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居民收入不平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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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充分，而收入的不平等现象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副产品，亟待改善。本文利用2001-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区域动态SDM模型实证证明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能有效降低邻省的收入不平等，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则会加剧邻省的收入不平等，且非农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比农业集聚更高。
【关键词】产业集聚;收入不平等;异质性;空间杜宾模型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已经成为我国一大发展问题。国际上认为，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关键指标，超过0.4就表明社会可能存在动荡隐患。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大多集中在0.2-0.3之间，我国统计局发布的2016全国基尼系数已达0.465，而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在2012年做的一份报告，表明我国基尼系数甚至已达0.61[1]。不论是官方报告还是学者研究，都表明我国基尼系数确实过高，收入不平等是个必须受到重视的客观问题。
经济发展离不开产业的支撑，遍观国际经济史，各国各地区经济的腾飞都是以产业的集聚作为先导。产业在某地区的集聚，使得该地区发展领先，往往导致区域整体出现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当该地区的产业集聚出现拥挤、生产成本提高、低效率等集聚不经济效应时，产业又不可避免地出现转移和迁徙，在另一个临近的不发达地区重新开展新一轮的产业集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使得区域整体居民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改善。因此，研究地区的产业集聚对收入不平等影响，不可以独立地只研究本地区内部因素，相邻地区的外部因素也是重要的原因，不可忽视。
二、理论假说
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诸如经济的增长、产业的集聚效应、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社会的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基础设施完善度等。并且，上述各因素自身的影响变量又有很多，一一概述十分困难。本文的关注重点，在于产业集聚对于收入不平等的空间溢出，因此，主要关注产业集聚这一变量。
我国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分析产业集聚对收入不平等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必要分区域地来考量。同时，一、二、三次产业由于产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带动就业能力、吸引投资能力等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也有必要分产业来对空间效应进行考量。
对此，提出本文假设：产业集聚对居民收入不平等存在空间相关性，即本地区的产业集聚会对相邻地区居民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且可能由于区域或产业的异质性，影响程度和方向都不相同。
三、数据样本与模型设定
3.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样本选取中国大陆除山东、吉林、海南和西藏的27个省市，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各省市基尼系数数据来自田卫民（2012） [2]，除外所有指标原始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或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
3.2模型设定
学界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包括基尼系数、变异指数等。基尼系数（GINI）是其中在国际上最为通用的指标，因此，本文选取基尼系数作为模型因变量。衡量产业集聚水平的指标主要包括区位商、赫芬达尔指数等，本文选取区位商来表示产业集聚程度。本文使用符号Mag1，Mag2，Mag3分别代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区位商。
除了产业集聚因素外，为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降低遗漏变量带来的误差，还需要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在模型中引入衡量经济发展的人均GDP（GDPp）、投资占GDP比重（In）、衡量社会开放度的进出口依赖度（IT）、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高等院校招生人数占比（Col）、衡量收入再分配的人均转移支付（TR）、衡量基础设施建设的每平方公里国土公路里程数（Road）。
四、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要想度量产业集聚对收入不平等的空间溢出效应，需要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使用SDM对全局产业集聚进行空间面板回归。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且由于选取样本的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都很显著，因此还需控制个体和时间效应。本文构建东、中、西三大区域的虚拟变量，并将其分别与一、二、三产业进行交互，构建区域层面的SDM，通过豪斯曼检验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故同样采用个体和时间双控制的固定效应模型。模型1的拟合优度为0.218，但空间相关系数显著为负数，这与莫兰指数为正数的结论是相悖的，说明模型设置有遗漏主要变量。考虑到基尼系数受到的影响可能在时间上具有滞后性，因此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基尼系数的一阶滞后项，得到动态区域SDM模型。
动态区域SDM模型估计结果如表1中模型2所示。首先本模型拟合优度达到0.314，超过之前的模型，且空间相关项为正并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本模型能够较好解释空间溢出。本区域的交互项中，只有东部地区第二产业的集聚能够显著增加本区域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其余交互项均不显著。最后，基尼系数的一阶滞后项也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收入不平等是具有時间依赖性的。
再观察空间相关项，各区域虚拟变量和产业集聚的交互项中，由于西部地区的变量系数不显著，因此在模型中排除了西部地区的滞后项，这也表明西部地区各省份产业集聚对其邻接省份收入不平等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空间相关项系数均是显著的。东部地区变量系数表明，东部地区各省份产业集聚能有效降低其邻接省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且三次产业影响程度大小为三产（0.367）>三产（0.328）>一产（0.160），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变量系数表明，中部地区各省份产业集聚会显著扩大其邻接省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且三次产业影响程度大小为二产（1.024）>三产（0.997）>一产（0.340），一二三产业系数分别在5%、1%和1%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由于投资转移效应等因素，能有效降低邻省的收入不平等;而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由于劳动力迁移效应等因素，则会加剧邻省的收入不平等，且各区域非农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比农业集聚更高。
对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各地应重视高等教育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教育能够提升人力资本，便捷的交通能够降低冰山成本，两者均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不平等;（2）各地应加快发展动能的转换，将投资驱动变为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同时也要培育自身发展力量，不应过分依赖外资与进出口;（3）由于各地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应鼓励各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产业布局进行引导。东部地区各省市可以适度提升产业集聚水平， 利用集聚的投资转移效应，有效改善周围地区收入不平等，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中部地区则应对产业集聚进行适度控制，降低其在空间上对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R].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2012.
[2]田卫民. 中国基尼系数计算及其变动趋势分析[J]. 人文杂志， 2012（2）：56-61.
作者简介：王瀚诚（1995—），男，汉族，福建南平人，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