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正面作用

　　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学证据显示：永生的文明，令人憧憬，但没有死亡，根本就不会有多少文明。如果你还对死亡感到恐惧，请看看这篇文章吧，也许你会有新的视角。
　　恭喜！因为您是人，知道自己难逃大限。为此，您才学会了某些可观的文化和心理应对手段。
　　死神声名狼藉。他终将来临，却总是不期而至，令人恐惧、厌恶。《圣经》称他为＂最后的敌人＂。
　　然而，在整个历史中都有诗人、哲学家认为：假如没有死亡，我们会不知所措。是死神来临的前景，让我们每天起床、驱动我们实现伟大的事业。现在，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学证据显示：这些哲人是对的。永生的文明，令人憧憬，但没有死亡，根本就不会有多少文明。
　　故事从我们意识到难免一死讲起。像所有生物，我们挣扎求生。但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无论如何，据我们所知）我们知道这一挣扎注定是要失败的。人类善于推理的强大头脑告诉我们：这再坏不过的事，终将到来。我们必须生活在自己末日的阴影中。
　　这很不容易。它确实令人恐惧、也可能令人瘫痪。因此，我们努力工作，以推迟死亡；我们竭力抗争、甚至拒绝死亡。所有这些努力，带来了某些最辉煌的成就。
　　这一点以人类在物质方面的进步最为显著：例如农业的发明是为了给我们生存所需的食物；衣服、建筑使我们温暖、居有其所；武器让我们得以狩猎、防卫；药品用来治疗等等。组成文明的物质发明中的绝大部分，实质上都是我们受地府幽灵驱使而创造的生命延长术。
　　在所有成就中，科学为最。科学也一直是被恐惧死亡所推动的。经验主义之父弗朗西斯·培根把生命的无限延展称为＂最高尚的目标＂。他为了这个事业牺牲了生命，在用鸡和雪从事低温保存实验中感染肺炎而去世。科学是有自我意识的凡人才做的，神明可用不着生物化学。
　　尽管有科技的超绝努力、确实延长了预期寿命，死亡的可怖前景仍萦绕不去。这是人类除了物质文明还发明了文化的原因。 从格奥尔格·黑格尔到马丁·海德格尔等许多思想家，都认为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安慰我们：虽然肉体必毁，我们仍将永生。承继此传统的一位学者是人类学家Ernest Becker，其1973年著作《拒绝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曾获普利策奖。正是这一作品，激励了一群社会心理学家寻求经验证据来支持哲学家的上述猜测。
　　坚持不懈
　　亚利桑那大学的Jeff Greenberg、纽约斯基德莫尔学院的Sheldon Solomon、 科罗拉多大学的Tom Pyszczynski等研究者提出了其所谓的＂恐怖管理论＂，该观点认为：我们大部分所作所为和信仰，都是由恐惧死亡来激励的。他们推断：假如世界观的存在是为了帮助我们应对死亡，那么，一想到最终难逃一死，我们就会更狂热地坚持那些信仰。
　　他们的起点之一是宗教；作为信仰体系的集合，宗教可以说是我们舒解死亡恐惧的集大成者。据上述三位学者的理论，如果宗教确实给予人类存在的慰籍，那么，当死亡临近时，应该可以测量出虔诚度的增加。
　　这刚好是他们所发现的。在一项研究中，他们要求一组基督徒学生评估两人的性格。两人的情形很类似，唯一不同是其一是基督徒、另一位是犹太人。对照组学生给二人的评价同样好。然而，另外一组学生在评价前曾被要求完成性格测验，测验题包括对死亡的态度，即含蓄地提醒了他们最终难免一死，结果该组给基督徒的评价比给犹太人的要高出很多。
　　此作用不局限于宗教：在逾四百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表明，我们世界观的各个方面，差不多都是由我们对死亡的对策来激励的。例如民族主义，使我们坚信我们能够作为较大整体的一部分来生存。确实，Greenberg及其同事发现，美国学生在受到死亡提醒后对一反美作家的非议大大增加。亚利桑那大学Holly McGregor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受到死亡提示的学生，不仅对挑战其世界观的人表示不满，还有对其使用暴力的意向，表现形式为给挑战者超量的辣酱（出处：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4, p 590）。
　　这些初步研究支持Becker的绝望观点，即认为拒绝死亡是通往一切罪恶的桥梁。它造成群体隔阂、培养偏见和进攻性、助长支持战争和恐怖主义。例如，看到飞机撞向纽约摩天楼电视画面的人更有可能支持入侵伊拉克。恐怖管理论者最初聚焦于阴暗面。然而，最近他们开始认识到我们与死亡做斗争也有积极的一面。
　　例如，造成人类文化改变最强的作用力之一，是想留下遗产的欲望。某些最辉煌的文明成就， 从古埃及的金字塔到密尔顿的《失乐园》，均可被归功于这一渴望。现在，恐怖管理论者已经展示出：至少是在美国本科生里，想到死亡会驱使我们力图不被遗忘。
　　两千年前，苏格拉底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男人的大部分行为，都可以被理解为企图不朽的绝望之举；女人他则认为可用生育子女来作为捷径。有若干研究认为苏格拉底把成家当作恐怖管理策略是对的：一项研究显示，听到死亡提醒时，德国志愿者表达了更强烈的养育子女的愿望；在另一项研究中，华人参与者被提示死亡不可避免时，更加反对其本国的一胎化政策。
　　密苏里大学的Kenneth Vail及其同事的近期一篇综述论文，记录了思考必死可能对我们有益的多种方式。例如，它会引导我们通过多运动或少吸烟来更健康地生活（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doi.org/jfg）。
　　该团队还提出了有意识与无意识提醒死亡的重要分别。后者（即含蓄、潜意识的提醒）倾向于使我们不假思索地坚守群体的价值观。这可能是正面的，假如这些价值是正面的；但当这些价值诱使我们咄咄逼人地墨守时，就可能是负面的。
　　另一方面，有意识的死亡提醒则激发更深思熟虑的反应，引导大家重新评价重要问题。我们思考必死越活跃，对社会强加的目标如财富、名望就越排斥，而会把注意力集中到个人成长或培养正面关系方面。
　　这意味着我们思考死亡还不够。
　　Stephen Cave 是以柏林为基地的作家，著有《不朽：对永生的追求及其如何推动文明》
　　译者：passerby98 文/Stephen C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