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猫里的人格三我

　　赵苑君 赵向川
　　内容摘要：埃德加·爱伦·坡，美国19世纪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家，其代表小说《黑猫》利用人物的无声对话、封闭或半封闭的空间布局为读者制造出一部恐怖的典型哥特式小说。本文旨在通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探索作品恐怖色彩的背后，作家如何为自己找到了＂熵减＂的方式，同时也为当代读者提供了挑战孤独的生命启示。
　　关键词：《黑猫》 精神分析法 真实作者 隐形作者 挑战孤独
　　爱伦坡，一个在一场病疫灾难中失掉亲人的苦难作家，从其作品中，我们能嗅到死亡的味道，那般冰冷，不是一般的故事所能表达的情感。人生的磨难给爱伦坡的作品披上了一层灰色面纱，但在他的小说里，我们似乎也能从虚拟中能窥见几分真实。无论是《红死魔面具》、《鄂榭府崩溃记》还是本文将讨论的《黑猫》，隐含的作者与真实的作者同时存在于一个时空中。坡用语言与心灵对话，这或许是拯救绝望生命的希望，是人类如何生存的真正探求。
　　一.有限视角里的无限蕴义
　　（一）人物的无声对话
　　我们不难发现，在整篇小说中，只出现了三句话，而这三句话也并非是对话，即使他们面对着彼此，却也像是在自言自语。第一处出现在＂我＂的家里着火时，＂只听得大家连声喊着‘奇哉怪也，以及诸如此类的话＂;第二处和第三处都出现在小說末尾，当警察们准备离开地下室时，＂我＂说到：＂诸位先生，承蒙你们脱了我的嫌疑，我感激不尽。谨向你们请安了，还望多多关照。诸位先生，顺便说一句，这屋子结构很牢固。这幢屋子可以说结构好得不得了。这几堵墙——诸位先生，想走了吗？——这几堵墙砌得很牢固。＂[1]
　　通过这三处仅有的语言描写，我们发现，其产生的环境都是在不太安静并且人物较多的地方，但无论是＂大家＂还是＂我＂说完之后，并无任何人往下接话，其描写简洁明了，无任何冗杂之语。坡摒弃了作家一贯采用的反衬手法，并未通过较大篇幅描写他者对话或神态来对后面的情节发展进行铺垫，而是将笔锋直奔＂我＂，用＂我＂的动作或直接内心独白代替所有人的猜想和对话。坡的这种处理方式，保持了哥特式小说整体气氛的安静幽森，即使在人多嘈杂之处，也能依旧保持其恐怖效果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正如当我们看一部恐怖片时，最恐怖的剧情开始前往往不是在热闹的派对上而是在夜晚里，利用午夜的宁静和其本身的黑暗色彩，再加上阴幽暗调的配乐，观者自然而然就会被召唤进来，带入其中。
　　《黑猫》里的无声对话建构，体现出人物为了隐藏犯罪后的＂超我＂谴责而逃避自我，自我封闭，拒绝交流的状态，反映出＂我＂已不是一个理性之人，又从何通过语言表达产生理性的思考。从不说到被迫说出的过程，则是从隐藏＂超我＂到被迫表达＂超我＂的过程。在第一处中，大家纷纷疑惑这个奇怪的浮雕，一般人为了揭开疑惑一定会和主人也就是＂我＂进行一场沟通，哪怕得到的答案是＂我也不知道＂，但好奇心总会驱使着人们寻找谜底，所以＂我＂选择不语。即使＂我＂无声应对，但＂超我＂使＂我＂惊恐万分，这时，非理性＂自我＂不得不将其刻意隐藏。当小说逐渐接近尾声，＂我＂再也扛不住犯罪的悔恨之意对＂超我＂的侵蚀，坦白了真相。封闭的人儿终究逃避不了内心的道德背叛，为＂本我＂的放纵收拾残局。
　　（二）布景与情节
　　在整篇小说中，一共出现了五处布景，一是屋里，二是溜猫的街上，三是将猫吊死的树枝，四是城里的酒寮，五是捡回第二只猫的商店，六则是藏匿墓墙的地窖。屋里、地窖由于流动人员和空间都是局限的，所以都属于全封闭的地方，酒寮和商店虽然也是在房子中，但人员具有开放性，所以是半封闭的地方，溜猫的大街则是保持完全开放的状态;比较特殊的是＂树枝＂这个布景，看似一棵树处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但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人要选择一个杀人和投尸地点时，难道会选择光天化日下人人可看见的大街上的行道树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棵树的地点一定是人烟荒凉之地，属于半封闭地点。我发现，布景的开放与否，与其情节的设计以及人物的内心状态存在对应关系。
　　首先，在这五处布景中，只有溜猫的街上属于全开放的地点，其在小说中出现的位置也比较靠前，通过溜猫情节，与开篇提到的＂我从小就以心地善良温顺出名。我心肠软得出奇。＂、＂我特别喜欢小动物＂等形成照应，这时的主人公还算是个善良的、心态开放的好人，与动物的和谐共处即是主人公对理性＂自我＂的良好把控。
　　其次，在＂树枝＂、＂酒寮＂、＂商店＂这三处半封闭性的地点中，＂我＂完成了犯罪、买醉和赎罪这一过程，实则也是主人公渐渐失去＂自我＂的过程。＂自我＂无法再控制＂本我＂的残杀之欲，将猫吊死在树上;随之，为了释放压抑内心的悔惧之感，＂我＂只有通过买醉的方式将自己的灵魂麻醉，冻结那段痛苦的回忆，求得些许＂放心＂;但毕竟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最后还是决定重新回到真实理性的＂自我＂，为自己的罪恶赎得宽容，但已异化的＂本我＂不再接受任何赎罪，也不允许＂自我＂再次掌权，于是悲剧继续上演。
