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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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化是促使全球公司治理改革的重要因素，并对公司治理的国际趋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分析全球化对公司治理改革运动的影响，并提出公司治理国际趋同的初步看法。
【关键词】公司治理；制度变迁；全球化
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公司治理模式是否趋同的问题，是比较公司治理学派争论的核心。通过选取六个定量指标来分析近20年来世界上四种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可以发现经验数据并不支持趋同论的观点。全球化会导致各种公司治理模式相互学习和相互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种公司治理模式将会趋同。这一研究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我国在选择公司治理模式时绝不能刻意模仿和盲目照搬，只有很好地適应我国政治、法律、经济、历史、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公司治理模式才可能发挥最佳治理效率。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司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制度是一系列的激励、保障、争议解决过程的安排，它被用来规定公司中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法律体系存在差异、企业融资方法不同，现实中各国的公司治理模式之间存在多维度的差异。根据各自研究的需要，学术界将世界上各国所采用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分类，常见的分类结果包括＂内部型—外部型＂、＂距离型—控制型＂、＂基于市场型—关系导向型＂、＂基于市场型—基于银行型＂等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分类结果是区分出以英美代表的股东中心型模式与以日德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模式。1998年，四位经济学家La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erA.、VishnyR.W.（合称为LLSV）使用将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区分出四种传统法律体系来帮助解释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他们将全球公司治理模式分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包括美国、英国及前英殖民地）、法国模式（包括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影响范围）、德国模式（包括中欧和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主要包括北欧国家）四种。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的比较公司治理研究文献来看，LLSV提出的分类已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分类法。
不管分类结果如何，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究竟哪种公司治理模式最有效率？各国的公司治理模式会趋同于某一种模式吗？许多学者推崇股东中心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所具有的所有权广泛分散、股票市场流动性很高、公司之间交叉持股程度很低、公司控制权市场（接管市场）活跃的特征是有效公司治理的前提。但这种观点却难以对以下的问题给出满意的回答：如果说这种模式确实优于其他模式的话，那为什么像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发达经济国家在战后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也没有进行理想中的改革呢？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从总体上来看，各种公司治理模式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效率难分优劣。以英美模式、日德模式以及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中盛行的家族控制型模式为例：英美模式既有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的辉煌，也有70年代的危机，特别是2001年以来接连不断涌现出的安然公司、世通公司、施乐公司的假账丑闻更是使人们对其公司治理效率产生怀疑；日德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后显现出其稳定性的优势，但日本80年代后经济泡沫的破灭给其蒙上了一层难以挥去的阴影；东南亚家族控制型模式曾经造就了＂东南亚奇迹＂，但20世纪末的金融危机却使其暴露出诸多严重的缺陷。
在日益高涨的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必须对全球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做出清醒的判断，进而选择适当的公司治理模式，这对于我国企业改革的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因如此，研究公司治理模式是否具有趋同化倾向、比较各种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探求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模式也逐步成为了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但现有的研究多是通过观察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局部变化来归纳其总体规律，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研究方法偏重于规范性分析，而依赖于数据资料的研究结果则十分缺乏。
二、全球化对公司治理制度变迁的影响
（一）全球化经济竞争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品市场的竞争拓展到国际层面上。全球产品竞争能够或消除一个治理结构体制中最无效率的特征。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多的产业领域的竞争将使现存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存在的无效率暴露无遗，从而促使公司治理的趋同。因此，产品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将促使公司治理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全球化将使得产品产品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因而改善公司治理的动力也越强。公司治理竞争不仅会影响企业竞争力，而且会对整个国家竞争力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尽管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司治理的不完善被认为是造成欧洲和日本经济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德国等国纷纷对公司治理进行改革，借鉴英美公司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从而导致其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趋同于英美模式。
