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汛读后感摘抄

　　《凌汛》是一本由冯骥才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1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凌汛》精选点评：
　　●对于一个不了解伤痕文学的人来说，冯骥才的这本小书能把我一下带回到那个年代，体验十多年寒冬窖藏之后，突然开始有花朵冲破冰层毅然盛开的狂喜。比起上一本《无路可逃》，这一本无疑是轻松得多的，历史开始往好的方面发展。看到有的人对伤痕文学是持以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们＂文学政治大于艺术，政治效应大于文学效应＂。可是在当年的环境里，这样粗糙而局限的发声，已是不易。这不禁又让我想起《狂热分子》中，霍弗说言辞人总是走在改革的最前头，他们才是改革初期最有力的推动者。
　　●好人们
　　●确实因为文笔较好吧，写的挺有意思，少了沉重，更多的劫后余生的庆幸。
　　●看到最后只记住冯对伯乐至情至深的感谢
　　●看完了无路可逃，意犹未尽又跑来把凌汛买来看。以前对大冯知之甚少，更无法想象出他在那十年里究竟经历过什么，又是怎样一点点熬出头的。我惊叹他的才情，敬佩他在最艰难的时刻仍能保持人性淳朴善良的言行。有那么多没能捱过来的优秀文人，大冯是幸运的。
　　●可以看出冯老对引领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感情之深。
　　●如果喜欢冯骥才，此书很值得一读，看看这位作家在初入文学路时的心路，里面出现的人物都是当代文字举重若轻的人物。看伤痕文学的兴起，看时代转折浪潮中，文学如何以它独有的方式去感召重人。
　　●关于人文社的个人记忆，注重细节，充满真情。只是附件忆韦老太的文章，好像把他俩的认识时间记错了，从正文看应该是1977年，而不是1979年。
　　●无甚可观
　　●看冯骥才这种非虚构反比小说有意思，能满足我对那个时代的好奇
　　《凌汛》读后感(一)：一个文学时代的景观
　　《凌汛》是作者记录他1976～197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写作时的一段经历，。那个年代，政治暖流让文坛涌动了起来，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作品用激动、真情、反思记录着人的心灵和社会的变化，全社会呈现人人爱文学的活跃。虽然严寒总要与暖流、春风拉锯，但繁荣的景象令人感动。
　　《凌汛》读后感(二)：往事如烟，寻觅尚有痕迹
　　我称冯先生叫大冯是有点托大,但大冯确实文学界的资深人士都这样叫的.自从他担任了副部级高官,我确实没见他写过很精彩的作品,虽然他做了很多很好的文化事,但作家还是要有作品的。可是，一个作家在奉献了很多好作品之后，还这样期待他是不是有些过分呢？比如一个老农民，青壮年的时候种得很好的粮食，我们还能期望他在年老力衰的时候，还下田干活种出粒粒香甜的稻谷？所以对作家我们也不能这样不近情理地要求。大冯的这部回忆，写的很精粹，那个年代的好事儿好情景好人儿都宛在眼前，值得称道。前些年王培元教授写过一本《在朝内大街166号与前辈相遇》，也是很好的作品。现在的朝内大街166号正要拆迁，一年后是再也见不到166号了。那些如烟往事也只能在纸上寻找了。
　　《凌汛》读后感(三)：太多的＂社交＂属性
　　感觉这本不如上一本记录wg生活的《无路可逃》。
　　大约上一本是纯自我的写作，这一本记述76-79年冯骥才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作经历的书，有了太多的＂社交＂属性。
　　当然人老了之后回忆年轻时候的自己和周围，特别是刚刚从wg那种恐怖中缓过劲儿来的自己和周围，往往是美好的成分多吧。
　　因此冯很看重那种＂小拳拳捶你胸口领导你坏坏人家都受伤了＂的伤痕文学写作，也把那种钦定的某种程度上的写作的＂自由＂看的很重。
　　所以称之为＂凌汛＂。
　　因此反思就相对少些，并没有一言涉及这大河的解冻不过是稍微温和一些的篱笆的圈养。
　　这就是中国特色式的作家的悲哀。
　　冯是好作家，不够一流，但至少二流是以上。就冲他整理和反思wg中普通人遭遇的种种努力，也该获得一流的尊重。
　　《凌汛》读后感(四)：冯骥才的早春凌汛
　　如今的冯骥才以文化遗产、民俗学研究者的身份为公众所熟知，而留在文学读者记忆中的，更是那个写《神鞭》、《三寸金莲》、《炮打双灯》，写《一百个人的十年》的作家冯骥才。而奔波于乡野，为即将逝去的民间文化大声疾呼的冯骥才，其实也并未忘却自己的文学来路，当从友人那里得知坐落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楼就要拆除翻盖新楼时，＂好似碰到我心中底层的什么东西，怦然一动＂，这便是《凌汛：朝内大街166号1977-1979》一书的起因了。＂往时光的隧道里一伸脚，却扑通栽进自己如烟的过去，栽进过往岁月的深井，栽进一个时代＂，冯骥才所记忆的这个时代，即新时期的萌发，亲历者的所见所闻，给予我们的启示应有另一番新意。