　　最后，在全封闭的屋子和地窖里，＂我＂挖掉了第一只猫的眼睛，杀死了与自己意气相投的妻子。主人公完成这两个＂本我＂动作之前，并非毫无征兆，用坡自己的话说：个体中的一个人格会偷偷地观察、研究、批判另一个人格，并把后者看作是独立的个体，即异己（double），异己之间难以调和的内心矛盾和冲突会造成人格分裂[2]。例如在杀妻之前，本性暴躁的＂我＂被自己的＂本我＂控制之后，与维持理性＂自我＂极其优秀的妻子形成了对比，＂我＂甚至看不惯逆来顺受的妻子，但最终兽性战败了善性，＂本我＂占据上风，妻子死在了＂我＂的斧头之下。
　　二.从自我解梦感知坡的隐形与真实
　　前些天，我做了这样一个梦——一个男生蹲在我的脚下，我举起一把水果刀想将其刺死，但在这时，玻璃窗外的一个女生正直瞪瞪地看着我，我被吓得扔掉水果刀。随后，这个女生的表情变得极其恐怖，就像有一张嘴角上扬的恶魔的脸皮贴在她的脸上。接下来，我梦到我想杀死的这个男生突然背负两把刀，并将裸露在胸前的刀尖对准我，瞬间抱住我、刺杀我，但我似乎毫无防备，就在刀尖刺进我身体的瞬间，我突然间惊醒过来，不知所措……
　　就在这个梦发生的两周以前，我将一个交情深厚的男性朋友从好友列表里删除了，原因很简单，我不喜欢别人对我说的话再三揣测，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没什么情趣，也不爱兜圈子的人，但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不仅不相信我说的话，还在其他朋友面前对我进行一派胡乱的语言解剖，我对此十分生气。在我做梦的当天，我的亲妹妹也把我弄得心烦意乱，我怪罪妈妈太溺爱她，一个十岁大的孩子还不会自己收拾自己的屋子，还经常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一个家乱糟糟的，当时我就狠狠骂了妹妹几句还差点就忍不住怒火想扇妹妹两耳光，但最后我还是忍住了。虽然记不清梦中男孩和女孩的真实容貌，但我敢肯定这就是我潜意识的真实表现，男孩即是我删掉的那个男性朋友，我在梦中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本我＂，想一刀将其致命;而那个女孩就是我的妹妹，因为我那天骂完妹妹之后，心生悔恨，感觉自己有些以大欺小，但并未对妹妹道歉，于是梦中的镜像便将我的＂超我＂显现出来，反被女孩的恶魔微笑吓得半死。
　　西方叙事学认为文学创作中有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的区分。隐含作者是处于创作过程中的人，这时的作者将自己置于某种特殊的情境中进行文学创作;真实的作者即作家本身[3]。通过我自己对梦境中潜意识的认知，我认为《黑猫》里的＂我＂既是隐含作者，也是真实作者。坡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波士顿，父亲是一个流浪艺人，并在坡一岁时离家出走;3岁时，母亲去世，自幼就形成了孤僻的性格;17岁考入威廉玛丽大学，最后却因赌博被学校退学;22岁，参军进入军校，故意＂抗命＂以求离开军校，1831年1月受军事法庭审判并被开除。此后开始卖文为生，逐渐在各杂志发表文章。而对他打击最大的是爱妻的病故——1842年，患有肺結核的爱妻穿着白衣坐在竖琴旁唱歌，忽然间，大量鲜血从胸部血管和妻子的口中破裂涌出……上世纪猖獗欧洲与美洲的＂红色死神＂无疑给坡的内心造成巨大冲击，《黑猫》中的病态人格、心灵恐怖以及忏悔式独白都是坡对自身境遇的描写，小说里的＂我＂就是坡潜意识的载体，是其＂本我、超我、自我＂不断拉扯的矛盾本体。就如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中说到：作家通过自我观察，将＂自我＂割裂成无数＂部分的自我＂，结果就会将精神生活中冲突的思想映射在文本的角色冲突身上[4]。例如小说中的＂我＂和妻子，就是作者心中的一对＂坏人＂与＂好人＂的对立体。
　　波德莱尔在《埃德加·爱伦·坡的生平及其作品》中说到：这些人的额头上弯曲的皱纹里用神秘的字样写着＂厄运＂这个词，盲目的赎罪天使抓住了他们，用力地鞭打他们以教育其他人，他们的一生表现出才能、美德和优雅，但是没有用，社会对他们有一种特别的诅咒，指责他们的缺点，而这些缺点恰恰是它的迫害给他们造成的[5]。哥特式小说的恐怖风格正好符合坡的创作本意，于是便为读者呈现了隐形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完美融合。
　　三.语言复仇——熵减效应
　　（一）自我自治
