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严复译词为日源外来词所取代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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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梦元 张钰蓉
内容摘要：本文以文献阅读与语料收集为手段，对严复译词为日源外来词的取代情况作了初步整理，即依据现有论文整理出的八大译著的英文原文、严复译文与今译文，制成八大译著中社科类专用词对照表，对现已没落的严复译词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发现湮没的严复译词常采用音译，音译意译结合等手段，翻译中常有一词多译，使用生僻字、单音节词等现象。从严复译词的缺点，译入语汉语的特点，日源外来词的优点，历史原因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期较为全面地揭示严复译词为日源外来词取代之因。
关键词：严复译词 日源外来词 取代
严复，近代著名翻译家，其八大译著系统地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引入中国，为中西方文明搭建桥梁。译书过程中，严复以西方归纳逻辑和科学方法为武器，以桐城学派的＂古语＂为手段，采用＂格义＂＂自造＂＂旧词新用＂等方法批判旧中国的落后思想，建立起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纽带。然而，严复译书之时，同属于汉字文化圈，与汉语＂共创共享＂（沈国威，2012：3）的日语词已先一步系统地接受了欧洲近代学术的熏陶，衍生出一批以＂新汉语＂（胡稹，2002：86）形式而成的专门学科用语。
本文通过文献回顾与语料整理，首先对现有的严复研究进行了梳理，依据现有论文整理出的八大译著的英文原文、严复译文与今译文，初步整理出八大译著中社科类专用词对照表。而后将今译文中的词汇与收集到的日源外来词进行比对，经二次筛选，整理出今译文中实际采纳的日源外来词，与严复译词进行对照，以期较为系统地归纳出严复译词没落之因。
一.概念界定
严复自1895年着手翻译《天演论》起，历经十五年，到1909年正式完成《名学浅说》与《法意》的翻译工作，此后严复再无译著生成。其八大译著中《穆勒名学》只完成了前半部（黄忠廉，2016：253）。本文中提到的＂严复译词＂为严复八大译著中涉及到的社科类专有名词。
因中国与日本同属汉字文化圈，日源外来词的界定在学界一直备受争议。王力（2001：519）指出＂日本人翻译西洋的新名词就是用汉字翻译的＂，日本人利用汉字创造词汇引入西洋文化，其同根同源性并不能认定为＂借词＂。而杨锡彭（2007：34）认为＂汉语引进这样的词语，是把整个词从日语中搬进来的，而不是汉语自己创造或从汉语历史发展中直接继承了这些词语＂，汉语与日语虽然同根同源，但因两者发展环境的差异，一个词若从汉语变至日本语后又回归汉语，回归后的新词只能算作源自日本语。更何况从语义角度来说，部分日语＂虽然是借用汉语既有词语翻译欧美语言的语词，意义却跟汉语原有词语不一样＂（杨锡彭，2007：34）。本文所涉及的＂日源外来词＂以杨锡彭的观点为依托，依据刘正埮、高名凯（1984）等编写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实藤惠秀（2012）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岑麒祥（1990）编写的《汉语外来语词典》以及马西尼（1997）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这四本书对日源外来词进行了汇总，共收集到日源外来词1285个。
二.严复译词为日源外来词取代之因
本文将取代之因暂分为四类，从严復译词的缺点，译入语汉语的特点，日源外来词的优点，历史原因进行论述。
1.严复译词的缺点
首先严复在目标读者的选择上不太明智。他将有一定知识水准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作为读者主体，并以其推崇的桐城派古文译书。胡稹（2002：89）指出严复译词没落与其＂太务渊雅、刻意仿古＂有关。正所谓物极必反，由于严复在文字上过度追求语言典雅，除译名古奥外，译本整体上读来滞涩难懂，使一般读者望而却步，由此造成的小众化不利于严复实现传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初衷，背离了其＂熔中西于一治＂的美好愿望。
其次，严复的译词不具备连贯性。虽然其所推崇的一词多义在古今的翻译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但当时正值译词引入时期，对于大多数国民而言理解这些抽象的西学名词本就是一项挑战，现又在同本书中一再更换译词，使得读者需费工夫在前后文寻找对应词，无法根据语内逻辑一以贯之，阻碍了阅读的流畅读，造成了译本的不易读。
再次，严复的部分翻译无法与中文原有的词语意思区分开。颜德如（2012：78）指出严复在译《法意》首段时，将＂laws＂分别译为＂法＂与＂理＂，并在按语中对译法进行了说明，即＂儒所谓理，佛所谓法，法理初非二物＂（严复，1981：1）。严复采用中国哲学体系中的固有词对西方哲学进行了解释，但其处理将＂西方的现代性成为被扭曲了的西方现代性＂（韩江洪，2008：59），未充分考虑其译词中的易与法家的＂法＂造成语义混淆，译词中的＂理＂又容易与宋明理学中的＂理＂产生语义混乱。
最后要追究到严复自身的矛盾性。从翻译目的来看，严复＂既批评固守传统而不知变通，又反对激烈的革命理念＂（黄克武，2001：89），他希望使用古汉语实现同西方先进思想成功对接的愿望，但选择的这条＂中间路线＂却没能满足革命的迫切性需求，近代的科学知识体系需要引入一整套全新术语，严复采取的缓慢量变的措施不足以抵抗日源外来词的质变考验;从翻译实践看，严复在翻译初期对创造译词颇为上心，译著中尽量规避日源外来词，之后因不堪独自译书创词的重压，不得不借用日源外来词。他的借用也推动了日源外来词的流行。
