皿方罍的流传追述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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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8日，湖南广播电视台为皿方罍器身回归举行了隆重的身盖合璧仪式，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三人亲自为皿方罍身、盖合一，分离了近百年的皿方罍器身与盖又团聚一起。皿方罍的回归，为海外文物回归创立了新的模式。
相关情况
皿方罍，器为方形，有盖。子母口，直颈，腹下收，圈足。器身一面正中上下排列牺首和兽首耳；一面有一牺首，左右两面肩部各有一兽首衔环，器口内铸铭文＂皿乍父己尊彝＂六字。有盖，盖呈四坡屋顶形，顶上有捉手，盖内有铭文＂皿而全作父己尊彝＂八字。盖身及其四角、器身四角及其中部均饰长条钩戟形扉棱，细云雷纹为地，饰兽面纹和龙纹、鸟纹。器形高大，被称为方罍之王，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是中国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品。
皿方罍器身的牺首共有五个，形制上的差异为獠牙突出和不突出，还有是首下有纽衔环和不衔环，首下有纽的共三个，两侧的有纽衔环，正面下部的仅有纽，无纽的两个则獠牙突出。这种差别既有功用上的差异，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或许表明这是南方铜器的特点。
对于皿方罍的尺寸，已经发表过的盖和器身的尺寸和重量，比较流行的是盖高21.5厘米，器身高63.6厘米，另外还有其他的说法，不尽相同。盖和器身合一之后，我们进行过测量，结果显示，器身高62.4厘米，口长26.1厘米，宽21.6厘米，盖高28.7厘米，通高88厘米；重51.5千克；容积为50.93升。我们的测量或许存在不精确的地方，但我们认为误差不会太大。皿方罍的盖和器身有铭文，但铭文的字数不同，盖上有8字，器身只有6字。对于铭文的释读，目前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盖上铭文原来释皿＂天＂全，后来又识皿＂而＂全。盖与器身的铭文对比，字体也有差别，比较明显的是彝字，盖上的＂彝＂字下面部分显得短一些，而器身＂彝＂字的下部长一些。字数和字体的差异，应是铸造方面的问题，盖和器身是分开铸造的，有可能是当时不同人书写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同一人在不同地方书写，而出现不同的字体结构。铭文方面的差异更值得我们加强对商代铜器铭文的关注。对于皿方罍的时代，从出土以来，学者们就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观点。2015年4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五位专家对其进行鉴定，确认为商代晚期，并确认盖与器身为一套。
对于皿方罍器身，目前究竟是出土一件还是两件，值得关注。因为2012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吴镇烽先生编著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书中有两件皿方罍器身，一件标明为河南出土，另一件为湖南出土，两件的形制、纹饰和铭文一致，我们认为就是一件。书中标明为河南出土，我们查找了相关来源，1939年大业印刷局出版有孙海波著《河南吉金图志賸稿》，首次将皿方罍器身的出土地点定为河南，至于为什么定在河南，无法找到依据。1978年台湾国风出版社又出版了此书的大16开精装烫金版，也是传承有绪，所以出现了一件器物两个出土地点的情况。
出土和流传经历
皿方罍的出土时间和地点，曾经多认为是1922年出土于漆家河，具体地点小详。皿方罍器身回归之前，湖南省博物馆组织人员对其出土时间和地点进行了调查，查找了《桃源民国志》，也找到了1925年长沙《大公报》对此事的相关报导。《桃源民国志》记载是1919年出土，出土地点是水田乡茅山峪村（其行政机构经多次变更，2011年以来的地名是架桥镇栖风山村毛山峪组），发现人为艾心斋父子。经实地调查，具体出土地点为杉园山山坡，相距300米左右有艾清宴兄弟原来的住屋，这与长沙《大公报》1925年报导其出土地点在艾心斋的住宅旁是相符的。据当地老人讲述，其发现过程是艾清宴之子在山坡上捡肥料，看到了露出地表的铜器，告诉其父后，艾清宴去山坡上挖出了皿方罍。
艾清宴当时并不知皿方罍的价值，一直保存于家中，直到1924年被益阳古董商石瑜璋看到器身，出重价购买。石瑜璋谈好之后，雇当地人帮忙将器物扛走，器身和器盖就这样分开了。器盖到新民学校，则是由于艾清宴之子艾心斋在新民学校肄业，艾清宴希望儿子继续上学，提出以器盖作学费，学校即派人到艾家搬取器盖，在学校认出了铭文，确认为商代器物。器盖就这样到了新民学校校长钟逢雨手中。
1925年6月11日，长沙《大公报》报导了钟逢雨举报益阳人石瑜璋买走皿方罍器身的事情，要求政府追查，此事引起了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注意。章士钊要求当时的湖南省省长进行追查，7月5日的长沙《大公报》报导了此事。政府确实进行了追查，长沙内务司发出了第二十三号训令，要求益阳县查办此事，7月26日的长沙《大公报》报导益阳县长回复了长沙内务司，因器物在长沙的杨克昌古玩店，无法查扣，只是要求石瑜璋五日内归案，将器物缴呈。此事没有下文。
