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辈子五老黄过去的生活

　　就在这个假山石做成的八阵图里，许多天来，老黄断断续续给我讲述了他以前的生活，让我对他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
　　他1919年出生在江苏沛县一个叫斗虎店的村子里。这一年是农历羊年，他的生日是农历9月21日。他母亲说，他是秋天出生的羊，只有干草吃，既饿不着也吃不好。这话还真给说中了，他一生就是这样的。
　　他家本来住在黄小楼子，家境十分贫寒，而母亲娘家却很有钱。母亲的姐姐因为嫁到一个贫苦人家，受不了那种穷日子而自杀身亡了。他外祖父母害怕二女儿也走上这条路，就让他父母一家搬到斗虎店，这是他外祖父住的村子。外祖父还给了他家80亩地和湖田。母亲非常精明能干，一大家人口全靠她一人当家。父亲不大管事，还吸大烟。小时候母亲要他陪父亲睡觉，就是要他看着父亲；父亲一走，他一人害怕，就吓得惊叫起来。
　　他从小不太爱讲话，但是很听话，还帮家里干活。他看过瓜田，看过菜地，还放过羊。他是老五，还有一个六弟。两人最小，常在一起玩。六弟比他活泼。如果穿上一件新衣服，他会很不自在，躲在家里不敢出去；六弟则不同，他会非常高兴地满村转悠，显摆一番。一次他穿上一双刚做好的新鞋，在外出玩耍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跑丢了一只。回家后母亲很生气，不许他吃饭。他也很生气，就跑到磨房去坐着，结果被蝎子咬了，痛得他直叫唤，那种痛苦实难形容。后来我在徐州他老家去玩的那个夏天也被蝎子咬了一口，其痛苦确实非常人所能忍受。我和他也算＂同是毒蝎受害者＂。
　　大哥毕业于浙江某大学，而且多才多艺，江苏省沛县中学就是他创办的。他听母亲说，大哥办学时还赔了一些钱，只好把家里收的麦子拉去抵债。大哥在农村已有一个大嫂，并有一儿二女，后来在南京时又找了一个大嫂，叫李政。这个大嫂为人很好，他在南京读书时对他很照顾，有点好吃的都叫他去。可惜不久她因结核病去世了。以后大哥在南京又找了一个大嫂，叫冯曙光。抗战时期同大哥一起来到重庆。她生有两个孩子，都因脑结核去世。大哥逝世后，大嫂留下一个遗腹女，后来带着女儿回南京去了。
　　二哥好像是毕业于某大学专科（我记不清了），一直从事边疆研究，在班禅办事处工作，还是蒙藏月刊主编，写过几本关于少数民族的书，还在西北大学（或西北民族学院，我记不太清楚）任教，兼职较多，工作很繁忙。二哥在老家也有妻子，生有一儿一女，后来在南京又找了一个妻子，还提出要跟家里的妻子离婚。但是母亲坚决反对，闹得很不愉快。这种情况属于时代变迁中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在那个年代并不少见。因此，关于他的婚姻，母亲接受以前的教训，一概不管了。她说让他自己找，找不着就打光棍。
　　三哥、四哥在家务农。只有一个姐姐却英年早逝。他跟姐姐的感情也很深厚。姐姐大他十二岁，小时候总是她带着他玩，还教他背唐诗如＂打起黄莺儿，莫要枝上啼＂。姐姐出嫁后他经常去看她，后来她因肺病不治而去世，留下一个儿子全是黄家在抚养。
　　六弟考上云南大学却没有去读，而是在重庆一所私立大学上学，为的是可以一边上学一边教小学，赚点钱改善生活。六弟给他寄过一点零花钱，他们弟兄俩的感情特别深厚。他来市师教书时，六弟已身患肺结核。他每月工资分文不少，全部交给母亲为六弟治病。可惜当时医疗水平低下，对结核病没有特效药，六弟终于不治身亡。六弟病重期间特别希望见到他，母亲却不准他去探望，怕他被传染。对母亲的一片爱心他不敢违拗，但又觉得对不起六弟。说到这里时他不禁热泪盈眶。后来我猜想，其实那时他已经被传染上肺结核，不过身体的抵抗力还强，挺过去了。多年以后检查身体，发现他得过肺结核好了后留下的钙化点。
