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猫原文欣赏

　　猫
　　＂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颐谷这样譬释着，想把心上一团蓬勃的愤怒象梳理乱发似的平顺下去。诚然，主妇的面，到现在还没瞧见，反正那混帐猫儿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也无从打他。只算自己晦气，整整两个半天的工夫全白费了。李先生在睡午觉，照例近三点钟才会进书房。颐谷满肚子憋着的怒气，那时都冷了，觉得非趁热发泄一下不可。凑巧老白送茶进来，颐谷指着桌子上抓得千疮百孔的稿子，字句流离散失得象大轰炸后的市民，说：＂你瞧，我回去吃顿饭，出了这个乱子!我临去把誊清的稿子给李先生过目，谁知他看完了就搁在我桌子上，没放在抽屉里，现在又得重抄了。＂
　　老白听话时的点头一变而为摇头，叹口微气说：＂那可就糟啦!这准是‘淘气’干的。‘淘气’可真淘气!太太惯了它，谁也不敢碰它根毛。齐先生，您回头告诉老爷，别让‘淘气’到书房里来。＂他躬着背蠕缓地出去了。
　　＂淘气＂就是那闹事的猫。它在东皇城根穷人家里，原叫做‘小黑’。李太太嫌‘小黑’的称谓太俗，又笑说：＂那跟门房‘老白’不成了一对儿么?老白听了要生气的＂。猫送到城南长街李家那天，李太太正在请朋友们茶会，来客都想给它起个好听的名字。一个爱慕李太太的诗人说＂：在西洋文艺复兴的时候，标准美人都要生得黑，我们读莎士比亚和法国七星派诗人的十四行诗，就知道使他们颠倒的都是些黑美人。我个人也觉得黑比白来得神秘，富于含蓄和诱惑。一向中国人喜欢女人皮肤白，那是幼稚的审美观念，好比小孩只爱吃奶，没资格喝咖啡。这只猫又黑又美，不妨借莎士比亚诗里的现成名字，叫它‘darklady’，再雅致没有了。＂有两个客人听了彼此做个鬼脸，因为这诗人说话明明双关着女主人。李太太自然极高兴，只嫌＂darklady＂名字太长。她受过美国式的教育，养成一种逢人叫小名以表亲昵的习气，就是见了莎士比亚的面，她也会叫他bill，何况猫呢?所以她采用诗人的提议，同时来个简称，叫＂Darkie。＂大家一致叫：＂妙!＂，这猫听许多人学自己的叫声，莫名其妙，也和着叫：＂妙!妙!＂(miaow!miaow!)没人想到这简称的意义并非＂黑美人＂，而正是李太太嫌俗的＂小黑＂。一个大名鼎鼎的老头子，当场一言不发，回家翻了半夜的书，明天清早赶来看李太太，讲诗人的坏话道：＂他懂什么?我当时不好意思跟他抬扛，所以忍住没有讲。中国人一向也喜欢黑里俏的美人，就象妲己，古文作‘〔黑旦〕己’，就是说她又黑又美。〔黑旦〕己刚是‘Darkie’的音译，并且也译了意思。哈哈!太巧了，太巧了!＂这猫仗着女主人的爱，专闹乱子，不上一星期，它的外国名字叫滑了口，变为跟Darkie双声叠韵的混名：＂淘气＂。所以，好象时髦教会学校的学生，这畜生中西名字，一应俱全，而且未死已蒙谥法--混名。它到李家不足两年，在这两年里，日本霸占了东三省，北平的行政机构改组了一次，非洲亡了一个国，兴了一个帝国，国际联盟暴露了真相，只算一个国际联梦或者一群国际联盲，但是李太太并没有换丈夫，淘气还保持着主人的宠爱和自己的顽皮。在这变故反复的世界里，多少人对主义和信仰能有同样的恒心呢?
　　这是齐颐谷做李建侯试用私人秘书的第三天，可是还没瞻仰过那位有名的李太太。要讲这位李太太，我们非得用国语文法家所谓＂最上级形容词＂不可。在一切有名的太太里，她长相最好看，她为人最风流豪爽，她客厅的陈设最讲究，她请客的次数最多，请客的菜和茶点最精致丰富，她的交游最广。并且，她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假使我们在这些才具之外，更申明她住在战前的北平，你马上获得结论：她是全世界文明顶古的国家里第一位高雅华贵的太太。因为北平--明清两代的名士象汤若士、谢在杭们所咒诅为最俗、最脏的北京--在战事前几年忽然被公认为全国最文雅、最美丽的城市。甚至无风三尺的北平尘土，也一变而为古色古香，似乎包含着元明清三朝帝国的劫灰，欧美新兴小邦的历史博物馆都派人来装了瓶子回去陈列。首都南迁以后，北平失掉它一向政治上的作用;同时，象一切无用过时的东西，它变为有历史价值的陈设品。宛如一个七零八落的旧货摊改称为五光十色的古玩铺，虽然实际上毫无差异，在主顾的心理上却起了极大的变化。逛旧货摊去买便宜东西，多少寒窘!但是要上古玩铺你非有钱不可，还得有好古癖，还得有鉴别力。这样，本来不屑捡旧货的人现在都来买古玩了，本来不得已而光顾旧货摊的人现在也添了身分，算是收藏古董的雅士了。那时候你只要在北平住家，就充得通品，就可以向南京或上海的朋友夸傲，仿佛是个头衔和资格。说上海和南京会产生艺术和文化，正象说头脑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周口店＂北京人＂遗骸的发现，更证明了北平居住者的优秀。＂北京人＂是猴子里最进步的，有如北平人是中国人里最文明的。因此当时报纸上闹什么＂京派＂，知识分子们上溯到＂北京人＂为开派祖师，所以北京虽然改名北平，他们不自称＂平派＂。京派差不多全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对于他们侨居北平的得意，仿佛犹太人爱他们入籍归化的国家，不住地挂在口头上。迁居到北平以来，李太太脚上没发过湿气，这是住在文化中心的意外利益。
