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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丹霞再谈石渠宝笈


  《佚目》中的早期书画流向
  这里的《佚目》是指《故宫已佚书画目》。
  大臣们借阅宫廷书画,有的很快还回来了,但有的干脆没还,在溥仪《我的前半生》里有明确记述,宫中的书画珍品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散失了。当然,朱益藩借出的隋人书《出师颂》,后来由陈宝琛代还了,因为后来溥仪赏赐溥杰的单子里又见到了这件,说明它回来之后又被溥仪偷出去,后来在天津期间变卖了。1997年嘉德拍卖公司在天津征集到了尾纸上的题跋,2003年另一个藏家送拍了《出师颂》本幅。2014年嘉德拍卖的董事长陈东升先生斥巨资与红树白楼主人陆氏父子共同将题跋部分无偿捐给故宫,使得隋人《出师颂》最终得以完璧回宫。陈先生功莫大焉!
  1925年2月23日,溥仪在日本警察保护下潜逃到了天津张园,以盗卖国宝换取金钱,供他挥霍。如宋代的李公麟《五马图》、李嵩《西湖图》;金代的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元代的郑思肖《墨兰图》和马琬《幽居图》等都是溥仪在天津期间卖出的名作。这些至少现在还能看到,但有些是悄悄卖的,究竟盗卖多少,很难摸清底细,有些作品已无从获观。我曾与家父(编者注:指著名书画鉴赏家杨臣彬先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资格审核委员,中央美术学院书画鉴定专业硕士生导师)谈起李公麟《五马图》,这也是溥仪在天津时卖的。以前的藏家…直声称美国人炸东京的时候此图被毁了,不存在了,但现在听闻其实还在那人手里。传世李公麟画作被确认的真迹就三个,一是在日本人手里的<五马图》;一是《三马图》,但图已不存,只剩下了苏轼的题跋部分;第三就是《临韦偃牧放图》。
  到二战末期,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溥仪带着从长春伪皇宫的千余件珍品中挑选的一些书画,包括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在内的百多件书画和《水村图》,进宫前是清初大词人纳兰性德的藏品,就在这时被溥仪以低廉的价格卖掉了。可想而知,在当时大栗子沟那个地方,穷乡僻壤,仓促之间哪去找识货的收藏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通化地区土改运动中发现了这批溥仪逃亡时变卖的东西,除《水村图》外,还有人马画精品——传为韩斡的《神骏图》,优美精雅、具有道家意味的传为赵伯驹的《莲舟新月图》,宋徽宗赵佶的<王济观马图》等。
  上世纪60年代初,从大栗子沟来个老头要卖《水村图》,当时故宫花了八千块购回,而宋徽宗赵佶的《王济观马图》流入私人之手,现已不知下落。而《清明上河图》据马衡先生记述,是在上世纪50年代由苏联将截获的溥仪随身珍宝、书画移交给了人民政府。
  东北伪皇宫流出来的许多作品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坏。米芾《苕溪诗卷》这次也展出了。但面对这个展品,你难以想象已经彻底被毁掉、消失的部分,还有不少有缺半个字、缺笔画的。1963年4月,从哈尔滨来了一位青年人,拎个包袱,里面装了37件伪皇宫流散出来书画的碎片,就包括这件。经过故宫修复厂老师傅的修裱全补,根据民国初出版过的珂罗版上的字样,反复练了几个月把它勾描出来,补得天衣无缝。我曾经陪启功先生观看这件作品,启先生不住地称赞修得真好,对着灯照都看不出痕迹。虽然已尽最大努力修复,但要顿复旧观已不可能,因为米芾卷前引首原有李东阳死之前的题字,这是目前所知最迟的他70岁的绝笔书,已经彻底在溥仪手下的匪兵抢夺中损毁不见了。