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探女性友谊勾心斗角之外的良善温存

　　2019-11-04 13:59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Susan Bright，翻译：林达，题图来自：美剧《都市女孩》
　　近期出现了许多以女性情谊为主题的文学与影视作品，这些故事表明，竞争、妒忌、越轨和负罪感固然是存在的，但真爱也并未缺席。
　　图片来源：Patrick Zachman/Magnum
　　几年前，一名经由业务结识的策展人邀我去亚利桑那开讲座。地点设在凤凰城，住处在她位于图森的家中。邀约令我有些紧张——并非因为怯场或从未去过那里，而是因为途中要和一个不熟悉的人一同坐两个多小时的车。
　　纵观我成年后在各大城市的生活——伦敦、纽约以及如今的巴黎——除短程的士外我基本没有进入一辆车的机会。我也完全没有与人在一个中途无法离开的空间里共处两个小时的经验。这位同行的专业兴趣与我差别甚大——她是一位研究20世纪中叶美国摄影的学者，而我的专长则更近于当代艺术。这听起来不无尴尬，当她告诉我自己最近刚离婚时，我心里长舒了一口气。爱、孩子、伤痛、拒绝、自保和未来打算，是我可以与任何人畅谈的普遍性话题。
　　如今想来，这两个小时的车程以及共处的时光对我们两人而言都是一件幸事。当时具体聊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化用卡罗尔·希尔斯（Carol Shields）的小说《除非》（Unless）里的话——我们聊天的时候从未想过聊什么东西，一路闲聊而已。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沿着一条完全无法让人记住的高速公路行驶，友谊就此诞生了。
　　这种宽慰是我和我的大部分女性友人都有所体会的。我想说的是它迥然不同于我跟男性友人打交道的方式，差别就体现在聊天上。希尔斯的小说对女性友人的重要性有很好的论述，但她们仍不在故事核心或叙事曲线的高潮。在《除非》一书里，主角的丈夫问她在例行的朋友聚会上聊了些什么。她答道：＂太丰富了，太不确定了，根本无法描述。用某些人的话讲叫闲扯（chit-chat）。＂＂闲扯＂一词把女性友人之间的交谈归结为肤浅而无关紧要的，有时确实是这样，但闲扯也可能是深远且事关本质的——很难找到恰切的字词来形容这种游弋于欲望、虚荣、失败和命运之间的分享过程。
　　《衰姐们》四位主演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朋友对一种充实、幸福和良好的生活具有核心意义。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和第九卷谈到了友谊这一主题，虽然他在写作的时候心里想到的显然不是女性之间的友谊。他将三种类型的友谊分别对应于善好（goodness）、快乐（pleasure）和优势（advantage）。唯有这三者都到位，才能实现＂良善意愿＂（good will），进而才能构建起恰当的、深刻的友谊。
　　＂良善意愿＂是一种相互的、基于共享的价值而想望另一人的善好的感觉。但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两个相当笼统的论断。第一，他声称如果两人之间对此种善好的欲求出现了不均衡，那么友谊将变得不稳定。然而这种不均衡在女性友谊的各种表达里恰恰特别突出——尤其在电影里——有人还据此认为，女性之间几乎不可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成为朋友。第二，亚里士多德声称能基于前述三种价值来建立并维系具有完美均衡的友谊的人少之又少。
　　就这种不均和差劲的女性友谊而言，我们似乎可以举出无数例证，而女性之间勾心斗角、相互较劲这一推动情节的手法，在描绘男性友人＂兄弟之谊＂的篇章中却相当少见。在自传《友谊的见证》（Testament of Friendship）中，薇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写道：＂从荷马时代开始，男性的友谊就享有荣誉和赞美，但女性的友谊……通常不仅不受歌颂而且还面临嘲讽、轻视和误读。＂布里顿指的可能是1930年代电影里女人们围着归国的士兵彼此争宠的桥段。确实，诸如《荣耀之路》和《永别了，武器》这类电影传达出了一种相当广泛的信念，那就是女性没有能力建立友谊。
