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谁说伟大的事都被有钱人做完了

　　「社会企业」被选为《华盛顿邮报》2011年度创新趋势，现实社会中很多人并没有立志发大财，但立志做大事。社会企业家尤努斯的新书《谁说伟大的事都被有钱人做完了》，介绍了一则关于社会企业的案例，指导有志于该领域的创业者如何踏出第一步，建立社会企业，分享如下：
　　我们多数人的本性都不是很有耐性，都想要快快把事情搞定，尤其是面对肆虐人类数百年的全球性大问题，更是缺乏耐性，很想赶快解决贫穷、疾病、饥荒、流离失所、压迫等严重问题。我们想要创造一套计划，一夕之间解决问题，毕竟这些问题已经如影随形这么多年，为什么要再多忍一天？
　　心急是好事，先别做大事
　　我能理解这种态度，甚至相当佩服，可是务实一点来看，有时候，慢慢降低问题的严重程度，反而比尝试一次解决来得好。想要一口气帮助好几百万人的大计划，往往会落得失控的下场，除非我们按部就班做好万全准备，否则「梦想远大」，恐怕是灾难的开始。
　　我跟年轻人讨论社会型企业时，从不企图改变他们缺乏耐心的态度，对于人类加诸同类的骇人社会问题，我们确实应该抱持忍无可忍的心态，可是我建议应该表现一种不同的急切：有心者应该「从小处着手」，而不要设计庞大的计划，企图在一夕之间改变全世界。
　　创造微型计划，一次帮助几个人就够了，这么做好过花上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筹备一个超级计划，费尽心力去琢磨、开发、筹资；你该做的是立刻实践某个微型计划，一边进行一边学习。
　　推动小型计划时，你可以看到自己计划中的有些部分有效，有些部分完全不管用，有些部分虽然能运作但并不顺利，你甚至可能发现计划中跑出自己从来没想过的东西。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些经验，都用来改善原有计划。
　　到时候，你将拥有一家成效卓著的社会型企业，改善少数几个人的生活，然后你就能复制这颗种子一次、两次、十次、一百次、一千次。完成远大目标的种子，就长在小小的基础模型里，经过不断复制，终能拼凑出大规模计划，因此培育这样的小种子，正是解决超大问题的关键。
　　这种急切不耐的心情有个好处，就是促使每个人参与社会型企业，不论你是学生、家庭主妇、公司高阶主管、在职或退休的企业执行长、失业者、退休人士、学者、劳工或任何身分的人，不论你出身什么样的背景，都可以透过设计微型社会型企业的计划，并在少数人的支持下实际推动，来表现你的创意。
　　社会型企业的真正力量，正是让一般人或一小群朋友尽情挥洒的机会，不需要太多资源，只需极小型的规模，就可以创造日后或能在全世界发挥影响力的企业。
　　我们不可能预测某个起始点，最后将成功创造最伟大的影响。还记得吗？当初我创办乡村银行时，并没有立志服务千百万人的营运计划，只是把二十七美元借给乔布拉村的四十二个人罢了。
　　从小型企业开始——今天就开始，边做边学，在发现适当的设计以前，绝不轻言让步。
　　找到问题：富国绝迹、穷国还没根治
　　本章要说的，是两个受到感召的意大利年轻人所创办的社会型企业。傅克纳是医生，赖莫萨是创业家，他们的目的是解决世界上危害极大的遗传疾病——地中海型贫血。
　　最初傅克纳和赖莫萨创设「救治儿童」来达成这个目标，现在该组织与「乡村健康照护信托」合作，双方合资的社会型企业已经于二○一○年下半年开始营运。
　　他们旅程的第一步，是治好几个原本注定会夭折的儿童。你可能并不清楚地中海型贫血这种病，这是很可怕的基因缺陷，体内只带有单一地中海型贫血基因的人并不会发病，因此患者通常不知道自己遗传到这种基因。