除了残损的李公麟《三马图》、米芾《苕溪诗》外,这37件中还有还有宋牟益(传)《西岳降灵图》、陆居仁与杨维桢合卷、明王绂《万竹秋深图》、沈周《辛夷花图》以及陈洎传世孤本《自书诗稿》十六首,有宋、元、明名家跋,均已被匪兵撕得残缺不全。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军政大员都来争夺伪皇宫流散出来的东西,比如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弄到了李赞华的《射鹿图》。而郑洞国是当时国民政府的东北接收大员,他从古玩商及伪官兵手中购买了赵孟頫《浴马图卷》,这件捐赠给了故宫,其余的有文徵明《真赏斋图卷》、阎立德(传)《职贡图》、赵孟頫《饮马图》、赵葵<杜甫诗意图》。长春解放时郑洞国留下的国宝有杨凝式《夏热帖》、胡瓌《卓歇图》,都已重归故宫;而唐人摹王羲之《万岁通天帖》、王蒙《太白山图卷》入藏辽宁省博物馆。
  除了政府要员,许多收藏家、书画家也参与到搜集、购买"东北货"的行列。比较著名的有张伯驹、张人千、王季迁、吴湖帆等人。张伯驹先生从20年代就一直不懈地为抢救溥仪偷盗出宫的国宝努力奔走。他出身豪门,雄于资财,倾家荡产不遗余力地收购了许多顶级国宝。如他先后收进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杜牧《行书张好好诗》、赵佶《雪江归棹图》、范仲淹《道服赞》、黄庭坚《诸上座禅语卷》、杨婕妤(传)《百花图》、赵雍等《元五家合绘卷》、王绂与陈叔起合作《潇湘秋意图》等。解放后,张伯驹、潘素夫妇将保仔的历代法书名画精品通过文物局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现在L哪找这样的收藏家去?自己晚年过得非常穷困凄凉.但是最好的东西都捐了。上世纪90年代我通过海外的藏家,问接地看到一些张先生早前留下的东西,看了以后,直想掉眼泪,为什么?确实不好,都是一般的东西。老先生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国家。现在的人可能眼力好的也不少,可谁又有张先生这样博大的胸怀和气度呢?
  惠均即惠孝同,是溥仪近臣耆龄之子,也是京津地区重要的绘画名家。惠均购得的《佚目》书画有:王诜《渔村小雪图卷》、李嵩《货郎图卷》、《元五家墨迹卷》等,在60年代全部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惠均自己的绘画,特别是他的山水,学的就是北宋"李郭传派"的风格,从他的作品中能感受到其受到藏品的影响,如王诜作品对他艺术风格的深刻影响。为何民国时出现那么多大家?这些大家都有很好的收藏,不要说媲美文徵明、董其昌,就和民国的这些画家比,当代的画家有几位是有让人欢喜赞叹的书画收藏的?
  上海先施公司大股东谭敬,既是书画收藏家,也是上海古字画造假的核心人物。他所收的《佚目》书画有赵孟坚《水仙图》、赵孟烦等《赵氏一门合札》、赵原《晴川送客图》、倪瓒《虞山林壑图》、柯九思《上宫词》以及不少的宋元信牍等。还有一件赵孟頫《双松平远图》并非《石渠》著录,但是赵画精品,此卷原为成亲王永瑆物,其后代不能保,清末入端方手。1902年,安徽籍古玩商蒯光典用一件假唐代尉迟乙僧<天王像》从端方处赚走,后来辗转几手也到了谭敬手中。只是此卷画心上原有的乾隆题诗被刮掉了,现在已修复平整。法书大观册中的王献之《东山松帖》也出现了御题、御玺被刮的情况。1949年之后,谭敬移住香港,后将大部分收藏转手给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谭敬也利用收藏造假,他那个造假小团伙的高手临摹了元代朱德润《秀野轩图》,这摹本现藏弗利尔,除了留下两处破绽,即画心少了"石渠宝笈"朱长方印,题跋中原迹中写错的字边的一点在仿品中没有了,其余和原件几乎一模一样。谭敬手下这些作伪高手像金仲鱼、郑竹友等后来分散到了上博、故宫,成为上世纪博物馆临摹、复制的中坚力量。