　　进一步看，女性的荧屏形象向来不合实际，即便这个话题关乎极大的兴趣、恐惧和吸引力。作为回应，1980年代兴起了如今所称的贝克戴尔测试（Bechdel test），它追问电影中出现两名女性且其谈论的话题不限于男性的频率。但女性内斗仍是电影或电视剧的常见桥段——在《衰姐们》或《大小谎言》这类连续剧里就有不少相互较劲、小肚鸡肠和彼此闹翻（随后又和好）的场面。《莫负当年情》《贱女孩》和《独领风骚》等电影也仰赖此一手法。
　　除了此类朋友之间相爱相杀的常见故事线，也有友谊变成爱情继而成为某种迥异的东西这类表现，对此可参见《罪孽天使》《玩尽杀绝》《阿黛尔的生活》和《宠儿》。《末路狂花》则体现出了一些有关＂姐妹情＂的虚假观念。诉诸如胶似漆的＂闺蜜＂这一主题，但故事情节上仍旧依赖于友情之破裂的电影还有《四时五十一分》《前妻俱乐部》《欲望都市》《完美音调》《伴娘》和《嗨翻姐妹行》。可能只有在美国情景喜剧《老友记》的理想乡里，女性之间才能实现互不攀比和不较劲。一言以蔽之，电影和电视剧这个领域实在是很古怪，要在其中找到对女性友谊的真实表现殊为不易。
　　《末路狂花》则体现出一些有关＂姐妹情＂的虚假观念
　　我在纽约住了将近八年。最近，某好友表示他会在我50岁生日时为我举办一场派对。以亚里士多德的友谊观而论，我想我大概是邀请不到足够的真心朋友了，尤其没有情景喜剧里的那一型：我从来不是聚会的发起者，也不是人群里的灵魂人物，一对一或者小群体会让我更自在一些。不料很快就有30人（我的友人容积上限）应邀，这让我十分惊讶。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能维系他心目中的完美友谊的人群规模是很小的。这对双方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俄亥俄大学人际沟通教授威廉·罗林斯（William Rawlins）表示：＂如何能既尊重彼此生活上的诸多偶发性，又尝试树立起我们必将会见面——哪怕不是定期会面——的预期？这是一门相当有挑战性的功夫。＂
　　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提法，认为友谊仅限于少数人之间。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甚至还专门提出了一个数字——150，又名邓巴数，或曰一个人可维系稳定社交关系的总人数（按他的说法，这些人是＂酒吧里偶遇后无需邀请就能坐下来一起喝一杯的＂，他认为一个人的亲密朋友最多只能有5人左右）。随着社会流动变得更加容易，友人也遍及全世界，一些心理学研究考察了友谊这一概念的变迁，兼及社交网络对友人间书信来往频率的影响以及网友关系的浅薄性。
　　随着反性骚扰运动的兴起及其推动力量的壮大，女性友谊在电影和文学里获得了更充分的表达。朱莉·贝克（Julie Beck）在《大西洋月刊》撰文称：＂随着人们婚龄的推迟以及单身女性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书籍和电视节目开始探讨友谊的动态性。＂我们见到更多的真实友谊得以被呈现出来，它们并非基于始终不渝的义务或高度节制的关怀与克己，尽管相关情节的戏剧性不算很强，这些女性的友谊仍表现出了相互的尊重以及爱慕，不牵涉任何冲突。这样的表现相当罕见，不过有个较早的例外是1987的电影《丽塔，苏还有鲍勃》。更近一点则有电影《相助》、电视连续剧《大城小妞》以及青年电影《高材生》——它们都凸显了同一个主旋律——健全、不事张扬且互尊互谅的女性友谊皆处于其叙事的核心。
　　健全、不事张扬且互尊互谅的女性友谊是《大城小妞》等剧集等叙事核心
　　在文学当中，希尔斯小说里的女性友谊是一大亮点，一以贯之地凸显出女性之间的相互支持与亲和。她在《除非》里写道：
　　耐人寻味的是朋友如何被逐出了小说，但我大致有一个脉络。要怪罪海明威、康拉德（Joseph Conrad）乃至于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都无妨，然而现代主义传统本身就已定下了个人——冲突着的自我——与世界相对立的基调。父母（有爱或忽视）是虚构小说的常客，子女（软弱、充满妒忌且有自毁倾向）也有其角色。但友人的不在场几乎成了一种惯例——当叙事已然充斥着各种事件以及个人内心的痛苦挣扎后，似乎就没有余地留给朋友了。
　　这样看来，虽然电影对友谊多有曲解，但小说里却甚少如此。希尔斯认为朋友被叙事忽略的原因在于对自我探究的推崇，这让我们回到了亚里士多德。他主张诸价值的相互交换对友谊十分重要，这种看法基于他有关朋友是＂另一个自我＂的观念，你爱慕以及喜欢对方，恰如你爱慕以及喜欢自己。这就是有趣之处。
　　自我仇视和不安全感（与自爱相对立）是近年来两大最热门的友谊故事——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和菲比·沃勒-布里奇（Phoebe Waller-Bridge）的电视喜剧《伦敦生活》——的焦点所在。友谊的阴暗面一如既往地占据主导地位，且因此而获得了更高的热度。