皿方罍器盖到周磐手中，应是钟校长的举报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也引起了周磐的注意，周磐以银币3000元强迫钟校长将器盖交给了自己。查《周磐自传》（原件藏邵东县档案馆）、《彭德怀自述》等，1925年4月至6月周磐驻军于桃源漆家河，7月已经离开桃源到了澧县。又考虑到钟校长的举报中没有涉及周磐和器盖，可能在举报时器盖还在钟校长手中。周磐得到器盖后离开了桃源，又秘不示人，所以保存到1952年才交给政府。1952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金明将皿方罍器盖和材料交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存，1956年省文管会与省博物馆合并，器盖和材料也移交给了湖南省博物馆。
皿方罍器身则走出了国门。1928年法国学者乔治·苏利耶德莫朗著有《中国艺术史》一书，书中有皿方罍照片，并介绍为包尔禄、姚叔来、卢芹斋等收藏。此书1931年在美国以英文出版。另外口本学者梅原末治1933年出版《支那古铜精华彝器部》著录此器，称巴黎卢氏藏。此两书的照片并不一致，不存在直接使用或翻拍之类的事，或许说明1928年此器收藏在卢芹斋，也就是包尔禄、姚叔来、卢芹斋等三人手中。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此器为日本人浅野梅吉收藏。其了浅野刚为完成父亲遗留的书稿，1961年出版《中国金石陶瓷图鉴》，其中著录有皿方罍，并介绍是1930年（日本昭和五年）以重价收购。
20世纪50年代，此器为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收藏。据新田栋一自述，于1950年见到此器，当时以重金购买，一直收藏到2001年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拍卖。
2001年，新田栋一家将皿方罍交美国佳士得拍卖，法国买家以924万美元的高价拍得皿方罍器身。
2014年，美国佳士得又一次进行拍卖。湖南省博物馆得到信息后，即与佳士得拍卖公司洽谈，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皿方罍终于回到了它的家乡，永久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铸造工艺
皿方罍器形高大，纹饰精美，特别是方形器物，铸造难度更大。此器铸造得如此完美，其铸造地点成为人们关注的又一个焦点。1939年孙海波著《河南吉金图志賸稿》，将皿方罍器身的出土地点定为河南，可能认为如此精美和高大的器物，只有在铸造工艺相当发达的殷墟等地才能出现，所以标明出土地点为河南。到了后来，陕西出土了皿氏铭文的铜器，又将此器物与陕两宝鸡地区联系起来，认为可能是周人带过来的。铜器铸造地点的考察与确认，对于湖南商周青铜器的认识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如湖南出土有铭文的铜器，大都被认为是商末周初商代贵族从北方带过来的。随着湖南地区的考古发现日益增多，以及皿方罍器身的回归，在这里谈一点对皿方罍铸造地点的思考。
对于铜器的铸造，铸铜作坊是说明省产铜器的重要内容。湖南地区出土了一批商剧青铜器，而且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但目前没有发现铸铜遗迹，对于这批铜器的产地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部分是本地生产的，部分是中原地区带来的。在原来仅发现铜器的情况下，大都采用这种说法，就是将与中原地区青铜器接近的一群铜器归于外来，具有南方特点的铙等器物则为本地铸造，这种认识也与安阳等地铸铜作坊发现的分类铸造相符合。如果是这种情况，则南方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目前只看到中原的铜器在南方，南方的铜器却没有出现在中原，说明这种联系是单向的。这种单向的联系可能意味着中原与南方的联系并不怎么密切，因为湖南地区目前所见的重要铜器大都出土于山坡河畔，可能是专供祭祀用的器物，不像中原地区的铜器一样用于随葬，用途上的差异说明中原与湖南地区的联系并不紧密，所以将湖南出土的与中原类似的铜器都归于中原地区生产可能并不合乎事实。
随着湖南地区考古发现的增多，特别是宁乡炭河旦城址的发现，城址内又出现宫殿式的大型建筑，将湖南商周青铜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觉得湖南的这种情况，应当是有一群人，才建造了这样一座城，铸造了这样一批铜器。反过来说，现在有这样一座城，有这样一批铜器，体现出有这样一群人。至于这群人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只有根据湖南青铜文化的特点，整体地向前追索，才能得到符合实际的认识。
如果这种认识无误，湖南出土的铜器也应当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当中，无论是中原特点的器物，还是本地特色的器物，都应当是在本地铸造的。因为其中有铭文的器物，如＂戈＂族器物一早的在商代晚期，晚的到了西周时期，说明这批人曾经生活在南方地区。＂戈＂族人如此，其他族的人也与戈族人一样可以在南方地区省息繁衍，他们族氏的器物出现在这里，应当就是在当地铸造的。
湖南出土的铜器确实存在一些地方特点，如人面鼎、四羊方尊、豕尊、象尊等为湖南地区独有的器物，还有宁乡炭河里出土的瓿、平江出土的罍等，圆形器物的肩部出现四个牺首，再加上外部纹饰出、内部进的特点，构成了湖南地区商周铜器的特色。这些特色可能说明南力地区应当存在铸铜作坊，至于目前没有发现，虽然不能确定这些器物是湖南地区铸造的，却也不能肯定不是湖南地区铸造的。
具体到皿方罍来说，从扉棱、牺首等方面看，和湖南出土的铜器也是一个整体。至于陕西宝鸡等地出现皿族器物或与皿方罍相同或相似的器物，因为宝鸡等地的器物均为西周时期，联系到西周时期各类人员和工艺集中于此的情况，有可能是南向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