  上海著名书画家、鉴藏家吴湖帆,所收古代书画甚富,然其所收《石渠》著录作品不多。见于《佚目》的有元吴镇((渔父图》卷,现归上海博物馆;另有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真迹的起首部分,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王季迁是吴湖帆弟子,后定居美国,他的收藏,除了非《石渠》著录的宋武宗元《朝元仙仗图》之外,还有《石渠》著录书画李唐(传)《晋文公复国图》卷、元方从义《雪山图》卷、钱选《羲之观鹅图》卷等。
  著名画家也是作伪高手的张大干,所收《佚目》书画有五代董源《潇湘图》卷、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现藏故宫)、宋高克明(或为燕文贵)《溪风图》卷、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传》卷等,除了前两件在新中国成立初由政府出资购买回归故宫之外,其余的现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传》2012年底到上博展出过,纵横跌宕,神采飞扬,与《诸上座帖》一样是黄庭坚草书的代表作。
  流转于市的精品及伪作
  除了流散到国外博物馆,以及回归到故宫或内地其他博物馆的《石渠》著录书画,也有一些在私人手中,并在近二十年来的艺术品市场露面、换手。
  这中间,除了个别的作品被博物馆购藏,如故宫买的张先题《十咏图卷》和隋人书《出师颂》、上博买的宋高宗《养生论卷》、首都博物馆买的宋人《孔门弟子像卷》等,大部分明清时期作品分藏在各地的私人藏家手中。
  早期作品中,传为萧照的《中兴瑞应图卷》,则是宋人很好的摹本,这件作品可说是明代画家们以《中兴瑞应》为题进行人物故事画研习、创作的优秀范本。传为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我并不认为是徽宗本人的作品,因为其用笔与上博《柳鸦图》、台北林氏藏《四禽图》的用笔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宋徽宗的双龙印也从未见到在长卷中当成骑缝印反复使用的。此外上面的一些明代收藏章,也是值得推敲和研究的。
  明代的如文徵明《行书西苑诗册》是文氏行书的代表作,精力弥满,笔墨俱佳;沈士充《仿宋元十四家山水卷》是沈士充临习古人又兼具自己面目的优秀作品,是这位"松江派"领袖的代表作,只惜品相有损;周之冕《百花图卷》是周同类题材"勾花点叶法"不可多得的佳构,勾写精微,敷色雅洁,开启了清代小写意以及近现代百花图式的先河;吴彬《十八应真图卷》显示了吴彬作为晚明变形主义画风骨干画家的最典型面目,想象丰富,形神精妙;董其昌《疏林茆亭图卷》则是《石渠》三编著录的董山水精品之一,体现了董其昌临习黄子久、倪云林诸家风貌,融会贯通、笔墨萧散的特色;杨慎《行书禹碑歌并禹碑考))残卷,并不因其残破而被藏家忽略和摒弃,其书法传世少且多片缣尺幅,此卷被小白楼伪兵抢夺撕扯,仅余不足三分之二,然书法遒劲潇洒,明显受到文徵明行书影响,此卷的另一部分残片现存故宫……以上所举各例,都是市场上不可多得的书画精品。
  市场上出现的《石渠》著录的清代书画作品数量更多些,由三部分组成,即各朝皇帝御笔、皇帝身边的臣工书画、其他文人的书画。皇帝御笔中最多见的是乾隆,这也难怪,因为他长寿,画的写的都比其他皇帝多,而且《石渠》的前两编都是他来主持编的。其实几乎每一编中除了历代书画,占比最大的就是乾隆自己的作品,有的几乎占了书中著录总数的近二分之一。另外因为他在世时分区存放,去世后被大量地进行集中几处收储,这也就造成了诸如乾清官大火或遭遇外敌入侵时大量的流失。
  在市场上比较经典的乾隆御笔作品,书法有《石渠》续编著录的《行书洪咨夔春秋说论隐公作伪卷》、《以写我忧诗卷》、《塔山五面记卷》(共五卷一套,拍卖四卷,另一卷现存香港大学)、《哀明陵三十韵卷》等,《石渠》三编著录的《临米芾尺牍册》、《临董其昌仿颜帖轴》等。
