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依靠何种优势走出去

　　【摘 要】本文调查了2009年到2018年期间我国127家进行跨国并购活动的C39行业的上市企业，通过对并购当年的投入产出分析，将TFP分解为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三个部分，得到在C39行业的企业中规模经济对TFP所做贡献最大，即我国企业走出去依靠着重要的国家特定优势——规模经济。
　　【关键词】规模经济;TFP;企业绩效
　　一、引言
　　基于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MNEs）研究从而建立起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指出，因为不具备所有权优势或企业特定优势的企业无法克服＂外来者劣势＂（Zaheer， 1995），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或企业特定优势是企业能否成功实施国际化的关键 （Buckley和Casson，1976; Dunning，1981）。然而，随着EMNEs跨国并购数量和规模的快速增长，传统的对外投资理论受到质疑，关于传统对外投资理论能否解释EMNEs的国际化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已有大量研究分析了EMNEs与MNEs国际化动因的差别，但是EMNEs是否具备企业特定优势或者到底依靠何种优势实现走出去尚未有明确的定论。Rugman等（2014）指出，EMNEs的企业特定优势（FSAs）由母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市场 规模、制度和文化等CSAs所建立，是EMNEs国际化初期最重要的所有权优势来源。本文将通过实证来着重分析规模经济在我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二、理论框架和假设
　　（一）规模经济与企业绩效
　　传统的国际化理论表明，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国际化的能力依赖于其某些无形的所有权优势或资源，它可以利用资源来促进向海外市场扩张，进而增加回报。在OLI折衷理论及其扩展中明确承认了所有权优势的作用（Buckley & Casson，1976; Dunning，1993）。一般来说，这些无形的所有权优势被认为是技术优势、创新设计、商业模式等，不能在公司外部进行复制，而不会造成重大的交易成本。与此同时，资源基础理论解释了企业战略如何与增长相关，通过扩展，国际化依赖于资源的所有权，从而赋予公司独特的能力。然而EMNEs的国际化进行不能用传统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来解释。与传统的企业特定优势相比，新兴跨国企业更多地受益于国家特定优势。对于资源匮乏但规模相对较大且发展迅速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规模经济是相当重要的国家特定优势。
　　（二）国家特定优势、企业特定优势与EMNEs跨国并购
　　Rugman（1981，2006）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特定优势（CSAs）和企业特定优势（FSAs） 的概念，并通过CSAs和FSAs的强弱关系建立了CSA-FSA框架，用以分析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国家特定优势（CSAs）指的是企业能利用的母国所特有的资源，包括自然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劳动力、制度和文化等，企业特定优势（FSAs）主要包括技术、知识等其他无形资产，是企业所拥有且不能随意复制的的专属能力（Rugman和Li，2007）。Li和Oh（2016）的研究发现，EMNEs的国际化初级阶段多通过获取母国专属自然资源以及对廉价劳动力的开发利用，创造基于规模经济的FSAs，实现在母国市场与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功竞争。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走出去依靠着重要的国家特定优势——规模经济。
　　三、方法论
　　（一）规模经济和企业绩效
　　我们的目标是将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以便能够将重点放在规模经济（这是新兴市场企业国家特有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使用随机前沿方法来对生产建模，在这种方法中，实际产出被随机前沿看作是有上界的，技术无效率被看作是企业实际产出低于有效边界的量。用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数来衡量公司层面的绩效变化，从而确定企业水平规模效效应，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TFP是相关文献中与生产率最相关的衡量标准。这已经被广泛用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背景下，出口、通过资本货物进口的内部投资和国际化研究当中。
　　Malmquist TFP指数允许将TFP增长分解为三个不同的来源，即规模经济变化、技術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Coelli， Rao， ODonnel， & Battese， 2005）。规模经济的变化衡量企业层面的生产如何偏离恒定的规模报酬（CRS），经济学理论认为，长期来看，在竞争性市场上经营业务的企业应该在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即规模收益不变。规模经济变化的值衡量企业静态规模收益随时间变化的程度。如果例如规模收益增加，那么该值将大于1，如果它们减小则会小于1。技术进步的衡量标准是不改变投入的前提下纯技术改进所带来的产出增长。 如果一家公司能够像以前那样使用相同的投入产出更多的产出，那么这是正向影响，否则就是负向影响。最后，如果企业不能通过减少诸如劳动力之类的要素投入之一来维持产出水平，那么技术上就是有效率的，除非它增加了诸如资本等其他要素投入。衡量技术效率的变化是通过比较整个利率期间企业的技术效率来得出的。 因此，很容易看出采用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检验前一部分提出的假设。