　　这两名作者凸显了人类的易错性（fallibility），并揭示出女性友谊对自我的一系列影响。透过这些故事里的友谊，人们可以窥见女性心智的幽微之处，以及友谊如何影响了亲密的、内在的以及内向的情感，或曰希尔斯所谓＂内在人格的痛苦挣扎＂。不管是在费兰特的小说里，还是在沃勒-布里奇基于其早期的个人舞台秀的电视剧里，女性友谊中的迷恋和越轨所展现的都不是团结，而是孤独。这种利用友谊来进行自我探索的扭曲性做法，是两个故事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它们彼此相关的原因，它们所强调的情感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某时某地有切身体会的。
　　在两个故事里，我们都只得知了故事的一面，两名作者的共同亮点在于对这些关系是否真的是友谊发出了疑问。归根结底，费兰特小说里的痴迷现象以及沃勒-布里奇小说里的越界之举均不足以为真正的友谊奠基。
　　《那不勒斯四部曲》围绕埃莱娜和莉拉之间的关系而展开，旁白是埃莱娜。这一文学手法可直接洞察其中一名女性的内在世界，但另一人仍晦暗不明。读者仅能推测莉拉行为背后的意向，表面看来，它们是极具暴力和操纵性的，源自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妒忌，此妒忌发端于埃莱娜得到了继续学业的机会而莉拉则被拒之门外。
　　埃莱娜对神秘莫测的莉拉十分迷恋，在二人关系随年龄增长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埃莱娜对她堪称爱恨交加，有多少崇拜就有多少憎恶。莉拉是她的阴影，在她的一生中持续投射着恶念，刺激着埃莱娜的不安全感（莉拉似乎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力量，对二人了如指掌）。埃莱娜渴望从这个看上去毫无可爱之处的女人那里获得认可，渴望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依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这根本就不是友谊：＂那些为了朋友自身而希望朋友为善才最是朋友，他们都是为了朋友的自身，而不是出于偶性。＂
　　莉拉是个霸凌者，从头到尾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在利用埃莱娜。源自智识和性这两方面的妒忌兼具潜在危害性和自毁性。她们二人的关系里似乎毫无彼此尊重的成分，两人看起来也并不喜欢对方。莉拉17岁时曾与尼诺同床——一个当地的男孩，因父亲对女性轻浮而被迫搬走——而此时女孩们正在一同度假。她是在明知埃莱娜与尼诺的恋情的情况下这么做的，哪怕这段恋情从未公之于众。在这一点上，莉拉的婚姻也不幸福。此举是她们二人人生走向的分水岭，而尼诺的在场也在故事后半段的某一关键时刻令莉拉失去了女儿，进而无可避免地令二人决裂。合上书卷，读者仍会好奇：埃莱娜既然如此不自在，为何不彻底和莉拉断绝往来，将自己从这一有害的关系中解放出来？
　　《那不勒斯四部曲》
　　唯有在小说第四部当中两人同时怀孕的关头，才相当稀有地出现了某种尚可称之为友谊的东西：一同去见医生，一同开怀大笑。然而好景不长，莉拉很快又做回了那个冷酷的自己，暗流重新涌动了起来。
　　这部著作的关键词是孤独——埃莱娜发现了莉拉的孤独，同时也必须料理自己的孤独，她时常受累于男人的玩弄，也不太在意（更准确地说是条件所限，只能不去想）自己在个人或职业上的能动性。虽然结过一次婚、与尼诺依旧保持着情人关系且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埃莱娜的孤独依旧挥之不去，而这或许也是她为何不愿放弃与莉拉的友谊、视其为一种补救的原因。与前文提及的诸多主流情形不同，埃莱娜和莉拉的关系里没有什么公式化的要素，结局也并非皆大欢喜。
　　女性对女性的迷恋当然不算新鲜——想一想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的小说《芮贝卡》。埃莱娜对莉拉的迷恋或许很极端，但这一主题最近又在荧屏上有所复兴，如基于卢克·詹宁斯（Luke Jennings）的《薇拉内尔》系列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杀死伊芙》以及沃勒-布里奇的《伦敦生活》。