  书法作品以行书居多,各时期的都可见于拍卖,其中比较好的有《行书洪咨夔春秋说论隐公作伪卷》、《哀明陵三十韵卷》和《临米芾尺牍册》。这些都是他精心之作,体现了他对于前贤和书法传统的尊崇和不懈研习,体现了他的治国理念。像《哀明陵三十韵卷》,他总结、感叹明王朝覆灭的同时,也警醒自己和臣工不要重蹈覆辙。但是历史车轮是无情的,尾纸上康有为的长题,亦复哀叹大清覆灭之速。可以说,这件作品承载了两个王朝衰亡覆灭的惨痛,这给了后人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帝王、政治家们对于国家兴亡的认识。
  绘画作品则有《石渠》续编著录的写实风格的《盘龙松图轴》、《嵩阳汉柏图轴》、《双塔峰图轴》,这些都和乾隆的巡游经历密不可分,而且也是在他以临古为主的绘画作品中不可多得的写生创作。有的作品则散佚或缺失了,如他的《水仙图册》,本为八开,现仅存四开。乾隆时期还有不少命题画,是与词臣们共同完成的,一般是他作诗,词臣画,有时是他自己题写诗文,有时是臣工抄录。如中贸圣佳曾拍过乾隆帝、董邦达《盘山十六景诗并图册》等。
  臣工的作品《石渠》初编著录的有赫奕《烟树山亭图卷》、蒋廷锡《牡丹谱册》(上下册);《石渠》续编有金廷标《溪杓扶筇图轴》、钱陈群《御制开惑论册》、董邦达《雪后悦心殿诗意图轴));三编的有董诰的《御制渔具十咏诗书画册》及<春景山水花卉二册》、黄钺《长城岭春睛揽胜图卷》、钱维城《行庐清供图册》,以及宗室弘旿的《静寄山庄图轴>和《川岳腾辉图轴》等。
  而市场中流传的文人作品相对数量较少,如《石渠》续编中的王翠《辋川雪意图卷》、恽寿平《载鹤图卷》等。民国时期谭敬等人伪造书画的手段现在并非没有后继者,市场上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清官旧藏、《石渠》著录的假货,也是北京、天津地区的一些人照着他们这批人的路子在做。因为现在资讯发达,可资比照的图像、资料比谭敬他们那时丰富多了,加上高科技手段,所以非常具有欺骗性,已经蒙骗了一些老行家或"学者"。
  提问环节
  提问:乾隆以及他祖辈皇帝的书域是否全部收录在《石渠宗笈》三编里?
  杨丹霞:不是,各编都有,但是三编的数量较多。
  提问:乾隆的大量题诗文录入《石渠宗笈》,依靠什么标准选择?
  杨丹霞:首先就是他自己觉得好的。因为他大量地写,光是御制诗就四万多首。除了诗稿,宫廷里的摆设装饰也需要大量的书画,他写的也多。所以在他编初编、续编时,肯定要在自己的海量作品中先选那些内容重要的、有趣的、写得也满意的编入书中。毕竟他自己挑还是有理智的,他知道能够写成什么样,哪个好些,哪个败笔多些,他自己心里有数。
  当然,也有既好又没选人《石渠》的,包括那些在编书前就已赏赐出去的。比如,中贸圣佳曾拍卖了一卷乾隆御笔,引首题着"周次兼成"的行书诗文卷,前面是仿仇远十二生辰题平定金川诗,后面是题四库全书的,作于乾隆四十年,尾纸有徐邦达、刘九庵二位先生的题跋。这件乾隆的行书写得很好,但早在乾隆五十八年编《石渠》续编前两年就赏赐给了他的儿子永瑆。永瑆是乾嘉时期"四大书家"之一,乾隆一共写了四件同样内容的作品,他赏赐这个书法家儿子,一定选自己最得意的,"垂范子孙",所以,这卷就是那种虽是佳作而未入《石渠》的。
  到编《石渠宝笈》三编时,乾隆已经去世很久了,作为他儿子的嘉庆,但凡他父亲像点样的作品尽量都放进去。另外,也有初编、续编未及编入的历代书画,在嘉庆时期被补录到三编中。
  提闻:乾隆一生花了很多时间在书画鉴赏和创作上面,如何与其日常的政务治理时间进行平衡,两者是什么关系?
  杨丹霞:我想他肯定有很好的平衡能力。以前清史专家们都说,乾隆能写这么首诗吗?四万多条,然后就猜谁代笔的吧,沈德潜啊或是纪晓岚啊。现在我们看宫里头留着两个大龙箱里面就是这些诗的草稿,他就爱写。其实,清代的皇帝总体上都比明代皇帝勤奋、忠于职守,即便最后鸦片战争后,国运衰微,他们也非常努力,只因大势已去难以力挽狂澜。这么多皇子,为什么雍正就挑弘历继位?"四爷"是多精细的人!乾隆的智慧、能力,各方面能力都足以让他在君主、诗人、书画家、鉴赏家等各种身份之间转换自如,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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