年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对旧房子适当装修，贴个墙纸，窗户擦干净，这叫在旧的框架内适当收拾收拾。另外呢，派一部分人在外边搭新房子，这个新房子叫市场经济。
现在新房子里有多少人？改革开放以来有八千万的公务员去建新房子，有个名词形容这个行为叫＂下海＂。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大部分都直接到了新房子，少数考公务员的进入到旧房子。现在看，新房子里人已经挺多了，旧房子呢，还有些人，比如说岁数大的长期依赖旧房子体系，他们对旧房子还是比较留恋，因为旧房子塌了，他也就完了，而他在新房子里没有安身立命之处。
接下来改革其实就是怎么让旧房子里的人尽可能安心，同时保证新房子建设和一系列运转应该越来越顺畅。旧房子里的人就踏实了，在旧房子里，暂时还可以，万一去新房子呢，新房子的人也接纳，至少孩子在新房子里。
比如说家长发现小孩在做生意，他就挺踏实。为什么？他家有人在新房子里面，他老了以后，就能跟着孩子住了。因此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新房子和旧房子之间的一个博弈和游戏。领导要做决定困难的地方，在于什么时候让老房子里的人，干脆一下全搬到新房子里，但还不至于在搬的过程中，旧房子塌了，把他们砸碎。另外一个要做的决定就是旧房子把最后一根梁抽掉的时候，自己还能够去管理新房子，别等最后一个梁抽掉以后，新房子里没你事儿，领导者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这叫决策者的困境。
新房子和旧房子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民众、社会、领导考虑的核心问题。有时候老房子闹腾了，没办法，从新房子里拿点材料过来，加固老房子，这叫倒退。有时候发现旧房子里实在混不下去，还得建新房子，又把一些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市场化，就叫改革开放。
社会不停地这么倒腾，现在倒腾出点眉目了，这是我比较乐观的地方。大家现在慢慢发现社会不能走极端，最后都变成了＂中左＂和＂中右＂，不是＂极左＂和＂极右＂。一个社会要想直线往前走，你会发现只能是一脚左一脚右，而且都是一脚微左，一脚微右，才能往前直线走。如果是一个跛子，比如一直往右拨，走了半天，发现是打转的，你老往右摆，跛到最后是一圈，什么也没动；或者你往左跛，跛了一圈也没用。
因此，社会的理性和进步就表现在时不时中左，时不时中右。
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型时，领导者的理性就是把社会控制在中左、中右上，然后直线往前走，千万不能失去控制，否则就进入一个万劫不复的乱循环，社会就必须死人，最后就会崩溃。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当下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大行其道的局面？
冯仑：大家就容忍一段时间吧，这相当于社会出了一个疹子，物欲横流也就是一段时间，政府也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希望开始重塑国民精神。其实台湾曾经有一个术语叫＂重塑国民精神＂和＂国家价值观的重建＂。
针对这些问题，不在抱怨，而在怎么重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超级意识形态的国家，每一个国民都植入了政党的意识形态，随着改革开放，这四化的出现，在我们脑子里拿出了一部分，再填回些东西，这就叫作国民价值观的重建。
填什么东西呢？对照周边的四小龙也好，包括大陆手足的台湾，我去三十多次台湾了。其实能填的东西，一是中国文化传统，儒家传统；二是本土的宗教，所谓本土宗教。比如说像台湾的土道教和佛教，台湾四大道场，影响台湾大概一半人口。证严法师的信众有400万人，台湾一共2300万人；这些是我们价值重建时，脑子里可以塞进去的东西。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非常积极主动地来安排价值观的重建。首先是民间的重建，比如偶尔修修佛，学学国学，我先让自己的灵魂有个地方安顿，至少价值观是统一的。人闹心的是价值观不统一，昨天之我和今天之我交战，这件事是一个价值观，那件事又是一个价值观，天天心里闹腾。
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悲哀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有过从政和经商经历，如何看待中国的政商关系？
冯仑：中国的政商关系是一个很悲哀的问题。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叫《革命与生意》，讲辛亥革命一百年，民营企业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结论是民营企业毫无出路。这一百年，民营企业始终面临两个博弈，一个是商品市场的博弈，比如说卖水、卖药、卖肥皂、卖衣服，以及以此展开的优质服务，从而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另外一个博弈就是制度性博弈，就是体制博弈。这一百年我们经历了4次社会制度变革，平均25年一次。一个民营企业好不容易熬个十几二十年，换一个制度，就死了，很少有民营企业能穿越一百年，真是步步惊心，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一家民营企业从1920年代穿越到今天。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民营企业苦恼的是，又要卖商品，又要选择制度化，这事累得慌。
