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生活 - 生活常识大全

我们这一辈子六我们的结合


  通过了解他过去的生活,我和他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我们越走越近,感情更加巩固和加深。我们的爱没有鲜花,也没有贵重的礼物、金银珠宝,只有思想上的交流。就这样,我们自然成了情侣,然后走向婚姻殿堂。
  他也对我谈了今后的打算:希望我毕业后同他一起到徐州教书。他二哥答应在那边作些安排。这一切好像是势成必然,我不能不同意。以后我同他的关系中,在涉及到一些大的事情上,大都形成这种模式:他作决定,我最后不得不同意,尽管心中有不同的想法。这可能是他的年龄比我大的缘故,也是由于他头脑中还有夫唱妇随的传统观念,这固然有着男人养家糊口的责任感,同时也不乏一点大男子意识。不过这是到后来我才逐渐体会到的,那时还不会作这种分析。他有时也同我父母单独谈谈。后来我征求母亲的意见,她表示她和父亲都同意我去徐州教书。这样,我们度过一个欢乐美好的假期。
  暑假中学校换了校长。很多学生找新校长要求老黄继续任教,新校长就给他下了聘书。他原本打算去市女中教书的,见这情况就留在市师了。新学期市师从牛草坪搬到歌乐山原国立药专的校址,该校在抗战胜利后就搬回原地了。这里的寝室比原先的小一些,八人一间,可以自由组合,当然是平时玩得好的人在一起。在这个寝室中,刚开始几天大家相处得还好,后来我感觉到有点不对劲,有时推门进去,她们就不讲话了,我也不好去问她们。
  市师有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刘定芳。初中我们就在一个班上。她比我大一点,为人善良和气,又十分低调,特别喜欢我,我就叫她九姐,因为她排行老九。我们一同考进市师,她本来应该和我同班,只是在分班时学校又增设简师班,普师班的学生可以到简师班。她就报名去上简师。我知道后坚决反对,还跟她吵起来了。她坚持要去,我毫无办法。就这样我们分开了。后来简师班撤销,她回到普师班,但和我不同班了。不过我们仍然是最亲密的朋友。我向定芳谈到自己的处境。她告诉我:"现在同学中都传开了你和黄老师好了,还说是你死缠着黄老师,特别是跟你同寝室的张某嚷嚷得特别厉害。"于是我把我和老黄在暑假里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她很高兴地称赞道:"好,好,一个是我们最敬佩的老师,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同学,太好了,太好了!祝愿你们幸福。要得!要得!"她的话是对我莫大的安慰和支持。我的个性向来是我行我素,不理会世俗流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我最喜爱的人生格言。从这以后,在学习后的空闲时间里,有时我有意大大方方地到老黄住的宿舍去玩。他房间另有一个老师也姓黄,老黄把我俩的关系告诉了他,这位黄老师人也很好,看见我去就借故离开,以后搬到别的房间住去了。
  每逢星期天我们都去歌乐山玩耍。我们学校离歌乐山还有几里地,叫小歌乐山。歌乐山上遍布一幢幢小洋楼,大小参差不一,有的还有庭院。最大的好像说是陈诚的,像一座碉堡。这些洋楼大都是国民党当官的在抗战时期居住的,现在他们都回去了,遗留下来,也无人看守,游人可以随便出入。一路上很少见到行人,随处都可以休息。饿了就在山脚下的街上买几个烧饼吃。那是一个北方人做的,饼有多层,香喷喷的,对我们两个穷学生来说是美味佳肴。水果就是小地瓜。现在想来,世上没有比歌乐山更好吃的地瓜了,不太大,又甜又嫩,还很便宜。这样我们的花费很节省。我每个月母亲给的零花钱不多,他虽然有工资,要积攒下来用作去徐州的路费。所以不敢多花钱。但我们过得很快乐。
  此外的空余时间被两个同学占用了。她们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武汉人,总是拉着我一起复习功课,实际上是她们不懂,要我再教教她们,对我自己来说,并不需要像这样恶补。明知如此,我还是毫无保留地给她们帮助。这也成了我一生做人的风格,乐于助人,不计利害,有时甚至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这句话是我加上去的——黄忠晶)