　　首先，估计生产函数，
　　其中，Yit为企业的产出变量，用销售收入来表示。劳动投入以员工数来表示，资本投入以固定资产净额来表示。销售收入和固定资产净额分别用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平减。υit为误差项μit为无效率项，wi为个体随机效应，在估计了随机前沿函数和效率水平的系数之后，我们将Coelli（2005）等人的Malmquist TFP指数构建和分解为效率变化（EC），技术进步（TC）和规模变化（SC）。Malmquist TFP指数是三个组成部分的几何平均数。
　　Coelli等（2005）表明，时间t和s之间的EC，TC和SC可写为：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在中国沪深A股上市C39行业的企业，即计算机、通讯以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选择此类企业主要因为以下几点，首先，C39行业企业不是＂壳＂公司，而是存在真正意义的生产活动的企业;其次，有大量的C39企业实施了跨国并购，最后，新一代信息技術产业作为＂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重点领域之一，对于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实体经济竞争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样本为2009年到2018年期间我国进行跨国并购活动的127家C39行业企业，跨国并购数据来源私募通，从2009年开始进行研究是考虑到全球经济危机过后经济开始复苏，以及在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国家政策背景下。数据处理如下：（1） 根据上市公司代码，查询和确认并购方企业为中国沪深A股上市的C39行业企业，选择中国上市公司实施的跨国并购交易记录 （2）仅保留交易状态为已完成（completed）和假定已完成（completed assumed）的并购交易，并通过公司网站、年报和财经新闻对假定已完成的并购交易进行确认。（3）删掉财务等数据不完整的企业（4）删掉并购信息缺失的企业。
　　为了研究我国企业依靠何种优势走出去，我们需要并购当年的投入产出数据，通过计算将TFP分为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三个部分，数据来自国泰安和企业年报。基于稳健考虑，本文引入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企业资本密度，用固定资产净额与员工人数之比的自然对数表示;企业规模，用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度量;研发投入，以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表示;营销支出，用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表示。此外，我们还控制了时间（Year）和地区（Region）固定效应。
　　四、结果分析
　　按照Coelli等（2005）提出的将TFP分解为三部分，利用随机前沿模型以及DEAP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各个公司的技术进步、效率变化以及规模经济系数如下图所示：
　　五、结论和不足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考察制造业长期发展的驱动因素，扩展现有的EMNEs文献。首先，通过随机前沿模型以及deap分析，利用一个公司层面的数据集，可以比较所有公司的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对企业绩效的贡献。从而提供了以TFP增长衡量的国家特定优势（CSA）和传统（即基于技术的）企业特定优势（FSA）在推动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活动能力的相对比较的经验证据。为EMNEs在缺乏传统所有权优势时通过国家特定优势即规模经济（CSA）来实现国际化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实证分析的样本主要来自C39行业上市公司，未对其他行业的公司进行细分，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例如整体技术水平、行业竞争程度等，这些差异会影响跨国并购和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另外，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并未对目标企业的资源特征进行考虑，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针对不同的行业异质性展开更加细化的分类，或者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不同生产制造环节的资源互补或协同对整体竞争优势的影响，以此为企业的国际化实践提供更好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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