　　他七八岁上学，在苏北农村这算是读书早的，有些同班的同学都已经结婚了。 他小时候喜欢踢毽子玩，同班有个小女孩也喜欢踢毽子，有时两人一起踢，为此还挨过老师打手板。当时苏北农村还很封建。几十年后，我们去成都时探望过这位老师，也是他的表兄，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七八十岁了。他非常高兴，一再挽留我们多坐一会儿。他还记得当年打老黄手心的事情，在以后的来信中为此向老黄道歉。这也是时代变迁中发生的一件趣事。
　　斗虎店只有初小，五年级他到离家较远的张洼小学读书。那时他爱吹小号，早上又起得很早，一起床就出去吹号，把老师吵醒了。老师知道是他，就大叫＂长谨，长谨＂，他吓得扔下号就跑开了。长谨是他原来的名字，后来二哥给他改名为立生，大概是希望他自立谋生的意思。母亲也教诲他自立，不要依赖家里。他很听母亲的话，无论自己有什么困难，都不向家里伸手要钱。
　　由于家庭纠纷，二哥不寄钱回家，母亲就叫他去南京上学，费用由二哥承担，以补偿大家庭为二哥抚养妻儿的花费。这样六年级他转学到了南京。刚去时同学欺生，称苏北来的他为＂侉子＂，他气得不行。一次为此跟一个同学打起来了。他把这个同学打得鼻子流血，对方把他的衣服给扯破了。同学们把他俩拉开，劝他们不要报告老师，否则两人都要受处罚。以后就没人敢这样叫他了。
　　刚到南京时他有些话听不懂，常闹些笑话。有位老师讲课时老是说＂陆文集＂，他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老家附近就有个地方叫陆文集，不明白这位老师怎么也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屡屡提及。其实老师说的是＂六年级＂。他往往由于语言不通而走神，有些课就没有听懂。一次他的算术做错了，老师打他的手心，而同桌的女生是抄他的，却没有被罚。他很生气，就把怒火发在同桌身上。他对她说，以后不准她抄自己的卷子，而且桌子一划两半，不许她越界。以后慢慢能听懂南京话了，他的成绩就好了起来，本来他的学习一直都是不错的。
　　小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南京中学。这是一所比较好的学校，有些贵族化，国民政府要员的子女很多都在其中就读，收费比较贵。二哥二嫂就不想让他去读，他坚持要去。他的脾气发作起来是很吓人的，在同他们争吵中，他甚至气得昏倒在地。后来还是母亲和三哥来南京＂谈判＂，解决了这个问题。南京中学是初中，在这个学校毕业后又考上了镇江中学。他读书一直都很用功，学习成绩很好。
　　高中一年级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他们一家分为两处。母亲、六弟随大哥、二哥前往重庆，父亲、三哥、四哥和其他家小留在老家。他则独自一人往后方流亡。先是来到武汉，他拿着大哥的介绍信找到一位姓李的朋友，暂住在那里。这时日本人的飞机开始轰炸武汉，老百姓得经常躲警报。李家人去躲警报时，他提出来自己留在家中看守。因此李家人都很喜欢他。在武汉住了将近一个月，恰逢国民政府招收流亡学生送往后方，他拿着镇江中学发的成绩单报了名，到四川后就读于国立二中，在合川。那时流亡学生读书是公费，不花钱的，读高中时他也十分用功，学习成绩也很好。
　　高中毕业时，他跟两个要好的同学商量，要实业救国，一起报考武汉大学矿冶系。结果三人都考上了。他考得最好，列前七十多名。发榜的第一天，邻居小顾看榜回来说他没考上。他不相信，自己觉得考得不错。根据他平时的成绩，老师说他本来是可以保送大学的，只是因为那一学期学生闹事，才没有保送成。第二天他自己去看榜，不仅榜上有名，而且名字还很靠前。小顾得知后不好意思地说，他原以为老黄不会考得那么好，就没有往前面看。
