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说,作品的故事情节应该成为"各种不同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和青年作家谈话》)而我国早期的小说却只着重于故事情节的编撰,缺乏人物性格的刻画。作为《水浒传》之"先声"和"雏形"的《大宋宣和遗事》,对于《水浒传》成书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但它主要的也只是为《水浒传》提供了一个故事梗概,并未能通过这些故事情节,刻划出生动的人物性格和英雄形象来。这个任务是由《水浒传》作者在吸取其他有关水浒故事的传说、话本和戏曲等材料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完成的。由着重于编故事,到通过编故事来为刻划人物性格服务,这在小说史上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和发展。我们不妨拿《水浒传》和《大宋宣和遗事》中有关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作一比较。 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写杨志在失陷了花石纲之后,即跟李进义、孙立等"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押送生辰纲的不是杨志,而是县尉马安国。我们把《大宋宣和遗事》与《水浒传》中有关"智取生辰纲" 的描写加以对照、比较,看看《水浒传》跟它有哪些不同?《水浒传》在思想和艺术上究竟又作了哪些加工和提高? 《水浒传》又是怎样把"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情节和刻划杨志、晁盖、吴用、阮氏三雄等人物性格结合起来的呢? 首先,思想高度是人物性格的灵魂。晁盖等智取生辰纲,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强调的是"劫",而在《水浒传》中突出的却是"智取"。它不仅是"劫取"和"智取"的一字之差,更重要的是由此表现出人物的思想高度,对取生辰纲这场斗争性质的认识,以及一系列故事情节的安排上。由于《大宋宣和遗事》作者把它看成是"劫取",又写晁盖等人上梁山泊是去"落草为寇",因此晁盖等取生辰纲完全是属于匪寇抢劫的行径。这样,岂不是往晁盖等正面人物身上泼污水么?其人物性格还有什么光彩、高尚之处可言呢?而《水浒传》作者则通过晁盖等智取生辰纲的描写,竭力要写出他们采取"智取"行动的正义性。在这之前,无论是少华山的陈达、朱武,桃花山的史进、周通,梁山泊的王伦、杜迁,他们的落草都不外乎是"打家劫舍",对过往客商谋财害命,而只有晁盖等智取生辰纲才第一次跟盗贼寇匪的行径划清界限,因此智取生辰纲的描写对于《水浒传》全书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自智取生辰纲开始,才使水浒英雄与盗贼寇匪划清了界限,走上了"反抗政府"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道路。 刘唐对晁盖等人说: "小弟打听得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去年也曾送十万贯金珠宝贝,来到半路上,不知被谁人打劫去了,至今也无捉处。今年又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早晚安排起程,要赶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作者写刘唐强调"此一套是不义之财",这是很有见地的。梁中书哪来十万贯金钱,收买金珠宝贝?这还不是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么?他为什么要以这么巨额的礼品送给蔡太师庆寿呢?还不就是以送礼之名行贿赂之实,捞取更大的好处么?做官的手段不是靠才干,而是靠货财,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搜刮货财。这正是那个社会政治腐败的突出表现。揭露其为"不义之财",诚如袁天涯刻本《水浒传》在刘唐的这段话上的眉批所指出的:"有此论头,才是义士,不是劫盗。此等处是作诗人大关目。" 后来晁盖和吴用等人商议此事,作者又写晁盖对吴用说:"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这绝不是无意的重复,而是反映了作者的匠心。当吴用去动员阮氏三雄参加之时,吴用说道:"如今打听得他有一套富贵待取,特地来和你们商议,我等就那半路里拦住取了,如何?"阮小五还误以为这是拦路抢劫说:"这个却使不得,他(指晁盖)既是仗义疏财的好男子,我们却去坏他的道路,须吃江湖上好汉们知时笑话。"吴用说:"我只道你们弟兄心志不坚,原来真个惜客好义! 我对你们实说,如有协助之心,我教你们如此一事。"然后他说明这十万贯金珠宝贝是"一套不义之财",领他们到晁盖那儿,晁盖"去后堂前面列了金钱、纸马、香花、灯烛,摆了夜来煮的猪羊、烧纸。众人见晁盖如此志诚,尽皆欢喜,个个说誓道:‘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诛灭,神明鉴察。’六人都说誓了,烧化纸钱。"作者强调这些英雄好汉的行为不是"有私意",不是爱财,而是"群雄聚义",来跟封建官吏的不义行为作斗争。这就不仅指明了这场斗争的正义性质,而且使智取生辰纲的英雄们的思想性格得到了升华。 其次,《水浒传》作者还把《大宋宣和遗事》中押送生辰纲的人由"县尉马安国",改为杨志。