举个例子，30年代，一帮海归精英，学化学的博士，做了肥皂，在市场上已打败了联合利华，人家退出了中国。但这个企业经历了抗战、国共内战，还有社会主义改造，企业被折腾死了，然后联合利华又回来了。人家的制度没变化，就是私人产权和市场经济。在市场上输了，无非就是退回去，产品再研发，时机成熟再回来，不需要研究制度博弈，只需要研究市场博弈。
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两头都得研究。我跟一些老板谈事，前半截都是谈市场，后半截自觉不自觉地都落到谈体制，谈领导人更替，这事哪有谱儿啊，咱哪懂啊，但不谈不行。因此，政商关系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死结，阻止民营企业发展的不是商品竞争，是制度博弈。我觉得如果一种体制能稳定一百年，一定会有百年民营企业。
人物周刊：改革开放以来，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一直是博弈的状态，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一分子，你如何看待民营企业的这种生存状态？
冯仑：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三句话可以概括，叫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所谓小姐心态，就是做生意，客户为王，客户要求什么，就做什么，什么姿势都伺候，最后买单给钱就行。第二，的确没人疼没人爱，上面没人，这就是寡妇待遇。就拿航空业来说，国企困难了政府注资，民营的破产了，人就抓了起来。第三，有理想，做一些贡献，还希望能够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对环境负责、照顾好员工，这叫妇联追求，我们还是好人，得有一颗好人的心。
另外，民营企业现在解决国家70%就业，上缴50%税收，创造50%GDP和超过 50%的公益捐款，但是只拥有或者支配了30%的公共资源，这个状态需要改变。政府如果需要发展经济，民营企业这块，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进行任何学术讨论，给了30%的阳光就灿烂到安排70%的就业。现实和理想总是有差距，近一段时间，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在收窄，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也不是很清晰。
人物周刊：学术界目前说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分水岭了，你的观点是什么？
冯仑：改革不是一个抽象的事，就是要使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市场效率体现在交易成本、交易速度，另外体现在能否对企业家的创新进行定价。简单说扎克伯格，28岁，300亿美金市值，资本市场就给他定价了。李彦宏是美国资本市场给的定价，不是宣传部门宣布的。
如果交易速度越来越慢，交易成本越来越高，这就叫倒退，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
民营企业家移民相当于良家妇女走夜道
人物周刊：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你是一个细胞的首脑，你觉得现在效率高了，还是低了？
冯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我卖一套房，以前我跟刘总谈完了，下午就签约了，最多一天。现在我们每一个客户，政府要两到三周才批完，审批完才能签约，所以一单交易都得20天，过去一天的事现在需要20天。现在的交易速度非常缓慢，交易成本极大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效率降低了，意味着改革就必须重新提到日程上来。
人物周刊：生存环境在变恶劣，民营企业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冯仑：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采取了一个保守的办法，就是撤，就是所谓海外移民。移民就相当于良家妇女走夜道，路上有劫道的、试图调戏的、想强暴的。怎么办？加件衣服，裤带拴紧，还不行？加个拉链，还不行？那怎么办，咱不走这道儿了，往别地去。往别地去也不行，东西留下，人走，那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民营企业现在的移民潮，就属于走夜道的妇女，实在没招儿了，是一个弱势群体保护自己的措施，惹不起，咱走不行吗。走都不让走，社会对此还很苛责。我觉得很悲哀。
人物周刊：万通六君子当年都说不移民，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想法有没有变？
冯仑：现在每个人想法没准儿。我就属于胆小守旧的良家妇女，实在不行就求求大哥，不走这条道，掉回头往别的地方走。我们6个人当年的想法是我们对这个社会、对改革开放、对市场经济充满信心，因此，我们说人在阵地在，企业一定要融入到中国的市场化的变革当中去，以此来完善自我。
我能理解，当劫道的太多、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时候，采取一个自我保护的方法也能够理解。这是社会治安太差了，而不能理解成妇女多事。为什么好多年前，曾经在海外的都往回跑呢，现在都往外跑呢，相关部门应该自我检讨。
人物周刊：百年老店究竟是不是民营企业自己的事？
冯仑：不是我们的事，老说民营企业不想做成百年老店，谁不想，自己家买卖谁不想基业长青。关键是制度变革老让民营企业选择，我们不想选择，一个皇上就行，千万别老折腾。
