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19日,随着蒋介石在江西南昌扩大总理纪念周上所作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的公开发表,一场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导的新生活运动,便在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的亲自倡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那篇《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中,蒋介石提出把"礼义廉耻"作为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基础,要求广大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个方面;新生活运动要做到的,不仅是表面的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并达到"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的"三化"标准,使人民彻底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传统陋习。 随后,由蒋介石亲任会长的全国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迅速在江西南昌成立,有40多名干事,全是名头响亮的军政大员。宋美龄也成为该促进会下设的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后来便成为了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实际倡导人。 宋美龄认为,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于是,宋美龄竭力鼓吹妇女要成为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等等。宋美龄为推行新生活运动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满足了她的某种成就感。 据史料记载,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倡导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不仅仅是开开会议、喊喊口号,也曾以促进总会名义先后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加以推进。诸如,对如何实行"三化"下发的有关详尽规定,条目分明,内容繁琐,对人民生活方式规定的相当严格,如在生活艺术化方面有"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在生活生产化方面有 "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在生活军事化方面有"提倡冷水洗浴"等明确具体规定。而这些过于繁琐细致的规定要求,在实际推进中确实很难把握和落实,导致新生活运动的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出现自然也是难以避免的了。 在那场波及全国的新生活运动中,国内各地为了迎合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指示指令,还出现了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和笑话。比如,浙江省的新生活运动曾一度提倡全民禁烟,不仅禁止吸鸦片烟,而且连吸卷烟也被禁止了,城乡的烟草售卖点被捣毁,成堆的卷烟也被收缴。幸而有英美烟草公司出面上告,才被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取消。山东的韩复榘在全省政府机关公务员中强令推行理光头,遇到有不理光头者就被抓进警局打20大板。湖南、四川等地还要求妇女都要梳理宋美龄那样的发髻,派出大批军警上街围剿剪发和烫发的妇女,一时间闹得社会上民怨鼎沸。 据冯玉祥后来回忆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运动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运动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运动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 对于蒋介石和宋美龄倡导推行的那场新生活运动,当时国内知识界普遍评价不高。一些知识分子著书立说认为,倡导推行新生活运动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倡导者和推行者的主观意愿太多了;把一个人的长官意志通过行政命令推给各界民众,未免脱离国情脱离民众,等等。1935年2月,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评论,认为新生活运动所宣传的乃属做人的基本内容,就好比做官不贪污,乃是做官的本分一样,过分夸张强调那是会遗笑后世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新生活运动虽然逐渐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募物品和捐款捐物等与抗战有关的活动,但因新生活运动本身过分注重形式,其思想内容脱离当时国情实际,且过于空泛,更为严重的是与广大民众的基本生活诉求相去甚远,新生活运动已呈后继乏力之势。 1949年2月,在新生活运动发起15周年前夕,由于国民党政权在国共内战中节节败退,早已无暇顾及新生活运动,蒋介石便在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黄仁霖上报的请示中亲批了"暂停办理"四个字。于是,一场历时15年的新生活运动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也许是蒋介石、宋美龄等人向来对搞运动情有独钟,已撤退到孤岛台湾的蒋介石又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推出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人认为这是新生活运动的延续,但因对此缺乏研究考证而不得确认。 另据媒体披露,蒋介石在台湾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借文化复兴运动来禁锢台湾岛内异端思想,达到其维护国民党一党统治的政治目的,但也在保护和复兴中华历史文化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实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