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自远方来,接是正常且必要的。 记得小时候,我家没有人到外地去,自然就不会从外地回来。外地亲戚也总是不打招呼就迈进家门了,所以,没啥接人的机会。邻居家大伯每次从出门回来,我和前院后院好多孩子总爱跟在她们一家五个姐妹后面,到火车站凑热闹。大伯在政府的外事部门工作,每年总有公干去南部邻邦几个国家。接到人,我们的嘴里总能含着味道怪怪的糖。一直跟到她们家,看着大叔把一堆我没见过,更叫不出来名字的水果,"贡"在他们家里棕褐色板箱上面的毛主席瓷像周围,大家伙儿看着这些不知道咋吃的水果,自然也不嚷着要吃。后来从小学课本里才知道是荔枝、杨桃和芒果。这是我最早所亲历的接人。 到我和妹妹大了一些,父亲单位农历年底总要分些白菜和红薯,用比我个子还高的大草袋子装着。腊八刚过,我们就按照父亲下班的时间和路线,早早地迎出门。父亲自行车不驮东西的时候,我跨在车子后面,妹妹坐在前面横梁上,舔着父亲带回来的糖葫芦或是麻糖,三个人一路上哈着白气。直到临近大年三十儿,看到父亲推着自行车,车子前后驮着两个大草袋子,我们高兴地跑上去扶在自行车后面,把父亲"接"回家,我妈说:"要不是有人捣乱,估计你爸早就把菜推回来了。" 上了高中,我骑父亲的自行车上学,班里大部分同学家在外地,偶尔星期天休息回趟家。周六走的时候,我总喜欢和同学们约好去长途汽车站接他们,然后周日大家一路杂耍似地一块儿骑车回学校,不到一个学期,"二八红旗"就这样被"折腾"坏了,我只好步走着上学。 接人的习惯作为一项礼仪,它可以调节人们平淡的生活,增进感情的作用,接人的确是件让人开心的事,接与被接的人一定会少了浮云一别、流水十年的遗憾。 真正意义上的接人,我认为是大伙儿家里有了通讯工具以后。亲戚、同事、同学们在到访前,不管是公差还是私事,与接人者有没有关系,总能接到大家将要莅临的电话,电话的初衷倒不是希望能帮上什么忙,只是证明他们在这个地方有个认识人。接上老家的亲戚,身体的健康状况总能把三亲六故活着和死了的全部问候到;接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见面总要把全班同学联想上,谈论一遍;接着外地的同事,也要把单位的大事小情互相通报半天。总之,接到人以后,有着讲不完的故事,聊到高潮会激发出相逢初见、回首一生的感慨。 我母亲家的亲戚多,我们居住的这座小城处于亲戚们分布的两个城市的中间,我们家一直作为他们的中转站。不打招呼就进门的年代,随着我们的成长成为了过去时。有了通讯工具后,得到通知后我母亲总要到车站接一接,尽管是中转,接上了总要到家吃顿饭聊一会儿再走。后来交通方便了,就变成经停站,如果有亲戚路过,我母亲总要早早地等候在站台上,哪怕是列车停几分钟,隔着车窗招招手。我们劝母亲在电话里说说话不就行了,母亲总说还是见着面才算亲。 随着交通工具的飞速升级,接人成为小事,但接人的仪式一直就这样保留下来了。亲情的接人,是老娘站在村口翘首等待的传承;友情的接人,是踏上异地熟悉声音的延续;工作的接人,是尽到地主之谊的热心导航。但租着豪华轿车房车接人,一种是商业的需要,另一种恐怕是面子的浮肿。 等候在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出站的人流中接人,人们的神情总是一致的翘首,如果有谁不想看到要接的人,那他就不必来这等着了。戴表的瞅表、拿手机的看手机,大家时不时地会把目光聚焦至随时能提示时间的地方。在接人者的心里有一个时间节点,尽管实际接到人的时间总是比心理节点推后。接到人以后的神情就变得非常不一致,亲切握手的,泪流满面的,默默牵手的,亲切拥抱的,年轻情侣会久久深吻至工作人员提醒下一趟旅客要出站了,也有用眼神和手势交流的,估计是残障人士或是谍战迷。接到人的声音也是高低不同,音调高的可以高到比身后站场广播的嗓门还要大。调门低的,仿佛话语已经被浓浓的四目相对融化。 如果接不到人,在确认自己没有接错车后,出现两种选择,一是继续等,一是默默离去。大发雷霆者并不多见,大概是不知道该对谁发泄。有了手机的年代,接不到人的现象基本就没有了,除非是记错车次、航班或者是上演廊桥遗梦。 我觉得接人,它不分男女老少,老去的是容颜,不老的是那份情。它不分乡村都市,踏上故土,永远是难以割舍的一本厚厚小说。它不分高低贵贱,接人的人把一桩小事写在沙上,被接的人总把这份情刻在心里。 不能再聊了,半小时后,从老家回来的媳妇和儿子就要下车了,我得去车站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