　　李氏夫妇的父亲都是前清遗老，李太太的父亲有名，李先生的父亲有钱。李太太的父亲在辛亥革命前个把月放了什么省的藩台，满心想弄几个钱来弥补历年的亏空。武昌起义好像专跟他捣乱似的，他把民国恨得咬牙切齿。幸而他有个门生，失节作了民国的大官，每月送笔孝敬给他。他住在上海租界里，抱过去的思想，享受现代的生活，预用着未来的钱--赊了账等月费汇来了再还。他渐渐悟出寓公自有生财之道。今天暴发户替儿子办喜事要证婚，明天洋行买办死了母亲要点主，都用得着前清的遗老，谢仪往往可抵月费的数目。妙在买办的母亲死不尽，暴发户的儿子全养得大。他文理平常，写字也不出色，但是他发现只要盖几个自己的官衔图章，＂某年进士＂，＂某省布政使＂，他的字和文章就有人出大价钱来求。他才知道清朝亡得有代价，遗老值得一做，心平气和，也肯送女儿进洋学堂念书了。李先生的父亲和他是同乡，极早就讲洋务，做候补道时上过＂富国裕民＂的条陈，奉宪委到上海向洋人定购机器，清朝亡得太早，没领略到条陈的好处，他只富裕了自己。他也曾做出洋游历的随员，回国以后，把考察所得，归纳为四句传家格言：＂吃中国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无遗憾矣!＂他亲家的贯通过去、现在、未来，正配得上他的融会中国、东洋、西洋。谁知道建侯那糊涂虫，把老子的家训记颠倒了。第一，他娶了西洋化的老婆，比西洋老婆更难应付。爱默在美国人办的时髦女学毕业，本来是毛得撩人、刺人的毛丫头，经过＂二毛子＂的训练，她不但不服从丈夫，并且丈夫一个人来侍候她还嫌不够。第二，他夫妇俩都自信是文明人，不得不到北平来住中国式的旧房子，设备当然没有上海来得洋化。第三，他吃日本菜得了胃病。这事说来话长。李太太从小对自己的面貌有两点不满意：皮肤不是上白，眼皮不双。第一点还无关紧要，因为她根本不希罕那种又红又白的洋娃娃脸，她觉得原有的相貌已经够可爱了。单眼皮呢，确是极大的缺陷，内心的丰富没有充分流露的工具，宛如大陆国没有海港，物产不易出口。进了学校，她才知道单眼皮是日本女人的国徽，因此那个足智多谋、偷天换日的民族建立美容医院，除掉身子的长短没法充分改造，＂倭奴＂的国号只好忍受，此外面部器官无不可以修补，丑的变美，怪物改成妖精。李先生向她求婚，她提出许多条件，第十八条就是蜜月旅行到日本。一到日本，她进医院去修改眼皮，附带把左颊的酒靥加深。她知道施了手术，要两星期见不得人，怕李先生耐不住蜜月期间的孤寂，在这浪漫的国家里，不为自己守节;所以进医院前对李先生说：＂你知道，我这次跨海征东，千里迢迢来受痛苦，无非为你，要讨你喜欢。我的脸也就是你的面子。我蒙了眼，又痛又黑暗，你好意思一个人住在外面吃喝玩乐么?你爱我，你得听我的话。你不许跟人到处乱跑。还有，你最贪嘴，可是我进医院后，你别上中国馆子，大菜也别吃，只许顿顿吃日本料理。你答应我不?算你爱我，陪我受苦，我痛的时候心上也有些安慰。吃得坏些，你可以清心寡欲，不至于胡闹，糟蹋了身子。你个儿不高，吃得太胖了，不好看。你背了我骗我，我会知道，从此不跟你好。＂两星期后，建侯到医院算账并迎接夫人，身体却未消瘦，只是脸黄皮宽，无精打采，而李太太花五百元日金新买来的眼睛，好象美术照相的电光，把她原有的美貌都焕映烘托出来。她眼睫跟眼睛合作的各种姿态，开，闭，明，暗，尖利，朦胧，使建侯看得出神，疑心她两眼里躲着两位专家在科学管理，要不然转移不会那样斩截，表情不会那样准确，效果不会那样的估计精密。建侯本来是他父亲的儿子，从今以后全副精神做他太太的丈夫。朋友们私议过，李太太那样漂亮，怎会嫁给建侯。有建侯的钱和家世而比建侯能干的人，并非绝对没有。事实上，天并没配错他们俩。做李太太这一类女人的丈夫，是第三百六十一行终身事业，专门职务，比做大夫还要忙，比做挑夫还要累，不容许有旁的兴趣和人生目标。旁人虽然背后嘲笑建侯，说他＂夫以妻贵＂，沾了太太的光，算个小名人。李太太从没这样想过。建侯对太太的虚荣心不是普通男人占有美貌妻子、做主人翁的得意，而是一种被占有、做下人的得意，好比阔人家的婢仆、大人物的亲随、或者殖民地行政机关里的土著雇员对外界的卖弄。这种被占有的虚荣心是做丈夫的人最稀有的美德，能使他气量大、心眼儿宽。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亚刺伯数码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因为任何数目背后加个零号便进了一位，所以零号也跟着那数目而意义重大了。
　　作者简介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曾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1935年，与杨绛先生完婚，后同赴英伦留学。1938年，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撰写《谈艺录》。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等。
　　抗战结束后，任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国家对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时，调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今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1957年被聘为文学所一级研究员。＂文革＂期间，曾与杨绛先生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