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死刑犯的刑前会见权

　　宋人对死囚的临刑关怀
　　吴钩
　　北宋有个叫宋祁的大才子，就是那位以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令同僚惊艳的＂红杏尚书＂。他的父亲宋玘，曾在常州当了十年法官。每次有死刑犯即将处决，宋玘必拿着判决书告诉囚犯：＂尔罪应死，尽召家人，使之相见。＂还给死囚安排了比较丰盛的最后一餐。临刑之际，＂囚皆叩颡感泣＂。待犯人伏法后，又替他们请来僧人＂诵经忏罪＂。常州的死囚都很感念宋玘的恩德，对宋玘说，＂若勿化有知，当为宋府君作狗马偿厚德。＂
　　我们当然可以说，宋玘是一位很有同情心的法官。不过我这里不准备过多强调个人的美德，因为宋玘所执行的，并不是他本人的独创，而是一套宋人已在法律上确定下来的死囚＂临刑关怀＂制度。根据宋朝的立法，这套＂临刑关怀＂制度包括七个层面：一、死囚被处决之前，＂仍先给酒食＂，允许犯人的最后一餐吃好喝好；二、＂听亲戚辞诀＂，犯人享有在临刑前会见亲人、进行人生告别的权利；三、＂示以犯状＂，即当众宣读犯人的罪状、判决、断由（法律依据），不搞秘密宣判；四、＂不得掩塞其口＂，即禁止用东西塞住临刑死囚之口，要允许他说话；五、若死囚＂翻异（翻供喊冤），或其家属称冤＂，必须中止行刑程序，快马＂递申提点刑狱司审察＂（《元丰令》）；六、死囚一般在未申时分（黄昏）行决，＂经宿乃许收瘗＂，尸首第二天由亲属领回收葬，官府不得阻挠；七、没有亲属、家人的死囚，由官府给予体面的安葬，＂诸囚死，无亲戚者，皆给棺，于官地内权殡，其棺并用官物造给，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上，书其姓名＂（《天圣令》）。
　　当然，宋玘的做法更加周全、更为人性化，不但提醒死囚＂尽召家人，使之相见＂，还请了僧人来替被处死的犯人念经超度，这种指向终极关怀的＂临刑关怀＂精神，比之今日西方社会允许神父进入监狱为死刑犯祷告的人道主义做法，毫不逊色。所以，我们不必奇怪为什么众死囚要对宋玘＂叩颡感泣＂，甘愿来生＂作狗马偿厚德＂。#p#分页标题#e#
　　宋代的死囚＂临刑关怀＂制度，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华夏的优良法制传统。至迟在唐代，政府已经立法确立了＂临刑关怀＂制度。《唐令·狱官令》规定：＂诸大辟罪，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日未后（即黄昏）行刑＂；＂决之经宿，所司即为埋瘗，若有亲故，亦任收葬＂；＂诸囚死，无亲戚者，官给棺，于官地埋瘗，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冢上，书其姓名＂。五代时，军人专权，烽烟四起，法纪也成为一纸具文，以致＂诸道州府刑杀罪人，虽有骨肉寻时，不容收瘗，皆令给丧葬行人载于城外，或残害尸洌＂。后唐的法官张仁彖不忍看到死刑犯被抛尸荒野，建议政府沿用唐令中的＂临刑关怀＂原则。朝廷＂从之＂。宋朝建立后，将唐代的＂临刑关怀＂制度继承了下来，并把它发展得更加完备，比如立法强调＂不得窒塞（死囚）口耳，蒙蔽面目＂，这等于从法律上保障了死刑犯＂临刑称冤＂的权利。唐代时，武则天曾将犯人封口处决，破坏了＂临刑称冤＂之制，宋朝的立法，是对武则天败坏法制的拨乱反正。
　　这一死囚＂临刑关怀＂制度的背后，蕴藏着古老的＂恤刑慎杀＂司法理念。或者换个说法，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恤刑慎杀＂理念，催生出了死囚＂临刑关怀＂的制度。我们的先人认识到，＂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人死不能复生，死刑一旦实施，便不能逆转，所以不可不慎之又慎。正是出于对人命的珍视，中华文明在很早时候就发育出＂疑罪从无＂的思想，《尚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宋人蔡沈对这个古老的司法原则作了一番解释：＂辜，罪。经，常也。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还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我们今日的司法讲究＂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有时候两者是有冲突的，不可两全其美，只能在＂可能枉＂与＂可能纵＂中二选一，而我们的先人与现代文明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宁纵不枉＂。宋朝司法接受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比较注意恤刑慎杀。虽然宋代几乎每年都会判处二三千名犯了死罪的犯人死刑，但这些死刑犯的大多数最后都获得了减刑，没有被执行死刑。实际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每年不到一百人。#p#分页标题#e#
　　即使罪证确凿，犯人必须以命抵罪，毕竟也是剥夺一条人命。对于剥夺生命的极刑，古人表现出极大的敬畏，比如只准许＂秋后问斩＂，一年之中有一大半的时间不能执行大辟之刑，因为古人相信在春夏时节处决犯人，违背了上天好生之德。而对于即将被法律剥夺走的生命，古人也表现出起码的尊重，比如建立一套死囚＂临刑关怀＂制度。北宋哲宗年间，由于地方司法当局对这套＂临刑关怀＂制度的执行不甚得力，比如有些州县对临刑的死囚，＂以纸钱厚蒙其首＂，又有一大群执法人员围着＂传呼鼓噪＂，导致其＂虽欲称冤，无复有可言之理＂，也妨碍了亲戚辈＂与囚辞诀＂。朝廷认为＂此其间不能无滥＂，存在着滥杀犯人的司法腐败，便派遣＂谏官、御史分决诸城畿甸之狱＂。
　　有一位叫做林旦的殿中侍御史也领受了这项任务，但他告诉皇帝：＂臣之此行，不过办决一时囚系而已。＂意思是说，这种委派钦差大臣下去办案的整风运动是治标不治本的，效果有限。那么什么才是治本之策呢？林旦建议，朝廷应该＂戒敕狱官，务在遵守＂《元丰令》所规定的＂临刑关怀＂制度，＂若尚敢违敕，令统辖官司觉察按劾，并许被苦之家申诉，立为受理＂。只要严格执行制度，＂积年之弊，自此顿革，辇毂之下，无有冤人＂。宋哲宗同意了林旦的建议，＂诏刑部立法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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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敢说＂临刑关怀＂制度自此便得以不折不扣地实行下去，更不能说宋代已实现了＂辇毂之下，无有冤人＂，不过应当承认，一千年前的政府，不但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的＂临刑关怀＂制度，而且立法规定＂不奉法者，并以违制论＂，对违制的司法机关，鼓励台谏官弹劾，允许＂被苦之家＂控告，确实是难能可贵。因为，即便是一千年后的政府，也未必做得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