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总是迫不及待要去死。因为傲慢。老年人则即使苟延残喘地拖着病躯也想多活几天。大概是因为已经被迫学会了谦卑。—— 路遥不须愁日暮。少年得意的都不屑于谈老年,甚至直接否定老年(对于自己)的存在。"我打算活到30岁或40岁,然后就再见!"萨冈斩钉截铁地这么说。结果她折腾到了69岁,债台高筑、破产、被判监禁,终于去世(1978年她被误判为胰腺癌,吓得要死,提前写起了自传)。菲茨杰拉德也曾带着点自毁倾向的骄傲说:"没人该活过30岁。"他还算比较说话算数,只活到了44岁。 年轻人总是迫不及待要去死。因为傲慢。老年人则即使苟延残喘地拖着病躯也想多活几天。大概是因为已经被迫学会了谦卑。 就像村上春树说,写小说是他自我治愈的方法。事实上,大概所有的创作都存在着自我治愈的成分。从《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开始,许鞍华就表现出了对于老年的焦虑:斯琴高娃最后终于离开了当年迫不及待要归来的上海,回到邋遢的老伴和叛逆的女儿身边,啃着一块饼,在冰天雪地里摆小摊,头发全白了。似乎是想告诉大家,老年的脆弱,不得不依附于曾经被厌弃的家庭关系。到了《天水围的日与夜》,单身孤寡老年人则依赖着隔壁邻居一点好意与温情,每天炒一碟青菜配饭吃。然后是《桃姐》,没有血缘关系而是靠时间累积起来的亲情,自我的尊严支撑着老年从容度过。这三部电影便是许鞍华年过六十之后的自我治愈之途。 有时候我觉得本杰明•巴顿其实很幸运:他生下来便是老年,先体会到了衰老的悲哀。所以他显得比任何的同龄人都更加谦卑和有耐心,懂得理解与倾听。可惜菲茨杰拉德没能写好这篇小说,大概是因为当时的他对衰老还缺乏足够的理解。 我开始越来越经常的想到老年这件事,大概是因为亲人们开始逐渐老去了。妈妈有一次担忧地跟我说:"以后要是我们走了,你们估计连葬礼怎么弄都不知道吧?"我立刻斥责她不该讲这些丧气的话,但心里一阵惶恐不安。我的奶奶,她是我母亲的养母,一生性格倔强古怪,年轻时自己拿菜刀抹过脖子。如今躺在床上,每天盼望出现奇迹,能令自己不死。只要想到会死,便泪水涟涟。她每天无理取闹,说穿了,就是恨世界上没有返老还童的药物。母亲被折磨得气急败坏。一次清洗床上的污物时,忍不住哭着给我打电话诉苦。乡下根本不存在请人照顾老人这个说法,每家老人都由自己的小辈照顾。所以村子里判断老人一生的成功与否,便看他/她年老后是否有亲人侍奉在侧。 换到城市,金钱能解决的问题稍微多一些:可以进老人院,或者雇人照顾,但都不能算是好的选择。我曾经跟别人探讨说:《桃姐》的备受关注,除了拍得不错、感情朴素外,也跟社会的老龄化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开始逐渐感觉到了老龄化的压力,潜意识中对此感到惶恐,需要安慰,所以对这类题材会比较容易产生兴趣。别人说:"看电影时有谁会想到什么老龄化!"当然这样说是对的。但我还是觉得:并不是观众们非常有意识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而是这种氛围是会慢慢地在影响着大家了。 人一辈子的修为,都体现在衰老之后:清明的总是更加清明,浑浊的则更加浑浊。最后人的一生,考量的是你跟周围人的关系,更是考量你积攒了一辈子的、应对世界的能力。至今我看到比较好的单身老年样本,可能是阿加莎笔下的马普尔小姐:她有一个尊敬她爱护她的侄子、一群老年好友、一个特殊的技能(破案)、居住在一个安静的小镇过着不幽怨的生活(但我们不会知道她生病之时是怎样照顾自己的)。阿加莎本人也活了85岁,在一个庞大的家庭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丈夫,女儿,女婿,外孙,还有自己的姐姐全家(但奇怪的是,她笔下的两个侦探均孤独终老)。除了这些人的陪伴外,她一直在写作,直到1975年,她亲手杀死了自己创造出来的波洛,这是她与世界告别的开始。1976年,她在牛津郡的家中去世。这一年,她还写完了人生中最后一本书《神秘的别墅》。 文/荞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