　　熵增可以是一个有关物理学的定义，其过程是一个自发的由有序向无序发展的过程;也可以是有关热力学的定义，熵增加，系统的总能量不变，但其中可用部分减少[6];还可以是统计学层面的定义，熵衡量系统的无序性，熵越高的系统就越难精确描述其微观状态。早在1947年，薛定鄂就曾高瞻远瞩地指出了熵增这一过程也必然与人类生命体系相联系。人的身体里无时无刻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化学反应堆，让表皮下的躯体得到生命的延续。从某种角度来讲，人类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具有反抗熵增的能力，也就是具有熵减的能力。
　　经历＂红死＂和机械化社会的折磨后，坡的内心世界遭到严重碾压。人理应有理性＂自我＂平衡的自控力，有＂超我＂的悔惧，但坡发现病魔没有，社会中的＂他们＂也没有，病毒只有肆意妄为的＂本我＂，人类只有看似体面的非理性＂自我＂，其具体体现就是病魔和这些＂他们＂对像坡等人的身体以及精神的无限残害，增加其生命体的无序，同时也将带来社会的紊乱。这不像儿戏，不是你打我，我打你就可以整治的乱序社会。坡没有办法声讨谁，也不能像医学家一样通过开发疫苗来拯救自我，更没有办法声讨上帝的不公，于是，他选择了语言，利用语言在自己和内心世界之间达成契约，实现幻想中的愿望。他选择将自己所有的潜意识付诸于文字，通过以《黑猫》为代表的哥特式恐怖小说来发泄所有的仇恨，在其中表达最真实的自己。坡通过语言批判工业化、机械化的病态社会，并对病魔的残酷性达到自我复仇的效果。坡在其随笔《言语的力量》中写到：语词拥有一种＂物质力量＂，因为宇宙的创造本身就是言语行为的结果。语词能从无之中创造出实在力量，并赋予它们以侵害的能力。语词，尤其是白纸黑字地印在书上的语词，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东西[7]。
　　（二）挑战孤独
　　工业科技发达的社会，不断使人们远离自然，城市化使得人们的生活脱离自然。人们醉心于物质的进步，精神虚无，主体缺失。这样一来，个人便陷入了孤立化，坠入柏拉图的洞穴中。
　　人类学家贝特森在其＂心灵生态学＂中提到：艺术、宗教乃至于梦幻即无意识潜能的＂帮助＂在人类的意识中匮乏，那么＂心灵的系统化本质＂将永远没有办法被人类真正领悟。坡最终用语言达到了＂熵减＂的效果，找到其作为人这一主体的真正＂自我＂，没有沦入物化世界的奴隶，渐渐走出洞穴的无知状态，没有让＂本我＂做出损害社会的事情，从而使得自己的生命体在经历了非一般的遭遇后仍能保持一种难得平衡状态，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使自己不再孤独。
　　我不知道当代社会中到底有多少人还在肉欲与物质中挣扎，或许自己有时候也无法逃离现实世界里的种种＂熵增＂，但如果想让自己尽量规避一些不知所措的状态，使自己在＂熵增＂和＂熵减＂中达到自动疏通的效果，就必然要找到一个中介，就像一根排污管道，在其中起到调解作用。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使自己变得无序时，就可以启动这一中介，在无序中找回自我并能解决无序，不再被无序的混乱所困扰。说得更通俗一些，就是找寻一项自己真正喜欢的，想做的，愿意将满腔热血投入进去并能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事业。坡的中介是语言，是文学;有些人选择做牧师，用信仰感化迷惘的生命;有些人选择拉小提琴，用音乐传播心灵的节奏;还有些人选择在田园里耕作，用勤劳的汗水播下延续生命的种子……没有谁的选择是最正确的，只要是自己心之所向的，正义的，正能量的，能够传播＂爱＂的，都是最好的。如果人人都能找到这项事业，被欲望控制的迷茫的人们将在＂熵增＂中找到整理乱序的秘诀，重新找回理性＂自我＂，获得重生，人类也将逐渐摆脱孤独，人与人，人与非人也将从此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美）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黑猫：爱伦·坡短篇小说集[M].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
　　[2]左金梅，覃巧华.爱伦·坡哥特小说中灵魂的崩溃[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02）：98-102+120.
　　[3]徐培枝.调查性报道的叙事[J].新闻爱好者，2009（20）：162.
　　[4]林崇德.心理学大辞典（上卷）[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5]（法）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6]叶南.论语言表达形式与信息熵、冗余度的关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10）：293-296.
　　[7]（美）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言语的力量[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