　　《伦敦生活》的主角兼旁白＂大邋遢＂（即其绰号Fleabag的含义，与剧名相同，剧中未曾提及其姓氏——译注）因挚友＂小炸弹＂（Boo，有嘘声以及突然惊吓之意）的突然去世而陷于孤独。但其友谊似乎更接近于背景性的次要情节，在剧中的多数情节里，主角与继母和姐妹的关系才是核心。
　　不过，观众可在全剧结束处认识到友谊就是一切——其悲剧性的结局乃是主角不安全感、性开放、无厘头行为以及伤害自己和周围人们的冲动的关键。她与挚友的友谊如此可信，如此温暖，既有尊重又不乏趣味，以至于观众们得知主角的背叛这一真相之后大感惊愕。
　　亲和（Kindness）——两个人同等地为对方投入——在女性的友谊中极难见到，大邋遢的越轨之举就深深伤害了友谊。她经常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而且从来不会补救。她对自己的情绪和缺点从来不加掩饰，这一形象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真的会伤害自己所爱的人。或许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就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对亲近者做出过这些事。人人都是大邋遢。友谊是一种通达角色内心的手法，一种揭示大邋遢脆弱自我的方式：她的生活漏洞百出，情绪也基本不受约束。
　　这部剧的火爆也表明了我们对人设丰满的女性角色走上舞台中央的深切盼望，且揭示出了女性友谊之于女性本身的重要性。大邋遢与其他主体譬如家庭的关系相当差劲，痛苦无比，但她与挚友的情谊（起码在刚开始的时候）却十分纯洁。鉴于对孤独的恐惧万分强烈，如果你在某人身上得不到这种友谊，那就一定要费劲心思去追求。
　　二人之为朋友，全在于友谊使两人感觉良好，这种良好既针对对方，也指向自身。这样的友谊和埃莱娜与莉拉的关系及其之间的算计、猜忌和不安全感形成了鲜明对比（哪怕大邋遢和埃莱娜都属于低自尊）。与此相反，大邋遢和小炸弹之间是彼此滋养和互补的关系，这样的情形在黄金时段的电视剧里向来不多见。
　　这两个故事里的女性友谊毫无＂琐碎＂之处：它们是广博的，有如史诗一般，也是一种切中时弊的提醒——在这个数字时代，＂点赞之交＂和线上评论很容易与亲密关系相混淆。凯特·丽芙（Kate Leaver）的《友谊疗法》（The Friendship Cure）和麻省理工学院科技与自我创新中心的创始人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的作品即以此为主题。她们告诉我们，如今友谊正面临危机。而《那不勒斯四部曲》和《伦敦生活》所做的正是反击这一悲观情绪，既凸显了女性友谊的宝贵，又让我们看到人竟然可以混乱、复杂与脆弱到如此这般的程度，更阐明了我们何以必须对友人和自己尽心尽力以及无视那些不懂得礼尚往来的人。
　　这些友谊的范例之所以能引起共鸣，关键在于其亲密性和脆弱性，这不仅存在于两个女人之间，也关乎各个主角自身。这些女性有缺陷但真诚，易错性、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或许让她们显得不太可爱，但她们也是完全可以建立人际关系的。简言之，看见了自己在小说里的投射之后，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强的孤独感了。
　　此外，最有吸引力的故事似乎完全与友谊无关，而是关乎自我意识、自欺、孤独和自信（或缺乏自信）的。这些聚焦于女性友谊的故事告诉我们，竞争、妒忌、越轨和负罪感固然是存在的，但真爱也并未缺席。女性之间的关系也能让我们擦亮眼睛，激发思考，引领我们探索自我的各种深层次情感。
　　我被这种叙事吸引的理由，在于我自己经常辗转于诸国之间，每次都需要交一些新朋友。漂泊不定会让我重新审视自己——不一定洗心革面，但确实是一种调适。我必须反观内心，而协助我做到这一点的正是我的朋友们。此外，漂泊的经历也强化了我的不安感和空虚感，我的朋友也同样受其困扰：我并非随时都有＂自爱＂，我的朋友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要求一个人及其朋友都要有善好的美德，我似乎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但我认为，即便我们未必都能坚持对自己高要求，我们彼此之间也还可以努力追求他所称的＂良善意愿＂。
　　本文原载于《Aeon》，原标题为＂My friend, my self＂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Susan Bright，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