这样不仅使人物更集中了,而且使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情节和刻划杨志的复杂性格统一起来了。杨志为名将之后,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因失陷花石纲丢官,到东京谋事不成,反因卖刀杀了泼皮牛二,刺配大名府。杨志受到梁中书的赏识,被派押送生辰纲。对于一心要"博个封妻荫子"的杨志来说,生辰纲之得失自然是马虎不得的。而且他对完成此项任务所面临的困难了如指掌:"今岁途中盗贼又多,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岗、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更兼单身客人亦不敢独自经过,他知道是金银宝物,如何不来抢劫?"为此,他建议:"把礼物都装做十余条担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货;也点十个壮健的厢禁军,却装做脚夫挑着;只消一个人和小人去,却打扮做客人,悄悄连夜上东京交付。"杨志的这套计谋,表现出他不愧为是个"英雄精细的人"。可是他如此精明,终究还是失败了。这种失败,不是由于杨志的无能,而是由于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挑担子的厢禁军不肯为主子卖命,途中不听杨志指挥,又加上梁中书用人不专,派个监视杨志的老都管从中作梗,使晁盖等人的智取生辰纲有机可乘,这就注定了杨志以此邀功达到向上爬的美梦的幻灭。 再次,《水浒传》作者把杨志押送生辰纲和晁盖等智取生辰纲的矛盾,杨志与老都管及众厢军的矛盾,几条线有机结合,交叉发展,使故事情节的安排,更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和情节的生动性。《大宋宣和遗事》是按时间顺序,先写马县尉押送生辰纲,然后写途中遇到八个大汉卖酒,马县尉等吃酒中毒,生辰纲被窃;最后是对晁盖等人进行追捕。《水浒传》除了把马县尉换成杨志以外,故事情节大致也是这么回事。然而《水浒传》作者却不是像《大宋宣和遗事》这样按时间顺序来平铺直叙,而是采取一正一反、纵横开合的办法,先写晁盖等如何下决心要夺取这一套不义之财,至于是"硬取"还是"软取",则留作悬念,按下不表,然后便写杨志早就料到途中必有人劫取,而精明地设计了一套对策,使读者更加急于要知道晁盖等的智取。究竟是怎么个"智取"法?能否识破并战胜杨志那一套狡猾的诡计?在展开杨志的押送与晁盖等人的智取这一主要矛盾的同时,杨志在途中要求紧急赶路,又遇到了天气炎热,挑担的众厢军极度疲劳、口渴,要求休息、解渴的矛盾,再加上老都管又跟杨志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使杨志与厢禁军、老都管的矛盾更加激化,迫使杨志不得不让大家在黄泥岗休息。晁盖等也不同于《大宋宣和遗事》写的那样,"八个大汉,担着一对酒桶",而是由七人扮作贩枣子的客商,一人挑担卖酒。杨志更不像《大宋宣和遗事》中马县尉那样,一见到酒就"买了两瓶,令一行人都吃些个",而是写他深知:"路途上的勾当艰难,多少好汉被蒙汗药麻翻了。"他根本不准买酒喝。扮做客商的晁盖等亲自喝了一桶酒,又在另一桶里也喝了一瓢,杨志始信酒里没有蒙汗药。老都管又来向杨志说情,杨志这才表示:"既然老都管说了,教这厮们买吃了便起身。"喝酒后,杨志等皆"一个个面面相觑,都软倒了"。"十五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都把这金宝装了去,只是起不来,挣不动,说不的"。直到最后作者才交待晁盖等人如何利用喝酒兜瓢的机会,把药倾在酒桶里的经过,点明"这个便是计谋","这个唤做‘智取生辰纲’"。作者通过如此正反错综,纵横捭阖,使故事情节既反映了深刻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又给人以惝恍迷离、曲径通幽的无穷魅力,使读者得到久思不得而后恍然大悟的极大快感。 最后,更重要的是《水浒传》作者通过如此对故事情节的加工、改造,使之达到了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高度。作者既不是孤立地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复杂,也不是以贬低反面人物来抬高正面人物,而是使故事情节既反映了人物性格,又合乎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矛盾规律。如晁盖等人智取的是不义之财,目的是为了对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进行惩罚,反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正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斗争是正义的,他们便能同心协力,契合无间。而杨志尽管刁钻谲诈,凶狠残暴,然而他跟他的上司毕竟是奴才与主子的关系,他跟众厢军又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种矛盾重重的阶级地位,必然使他上下受掣,难以招架。 像《大宋宣和遗事》那样安排智取生辰纲和杨志的故事情节,我们自然也不能说它不真实,然而那种真实,毕竟未脱生活实录的形态,故事情节显得十分简单、直接,人物形象显得非常幼稚、渺小,使人读之如同嚼蜡,平淡无味。经过《水浒传》作者的加工、提炼,把真实和伟大结合起来,则使故事情节蕴藉深邃,人物形象也增姿添彩,使人读之意酣如饴,韵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