所以民营企业第一支持政府，第二支持稳定，第三不思制度变革，稳定就行。假定回到一个制度，绝对不许做买卖了，说清楚了，我们也就认了，就怕又清楚又不清楚。因此，制度变革能相对稳定，预期清楚，民营企业也用不着移民，因为现在大家不知道赚的钱，是不是我的。你根据某些领导人的媒体讲话，这事儿有点含糊。那就先移民再说吧。
你说我很开心吗？有时候很开心，但有时候看到一些言论，我也觉得挺委屈，为什么？我做生意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是因为时代逼迫，我成为下岗职工，而后再就业。再就业创办了企业，发展了，咋就错了呢？
我当时是想到机关，但社会变革，最后不让我们回去。我创业，又说错了，叫黑心开发商，我怎么都开心不起来。你说这社会哪儿出问题了？我们现在的领导者、我们做企业的这些人，还有整个社会，应该达成一个共识，一定要有一种良好的社会体制，保证大家创业、致富和慈善的环境，让社会有一个持续稳定的进步。
我就是一个买卖人
人物周刊：你是中国梦的代表，你怎么看待＂中国梦＂？
冯仑：如果万一我们成功了，我们无非是给中国梦做了个注脚。如果没有成功，证明中国没有梦。
按照当下对成功的理解，我们这拨人可能是成功的。但是时间太短了，再坚持20年才可以做结论，今后20年还有什么变化，谁也不知道。现在所谓的成功都是阶段性成功，要一代延续一代，中国梦才是成立的。偶尔成功，历史上都有过，比如1927年到1937年，中国民营企业也成功了，但是你说那能叫有中国梦吗，接下来都摧残了，全没了。所以中国梦，还是留待时间考验。
人物周刊：你的灵魂何处安放？
冯仑：我的灵魂一半放在马克思主义了，没办法，我从小就受这个教育。但我只放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部分，没放在阶级斗争那一部分里。另外一部分，我放在了普世价值观，我的灵魂也有点纠结。我没有信仰传统宗教，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一知半解。应该说，我的灵魂三分之二在马克思主义，三分之一在普世价值观，这就是我今天的精神世界。不管怎么样，我也重建了一部分了。
人物周刊：你的书里，频繁出现两个名字，一个是王石，一个是王功权，王功权信仰藏传佛教，王石对基督教有倾向。他们的幸福感是不是比你高点？
冯仑：我觉得功权幸福感最高的时候，是私奔的六十多天，那六十多天他的幸福感比我高。我们是朋友，很熟，我觉得现在他纠结的事也不少。王石的幸福感比我高，他一直有着稳定的精神世界，而且他倾向普世价值观，他现在在哈佛进修商业伦理，也都跟传统的基督教有很大关系，因此他的企业办得比我好。你看我还有一部分搁历史唯物主义了，我得把这儿倒腾出来，挺费劲，我也不准备倒腾了。如果说中国民营企业家里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我就做一个标本吧。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好朋友王功权一系列身体力行的为公民社会呼吁的行为？
冯仑：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玩儿的事情。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有这么一个人，不断呼吁强调，甚至用激烈的言词来提醒大家，关注一些被淡忘忽视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事实，我觉得是有益的。
但是，作为个人他最显著的身份标签就是商人。他现在扮演的角色有点多元化。有一天我们俩聊天，＂你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你要是商人，就不应该过多地去谈这些问题。如果不是商人，那就是鲁迅的角色，可以谈这些问题，那你就变成了公知了。你扮演了公知，那情圣的角色就不能扮演了，总之，要有所选择，角色一多就会容易打架。
比如说拍电影，我演兄弟俩，这角色还勉强能演，化化妆扮父子俩也行。但我不能扮演女人，否则这角色就乱了。
目前这段，功权的角色扮演还是有些多，但是从功权的性格看，我非常理解，他是一个善良、忠厚、疾恶如仇、追求光明的这样一个公知倾向的商人。
我比较低俗，有时候就活得有点窝囊，所以我就老说我是小姐心态，我对功权风骨还是比较钦佩。
人物周刊：看完你的两本书，还是会觉得你和王功权一样，内心都住着一个知识分子。
冯仑：那倒没有，我是个买卖人，绝大部分时间在思考买卖的事。我也不愿意做公知，更不愿意变成鲁迅，那不是我的活儿，是公知的活儿。说来道去，买卖人就是把自己的买卖看好，但是为什么会多说一点，只是感觉那些东西妨碍了我们买卖，我才说。我说的都是跟民营企业、跟房地产、跟买卖有关的事情。
买卖人的职责所系就是要面对股东，这一点我特别赞成王石，当你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时，个性不能够太张扬，应该服从于企业和股东。不能说你在这儿代表股东，还老过自己的瘾，那等于拿别人的钱过个人的瘾，不道德不厚道。股东投钱是让你挣钱，你有了舞台，干自己感兴趣的事，股票价格还一再跌。
这两天我看万通的股票，还涨了点，那我觉得我在买卖人里面，算是认真的，对吧。
王石在总结万科的过去时，讲到当你还在公司时，应该站在股东立场上去想问题，而不是个性自由奔放，所以我应该是股东意志的执行者，而不应该是个人自由意志的表演者，这点我很清晰。
我站在企业和买卖人角度讲问题；如果讲得远了一点，也是因为这些问题跟买卖有关，妨碍到我们的买卖，无意中走远了。我一般不走远，我都在买卖上面，这也是柳传志教我的事。
冯仑段子
◎ 大哥的境界就是追求无我。
◎ 你老站着，别人蹲着，别人就不舒服。
◎ 不争即争，争即不争。
◎ 美丽相当于是敲门砖，开门之后还得靠真本事。
◎ 软的价值观决定你企业钱多少，钱的方向和你企业未来的命运。
◎ 幸福三要素：不算小帐，不算时间，不算是非！
◎＂历史只有成败没有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