  一天训育主任找我谈话,问我和老黄是怎么回事。我很爽快地回答:"谈恋爱。"他劝我不要上当受骗。可能他也是好心,因为抗战时期在重庆,确实有些男人家有妻小,又在重庆找一个"抗战夫人"。我说:"我知道,我了解他;他不会骗我,而且我家里也同意。"他就没再说什么。
  毕业考试结束了。我们只等发毕业证,然后就可以离校。老黄这学期教的全是毕业班的课,也没什么事可做。一个星期天,作为告别,我们在歌乐山的一家餐馆请刘定芳吃饭。吃完饭,天快黑了,我们一起回学校。我和定芳走在前面,老黄一人跟在后面。沿途很少遇到人,快到宿舍时,见一个男生坐在操场边上,我们也没在意,继续往前走。定芳回到她的宿舍,我向老黄的宿舍走去,站在门口等他来。他很快就跟上来了,后面还带了个男生。把门打开后,他对那个男生大喝一声:"跪下!"那个男生竟然真的跪下了。声音非常大。我吓了一跳。我们班的教室就在隔壁,有几个同学就从教室跑出来了。我看这局面很难堪,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好轻轻把门关上。转过身来,我叫那个学生起来,并说:"你走吧!"他这才起来推门走出去。我又把门关上,问老黄为什么生这样大的气。老黄说,在我和定芳走过去后,这小子口出秽言,说什么"一箭双雕",让他听见了。这不是对我们爱情的污蔑吗?我觉得他这样处理这事不够冷静,是不应该的;同时又认为他这样维护我们的爱情也很难能可贵。接下来他对我说:"我们结婚吧!"这就是他对我的求婚,我毫不犹豫地点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是1946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商定,元旦一大早就去报馆登个启事,通告天下我们结婚了。结婚启事很简单,上面写着我俩的姓名,下面写上:"我们定于1947年元旦在南泉举行旅行结婚,特此敬告诸亲友。"元旦这天登报结婚的人还特别多,我们首先去了大公报报馆,被告知结婚广告已满。接着去了几家报馆都是已满,最后在益世报报馆才登上。
  这天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她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她把这事告诉父亲后,他很恼火。他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跟大人商量;我们同意他们的婚姻,至少也应该举行一个婚礼,怎么就随便登报完事了呢?好在父母住楼上,我和妹妹住楼下。父亲生气只有发在母亲身上,说是她把我惯成这样的。我就装着没听见。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两人去了南温泉,找了一家旅社住下,那就是我们的新房了。他仍然是平时穿的中山装,我穿的仍然是用学校发的布做的一件旗袍。我们去照相馆拍了结婚照,它一直被保存到现在。晚上我们买了半只鸡、一小瓶桂花酒,酒倒在两个小茶杯里面,我们高高兴兴地喝完了它,我们的婚宴也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去了上清寺我大哥家。大哥不在家,我们把情况告诉了大嫂,住了几天才回家。这时父亲在母亲的劝说下,气也消了一些。家里办了几桌酒席,父亲通知就近的亲友,说我们在上清寺大哥那里已经举行了婚礼,为了方便再到这里来请他们,就此挽回一点面子。
  以后就开始准备回徐州去。他天天外出买票。票太难买了:船票买不到,飞机票买不到。后来打听到,可以坐长途汽车到长沙,由长沙坐火车到武汉,再由武汉坐船到南京,最后从南京坐火车去徐州。最后只买到大年三十由重庆到长沙的两张汽车票。我俩商量,过年不过年都无所谓,买到车票就走吧。于是我们带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卷和两个箱子就上路了。一个白藤皮的小箱子装满了他的书;一个皮箱装的是我俩的换洗衣服和母亲给的几床新被面和被里等。大哥送我们去海棠溪上了汽车,从此我就踏上和他共同生活的旅程。
  (段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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