　　说起出版社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各个时代有各自的特点，但如1977年的此种＂借调写作＂，大约是前不可见，后来亦绝吧。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出版社可以放开出书了，但发现书稿奇缺，＂当时的名家全在干校里劳改，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毒草，也没人敢写，更没人敢出版＂。这就给籍籍无名的业余写作者以机会，出版社要从他们中间寻到合适的人选，打磨出可用的书稿。所谓＂借调写作＂，即这些写作苗子＂临时‘借调’到出版社，吃住都在社里，吃的用的自己负担，住房不要钱，在编辑的帮助下修改作品，直到能达到出版要求与质量为止＂。冯骥才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来此修改长篇小说《义和拳》，这一＂借调＂就是两年，如此一段时光既是他个体生涯中的关键一环，亦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文学界在新时期的悸动与波折。
　　冯骥才的《义和拳》虽几易其稿，但终究是改出来了，不过予人印象更加深刻的，是那些稿子没能改出来的作家。他回忆了一位早三四年就借调到社里的作家，辽宁铁岭人，一肚子乡土传奇故事，善于讲述，多好的小说素材，却在这反复修改的书稿里派不上用场。因为这位铁岭作家要修改的小说，起笔于文革中，这几年政治形势颠来倒去，小说人物与情节必须紧跟着变来变去，＂正面人物今天是造反派，反面人物是走资派；明天政治风云突变，反面人物变成造反派，正面人物换成老干部＂，把这位作家折腾得够呛。终于有一天编辑无可奈何地告诉他，正反人物逆转，这个小说怎么也改不出来了。作家只好黯然离去。这不禁让我想起王蒙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写于1974年至1978年，由于在特定的时代写作，不得不打上特定的烙印，作品内容紧贴现实，呼应着其时的政治要求，＂在形势大变以后，原来的政治正确的保证反而难以保证正确，恰恰显出了政治不正确的征兆＂，王蒙亦是无法修改出来，小说的出版终竟搁浅，束之高阁。《这边风景》放置了二十多年，于2013年才正式出版，见证了王蒙的创作轨迹，亦留下了一份有意味的文学史料。
　　让冯骥才体味到春之寒冷的，应是他大胆写出的小说《铺花的歧路》。在写《义和拳》的姐妹篇《神灯》时，意外受诗人叶文福忏悔的震动，那是一次酒后，叶文福痛苦反省当红卫兵打自己老师的往事，＂大冯，你要绝对相信我——我对革命是赤诚的，就因为赤诚，我打得才特别狠！＂受此触动，冯骥才的记忆中浮出类似的故事，暂停其他小说的写作，先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名为《创伤》。拿给人民文学社，却给社里出了个难题，审查意见难以出炉（在此期间，卢新华的《伤痕》发表，因题目相似，决定改为《铺花的歧路》）。事情的复杂以致流言四起，＂冯骥才的稿子出问题了，完了，冯骥才是反革命了！＂人文社专门召开＂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讨论《铺花的歧路》、《冬》（孙颙）、《生活的路》（竹林），解决思想的争端，＂这时，我感到罩在头顶上那坚硬的冰层出现了碎裂＂。之后，这篇小说先刊发于1979年第2期的《收获》上，同年人文社出版单行本，虽仍然争议不断，但开堤的潮水已然是不可阻挡的了。而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既是文艺界的重聚，也是文学风向一路向前不可逆转的标志。
　　朝内大街166号，对冯骥才的人生有极大的意义，自然其本身也有着复杂的况味。王培元的《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即记载了在这里出入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悲剧画像。而冯骥才的回忆中，韦君宜、严文井、秦牧、王央乐、李景峰等与朝内166号息息相关的人物，跃然于纸上，令我们难忘。一个简单的门牌号，一个老旧的出版社，予作家的影响是超乎想象的。因之，冯骥才言道，＂如果老楼拆了，回忆更无凭借。我要赶紧去趟北京，站在老楼前拍张照，为了纪念，更为了永远的记忆与深刻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