　　在武大读书期间，他的生活非常艰苦。由于营养不良，武大不少学生得了一种病，腿肿了以后不能行走（听说由于这种病还死了一些学生），他也得了这种病。同学把他送到医院，又告诉了他的家人。二哥到乐山把他背上船带回家。在母亲精心照料下他的病情才逐渐好转。他只得休学一年。这一年中，为了生活，他病情稍好就到一个兵工厂子弟学校教书。第二年回武大继续读书。接下来的生活仍然是十分艰苦。平时能吃上点豆腐就算是打牙祭了，花生米都是奢侈品。买不起书，就跟要好的朋友共用一本，将书撕成两半，两人分着看，然后交换；课余时间就到图书馆借书看。
　　理论化学是一门选修课，虽然学分很高，一般的学生都不敢选，因为教这门课的涂教授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许多选修的学生都不及格。整个矿冶系只有两个学生选了这门课，他是其中的一个。由于他大学的成绩特别优异，被授予资源委员会奖学金，此奖项在整个矿冶系只有他一人获得。无论是技术课还是基础课，他都学得十分扎实，这为他以后从事技术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1945年矿冶系发生了一个事件。这个系的系主任对本职工作极不负责，而且嫉贤妒能，除了在外兼职，只要是系里来了一个比较优秀的教授，他总要设法把对方辞退走。这引起全系学生的强烈不满。当时他是矿冶系学生会总干事即主要负责人。于是他和大家想了一个办法，由学生会召开一个欢送会，欢送这位系主任。该系主任无可奈何，只得离开学校。他们用这种方式赶走了不称职的系主任。学校当局曾找他询问，他的答复是，这位主任不愿干了，要走，所以同学们欢送他。学校也就不好再追究下去。这一事件发生后，他在学校的境况比较差了，总像是有人在监视他似的。他讲到这里，我感觉到，他和我确有不少相似之处，就是为了大家的事情，为了正义，敢于出头，敢于对抗有权有势的人，而不考虑个人的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这也是我们能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
　　不久独山失守，都匀危急。他出于爱国热情，希望投笔从戎，抗击日寇，同时也想摆脱学校的恶劣环境，就报名参加了青年军。按规定，四年级学生参加青年军后，可以不再回校，视同毕业，发给毕业文凭。他那时已经读到四年级。参军后他们这一批学生由乐山去重庆报到。在路上他发现，三青团的人已经控制了这些学生，他也受到他们的监视。同行者中有个叫吉祥龙的，跟他关系很好，偷偷告诉他，由于赶走系主任的事情，三青团怀疑他是共产党，所以时时在监视他；劝他不要去报到，赶紧离开算了。
　　得知这一情况他很气愤。他想，我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难道去打日本人也有罪吗？我何必受这帮小人的气？我不干了，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到了重庆，还没有报到，他拿起行李卷就离开了。有人问他怎么走了，他回答说：青年军是自愿参加，我也可以自愿不参加。就这样他回到家里，再也没有回武大，以后也没有去拿毕业文凭。
　　他对我谈起这事时，显得有些歉意。他说，这样的事本该早些告诉我，因为当时在社会上找工作，有时文凭还是很重要的。但我十分认可他的做法。我说，换了是我，也会这样做的，陶渊明还不为五斗米折腰呢！他做得对。没有文凭也没什么，咱们凭本事吃饭；我根本就不在乎他有没有文凭。前些年我看到武大校庆时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武大有好些毕业文凭没有人去拿。我想，这里面也应该有他的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