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在位时,对撰写本国历史的事情十分重视,曾下令让丁孚、项峻专门负责编写《吴书》。 而蜀国立国的时间也不算短,却没有安排《蜀书》的撰写工作。在这一方面,诸葛丞相似乎要比孙权略逊一筹。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作为开国君主的孙权远大的眼光。人类之异于其它动物,就在于人类有文明史,即透过文字记载和延续下来的历史。这种史书撰写工作不仅有功于当时,而且是整个人类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具有不朽的价值。 开国君主中有不少人并不重视史书撰写工作。他们大都是马上得的天下。在他们看来,既然能够马上得天下,也就可以马上治天下;文化就算不得什么了。相比之下,孙权就没有这种草莽气息,而多一些温文尔雅。 历史的记载的确是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根本,就是一切。大敌当前,一个国家着重保护的,正是本国的图书典籍资料。它的存在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国家的灵魂、精神仍然存在。 我们之所以要观看历史,是因为可以以古鉴今。也就是有所谓的规律。我们看古代史,我们看外国史,我们看自己国家的现代史,总觉得其中有着某些共同必然的东西。一旦我们把握了它,我们对于自己的未来就可以作出预测。 当然,被记载下来的历史也有它的局限。这首先是因为,当时写历史的,也是一个个情况各别的具体的人,他们有好恶,也有取舍,也具有可能的偏见。 如孙邵是吴国第一任丞相,但我们在史书上却看不见他的传。根据后人的推测,在丁孚、项峻时已经有了关于他的注记,但由于他与张温关系不好,而后来作史的书曜又是张温一党,所以没有把他入传。历史的记载往往有诸如此类的情况。 其次是,把过去的历史同现在的情况作类比总是有限的,不能够简单化。现实总有许多历史上不会有过的新情况、新东西。像算命那样以观看历史来预测未来,这只是读书读呆了的人才会有的念头。 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它不一定是平面的,而是可能显示给我们一个变形的过去的曲面镜,凸凹不平。从这个意义上说,被记载下来的历史也确有遮蔽历史真相的地方。 但我们还是只能从已有的记载材料来把握历史。这里不仅需要对于史料的广泛收集和充分占有,还需要有深入考证、精确分析和去伪存真的功夫。 而更基本、更深刻的要求是,我们必须用我们现代人的心去贴近古代人,使我们同他们在人性这一层次相沟通。一旦达到这一点,古代人就复活了,历史才可能再现。 重修史的孙权,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其余的活,就要靠我们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