2.译入语汉语的特点
单音节语素在汉语中占比极大，其压倒性的数量优势推动了汉语使用者追求单字单音节的意义化，而＂汉语中可以区别意义的音节不超过1500个＂（沈国威，2010：128），换句话说，要使用音译来创造新词就得费工夫找到意思相近的单字或单音节进行组合，力求形成意义串联的多音节复合词。严复就常用音译复合词来引入新思想，但因其较难创造，且数量巨大，对国民来说不便记忆，大量译词逐渐被意译词所取代。语言间的相似度越大，其吸收其他语言的能力也就越大，但＂汉语与西方语言差异较大，只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缓慢吸收＂（沈国威，2010：129），此外，中国地域广，人口多，汉语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差异较大、数量较多的方言类型，而严复的译词也＂受严复本人的方言语音影响＂（胡稹，2002：89）。其译词的方言特征降低了读者接受度，阻碍了译词发展。
3.日源外来词的优点
汉字在史前传入日本，而后在日本扎根发展，每一个日本汉字都形成了其对应的＂音读＂与＂训读＂。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语词因为与汉语共享同一套体系，所以两种语言尽管于不同的土壤中发展，相似度依然非常高。与固守的旧中国知识分子相比，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通过种种手段早一步系统地引入了欧洲的新思想新文化，比如使用汉语古典词来定义全新的知识体系，不惧古典词原意与新意的冲突，这虽然＂被中国的知识人指责为轻佻＂（沈国威，1988：17），但不可否认的是，日语词的确由此抓住了机遇。
4.历史原因
严复译词之所以为日源外来词所取代，有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历史。
与严复译词相比，日源外来词系统引入中国起步较早。1891年左右，中国政府为了完善近代教育机制，选择＂大批回国留日学生翻译日本出版的启蒙学术著作，范围涉及到全部科学领域＂（胡稹，2002：88），此次引入涉及的科目广，人员多，产生的译词数量也巨大。此时严复译词尚未出现。沈国威（1988：14）指出大部分的日源外来词是在＂甲午海战（1894-95）之后至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这二、三十年间完成的＂。
1894年冬或1895年早春，严复受中日甲午战败刺激，开始翻译《天演论》，严复译词由此正式出现。而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却因战败这一打击丧失了原有的民族自信，开始接纳日源外来词。1896年至1898年，《天演论》正式刊印，严复着手翻译《原富》时，维新运动时期的《时务报》成为了＂最早引入日语词汇的媒体之一＂（沈国威，2012：6），媒体的传播为日源外来词的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严复译词在此时仍旧占据主导地位。1898年至1911年间，戊戌变法的领导层——士绅阶层正好是严复译著设定的目标读者，他们以京城为中心，将严复译词推广至全国，此时日源外来词的主要支持者则为以东京为中心的中国留日学生。
1911年至1912年初辛亥革命爆发，革命者大多为支持日源外来词的留日学生，他们将日源外来词带入政界，带入中国，为其争得一席之地。1915年由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留洋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将严复学习并推崇的＂桐城文派称为‘谬种＂（沈寂，2006：116），严复译词自此地位持续走低。1919年以启蒙大众为目的，力图推翻旧文化的五四运动爆发，严复译词所崇尚的＂文言话语模式被突破，白话文以及欧化的表达方式成为潮流，到了30年代。西书中译的名著名译时代逐步形成，文言文被推向边缘＂（李建梅，2009：69）。比如严复翻译的《原富》一书在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国富论》后几乎湮没（胡培兆，2002：66）。如今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少数意译词外，其余译词皆消逝在岁月的长河中。
严复先生曾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当今译者应以＂严＂为鉴，明确两个问题即为什么译？怎么译？存忧患意识，显社会关怀，秉包容之心，持开放观念。在译书上，应学习＂一名之力，旬月踟蹰＂的译书精神，在机器翻译盛行，外国文化引进来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渡时期，抓住时代的脉搏;具体到翻译实践上，译者可学习严复译词时采用的方法，如＂音译＂、＂音译+意译＂、＂一词多译＂等，但应尽量避免引入新词阶段的译词不统一现象，提高大众接受度。
本文对八大译著中的严复译词和甲午前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引入的大量日源外来词进行了初步的收集和比对，对严复译词为日源外来词取代之因进行了分类阐述，为现代汉语使用者辟一扇语言更替的理解之＂窗＂，为译者在当今时代如何引入新词提供方向，同时，为其他学科学者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因时间精力有限，本文缺少从八大译著源文本与今译本原本出发的独立比对与校阅工作，所获三词表内容有限。望今后能进一步地考证现有三词表，对其进行较为系统地改进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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