　　可是万一夫妻双方都带有地中海型贫血基因，他们生下的每个孩子都有四分之一的机率遗传到两个疾病基因，这样的孩子诞生后，几个月内便会开始发病，存活端赖持续输血，但即使有输血续命，贫穷国家的地中海型贫血患者，仍然很少活过十八岁。
　　如今地中海型贫血在欧洲与其他富裕国家已经几乎绝迹，因为这种基因可以经由简单的验血检测出来。因此这种疾病主要肆虐开发中国家，尤其是东南亚。
　　志向坚决就会产生方法
　　两位病患的死亡，促使傅克纳开始思考，自己能否打击肆虐开发中国家的地中海型贫血。当时傅克纳和同僚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治疗两个幼童却药石罔效，他们罹患的是罕见癌症神经母细胞瘤，一种好发于三到五岁的恶性肿瘤。
　　可以想见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不过他们决心化悲愤为力量，于是找上傅克纳，对他说：「医生，我们想尽点心力，让其他家庭不必再遭受我们经历过的痛苦，你有什么想法吗？」
　　他说：「你们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帮助其他意大利家庭，不过我想提一个不同的建议，何不创办一个组织，为世界上最穷苦国家的贫童，治疗罕见的血液疾病？」
　　傅克纳向这两个家庭解释：「以神经母细胞瘤为例，这种病在意大利极为罕见，国内每年大概只有五十个病例，所以非常难建立改善治疗方式的知识基础。
　　「反观开发中国家，据信神经母细胞瘤案例有好几千个，目前有好几百个当地医院的医生已经开始进行追踪，可是他们彼此没有联系，无法比较经验，也无从向他们学习。
　　「假如我们能开始把医疗照护系统延伸到开发中国家的贫民身上，将创造双赢局面，一方面我们能帮助、治疗这些受苦的患者，一方面也能搜集丰富的罕见疾病知识，否则这些疾病，将依旧保持不为人知的神秘状态。」
　　这对病童父母很快就同意支持医生的建议，并获得意大利一家大型银行赞助，合作成立基金会，得到额外的资金挹注。傅克纳原本在佛罗伦萨工作，他争取休假一年，从二○○七年一月开始着手创办非政府组织「救治儿童」，致力于研究罕见癌症与血液疾病，开发疗法，并治疗世界各地罹患此类疾病的儿童。
　　另一条人脉也推了傅克纳的使命一把。他在佛罗伦萨的儿童医院里经常照顾来自世界各地的病童，孩子的家长为了让孩子接受顶尖专家的治疗，不辞劳苦远道前来就医。
　　其中有一个罹患地中海型贫血的女婴来自巴基斯坦，傅克纳与同事索丹尼医师一起为女婴动移植手术，捐赠骨随的并非女婴的手足，而是女婴的母亲，这种创新做法风险较高（此案例女婴与兄姊骨髓配对失败）。结果手术十分成功：女婴的命救回来了，过程中两位医师和她的父母建立非常紧密的感情。
　　原来女婴的母亲自己也是医生，听闻傅克纳计划把罕见血液疾病的世界级治疗推广到开发中国家，女婴父母立刻赞同巴基斯坦正是推动这项计划的理想地点，同时认为地中海型贫血可以作为首要目标。
　　如今「救治儿童」组织致力救治巴基斯坦的地中海型贫血病患，他们利用捐赠基金，在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研究所附设儿童医院内，设置专属单位，内有两张病床专门用来治疗骨髓移植患者。
　　初期兴建成本很低，只花了三万五千美元。后续支出也不大，骨髓移植单位雇用了十五名人员，包括护士、技术专家等，他们每个月的总薪资约为五千六百美元，换句话说，只要付出这么小的代价，就能挽救病患性命。
　　此时他们进行的计划尚属小规模，尤其是有那么多潜在病患等待救治（估计光巴基斯坦就有五万人），更显得微不足道。