（二）国际投资者日益提高的影响
金融资本的控制者是造成全球公司治理运动的关键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国际流动性显著增加，跨国投资日益增多。当外国投资者参加到公司以后，势必会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国际协调。而且，由于外国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而可以对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际资本的流向来看，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美国的资本大量流入到欧洲及亚洲国家，在此背景下，尤其是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会以英美模式公司治理的优越性为由要求受资国和被投资公司改善公司治理，包括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强公司内部监控等等，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向美国模式趋近。正如Steinmetz和Sesit指出的。美国全球投资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迫使欧洲公司改变其经营方式并采用美国公司的价值观。
（三）资本的全球化竞争
随着资本流动的国际化，由于资本的稀缺性，各国也对外国资本展开了竞争。而不同的公司治理也会对投资者意愿产生重大影响。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资金，那些公司治理不完善的企业就会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做法，以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从而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因此，对资本，尤其是对国际资本的竞争，是公司治理趋同的重要动力来源。就公司层面来讲，为了筹集资本并降低资本成本，公司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的动机，公司间对资本的竞争会促使公司治理自发的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就国家层面来讲，尽管在法律框架上存在差异，但为了能够在全球权益市场竞争中取得资本，就必须采用国际认可的公司治理原则，从而促使其公司治理向公认模式趋同。
三、公司治理趋同的阻力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的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每一个国家的模式或机制都是建立在其特有的文化、历史、技术因素基础上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反映了每个机制产生的路徑。路径依赖的特征，决定一国公司治理的变迁是沿着起原先的路径不断演进的，除非强大的外力去改变它。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公司治理趋同的困难。尽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公司治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趋同，但是，在趋同过程中，这些国家或地区并非完全与原先的模式割裂开来，而是在原先路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趋同以后的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原先的特征。
（一）内部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1）德国
到目前为止，德国公司治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支持内部控制制度的治理联盟并未受到影响。总的来说，德国的公司治理仍然是内部控制、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并没有被股东导向所取代。尽管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美的独立董事制度，逐渐在监视会中增加外部人员，但总体上，德国公司目前仍然采用双层制委员会进行内部控制。事实上，近年来，德国还加强了监视会对管理者的监督，从而使得内部控制更为有效。即便德国修改其法律允许公司自愿选择公司治理结构，而不是强制要求采用双层制，其现有的双层制结构仍会有较强的持久力。因为双层制结构已经存在多年，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即使它是无效率的，也仍然会持续下去。德国目前的公司治理制度既包含了原先的银行导向制度又包含了新的市场导向制度，因此是一个混合模式。
（2）日本
在日本对商法进行修改、允许公司采用独立董事和委员会制度后，有许多日本企业反对采用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尽管日本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做法，尤其是允许采用独立董事制度，这表明其公司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总的来说，日本的公司治理仍然主耍依靠内部控制，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等的影响仍然存在。因为，日本传统的终身雇用制、年共序列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其公司治理形成了强烈的互补关系，这决定了其现有的公司治理难以一下打破。
（二）外部市场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尽管英美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向内部控制模式趋同的迹象。但是，总的来讲，英美的公司治理改革并未根本的偏离其原先变革的路径。例如，相对于欧洲大陆，英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仍然较低；尽管不断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和相关的专门委员会，但其仍然停留在完善董事会这一惯有的路径上，而没有采用内部控制模式普遍采用的双层制；尽管利益相关着日益得到重视，但股东仍然是多数英美公司最为关心的对象。
四、结论
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公司治理趋同的动力越来越大，导致两种模式的公司治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从某种意义上，这一趋同是双向趋同。但由于公司治理制度本身具有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反对，原先旧的公司治理机制具有较大的持久性，不同模式的公司治理在逐渐趋近的过程中，仍然没有完全改变其自身的特点。进一步说，由于各国相关制度的差异以及政治因素等的影响，公司治理的全球趋同不仅在短期之内不可能实现。从长期来看，各种模式的公司治理也不可能发生完全的趋同。也就是说，公司治理的全球趋同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相对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朱慈蕴，林凯.公司制度趋同理论检视下的中国公司治理评析[J].法学研究，2013，35（05）：24-41.
[2]范译文. 公司治理模式发展趋势研究[D].吉林大学，2012.
[3]唐颖. 全球治理中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D].外交学院，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