　　二○○七年十二月，傅克纳与团队一共进行二十次骨髓移植，成果与意大利的手术不相上下，未来巴基斯坦各地的医院还会开设类似专属单位，终极目标是让全国所有需要治疗的孩子都能接受手术。
　　说明确一点，巴基斯坦与科索沃的「救治儿童」计划并非按照社会型企业模式运作，它是个传统非政府组织，靠慈善捐助存活。
　　交叉补贴，「截」富济贫
　　如今，「救治儿童」组织准备把救命技术带到孟加拉国，与乡村医疗照护信托合作，用的是社会型企业架构。
　　采用社会型企业模式的念头，来自「救治儿童」执行长赖莫萨，这个年轻人读了我的著作，醉心于社会型企业的理念，于是寄给我一封电子邮件，描述他的组织在巴基斯坦的所作所为，然后邀请我与之合作。
　　可是骨髓移植要如何变成自给自足的事业呢？尤其是这个国家贫民那么多。其实这就是必须动用创意和严密规画的时机了。
　　要使这项服务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关键在于交叉补贴：负担得起骨髓移植正规手术费的富裕家庭，将协助支付无法负担的贫穷家庭。
　　目前的营运计划，第一步是将选择孟加拉国的两所医院开办骨髓移植单位，每个单位设有三张病床，其中两张收自付全额的病人，第三张病床则专门替穷人家的孩子治疗，他们的父母也许象征性地负担一点费用，或者完全免付费。总体收入和支出结算下来，应该可以达到损益两平。
　　这些单位每年应该能动七到十次移植手术，未来孟加拉国还会兴建更多这样的单位，一旦社会型企业计划测试、调整成功，合资公司将会开始规画下一步——把相同系统推进到规模更大的印度，计划中每一项元素都反映出极度周密的规画与考虑。
　　举例来说，关于成本这项要素，合资公司预计每一宗骨髓移植手术要价相当两万美元，不过这是对家境富裕病人的收费，应该足以支付骨髓移植单位的支出，包括医生的费用、五名护士和支持人手的薪资、设备维修费等。两万美元是一大笔钱，不过这个数字仅占美国或欧洲骨髓移植手术一般收费的十分之一。
　　那么怎样做才能找到足够的富裕家庭，填满两张全额收费的病床，以补贴贫苦儿童的手术费呢？答案分好几个部分。
　　首先，第一批设立的骨髓移植单位，每年应该可以找到八至十二个全额收费病患。这点不成问题，孟加拉国有许多家庭每个月都要负担输血费用，所以这笔钱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第二，未来这样的单位增加时，合资企业也可以收邻国的病患，一旦建立起卓越名声，亚洲和非洲国家都可能有病人远道前来就医。
　　孟加拉国骨髓移植单位的吸引力应该很大：假如你来自亚洲或非洲的富裕家庭，家里有个亟需动移植手术以拯救性命的孩子，你的选择包括罗马、伦敦或纽约，并入医疗费用、旅途支出和住宿，总费用将高达二十万到四十万美元之间。
　　记住，接受骨髓移植手术的儿童术后必须住院四十五天才能复原出院，想想看陪同就医的家人，光是在医院附近找旅馆住上四十五天，开销会多么惊人！比较有吸引力的选择是前往孟加拉国之类的国家，病患较为熟知当地文化，费用更只有西方国家的十分之一，负担得起的人数远超过有能力去意大利就医的人。
　　当然，为了吸引海外病人，提供的服务质量亦须和意大利或美国一样好，即便是为了省钱，也没有人愿意牺牲病童的医疗质量，有了「救治儿童」组织的帮忙，这个目标可望达成。
　　这个例子说明了社会型企业的威力。我开始创办社会型企业时，身分是经济学教师，傅克纳是关注儿童癌症的执业医师，可是这些年过去了，我们在同一个议题之下殊途同归：如何让开发中国家的贫民与已开发国家的富裕民众享受同样水平的重要产品（金融服务、医疗照护等）？如今我们两人都相信，社会型企业就是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