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以来唐代高温加彩瓷窑址考古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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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加彩瓷，主要包括长沙窑与邛窑系的彩瓷、鲁山段店窑以窑变釉与加彩为主的彩瓷，部分青瓷为主，施以褐彩装饰的瓷窑遗址，同时也包括唐代的青花瓷器。
一、长沙窑遗址相关工作与进展
长沙窑址发现于1956年，60-70年代进行了多次调查与小范围的试掘，确定窑址群主要由铜官镇、古城和石渚三大片区构成，共确认20多处窑址地点。1983年进行首次较大规模的正式考古发掘，清理窑炉10座，均为斜坡状的龙窑。其中一座保存较好，由前段窑头的火膛、火门、防雨棚、挡土墙，中段窑床的多个窑门，后段窑尾的排烟室等构成，总长约41米，最宽处3.5、最窄处2.8米，坡度最陡处23度、最缓处9度。出土了大量的瓷器产品与包括匣钵、垫饼、荡箍等在内的各种类型窑具。产品以单色彩为主，占54%，釉下彩占41%，素胎占2%。单色釉有青、酱、白、绿和少量的红釉，以青釉占绝大多数，其他釉色较少。釉下彩包括釉下单彩与釉下多彩两种，以青釉单彩为主，包括青釉褐彩、青釉绿彩与白釉绿彩，彩下多彩以青釉褐绿（红）彩为主，少量的白釉褐绿（红）彩。器形丰富，可达70多种，以各种类型的壶与碗为主，其次是罐、洗、盒、瓶、盘、碟、盏等，亦有各种不同造型的人物与动物俑[1]。长沙窑的时代，为唐代中晚期。
由此，基本确定了长沙窑的产品面貌、时代特征、制作工艺、装饰技法、窑址分布、技术源流等窑业基本信息，并在1996年出版了第一本考古发掘报告。
但从1983年开始的20多年时间里，长沙窑核心区的野外考古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直到2006年，为配合长沙窑大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与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长沙窑考古工作才有序重启，相关工作一直持续至今。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考古活动，学术研究与遗址的保护展示相结合，多学科介入，由此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2006年调查勘探工作除确定窑业废品堆积区外，还划定了居住区、作坊区、瓷土矿区、交易区、库房区、码头区、墓葬区等相关遗迹。
2010-2011年的系统调查中确定长沙窑唐五代时期的窑址共有57处，确认石渚湖南面窑区的存在;以石渚湖为中心的瓷业草市的存在;基本探明了石渚湖一带的古地貌并框定了石渚湖的大致范围;在墓葬区确认18处墓葬分布点，对其中一座墓葬进行了发掘。整个长沙铜官窑遗址由此可以确定为烧造区、交易区、生活区和墓葬区四大区域。发掘了谭家坡1号龙窑遗址，在谭家坡清理1983年发掘区，重新揭露龙窑遗迹与作坊遗迹，并对部分堆积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瓷器产品与窑具[2]。
2015年对望城区丁字镇彩陶源村年丰垸与灰坪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年丰垸揭露了一处制瓷作坊的部分，出土大量的瓷器标本;灰坪北临瓦渣坪、西靠石渚坪、东为市场湖、西边为湘江，堆积丰厚，发现了一组坑体与水井以及大量的标本。本年度发掘的一个最重大收获，是重新认识了整个遗址的布局。目前的发掘证明原石渚湖沿岸一带也分布有制瓷作坊，是分散的家庭式作坊，遗址可能不存在功能单一的市场区和生活区，窑业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在这里环湖而居、依山建窑、临水易市。这是对整个遗址功能分布认识的一次重大调整。
2016年发掘区位于石渚湖村石渚组的易家坪与樊家坪两个区域，除发现中晚唐时期大量的灰坑等遗迹与清理丰富的地层堆积外，证实石渚窑场是长沙窑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外，还在下文化层发现了一批汉唐时期岳州窑类型的青瓷标本与灰坑等遗迹，从残次变形青瓷的出土情况来看，可能存在同一时期的窑址，从地层上明确了长沙窑与岳州窑的继承关系（图一、图二）。
一系列有计划的野外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除了有效地推动了对于长沙窑时空格局的认识、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之外，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进展就是关于长沙窑施彩釉上釉下的认识。传统的观点认为长沙窑是典型的釉下彩工艺，是中国陶瓷工艺史上的一项重要大明。但在1996年出版的长沙窑发掘报告中，将长沙窑的施釉工艺，除了分为单色釉、釉下彩外，还提出了釉中彩的概念，认为该种装饰多见于乳白釉诸器，作乳浊状不透明，分为釉下与釉上两种，这种彩釉在高温下渗入白釉层，有些釉水直接与瓷胎粘结在一起，边沿处则与白釉熔为一体，形成釉中彩[3]。同时张福康亦曾经指出长沙窑的釉下彩与历代典型的釉下彩有明显的区别，并非所有长沙窑彩瓷都属釉下彩，只有那些人物花鸟一类精细彩绘采用类似于釉下彩的工艺[4]。为明确长沙窑彩瓷的釉下釉上性质，考古工作者以石渚片区出土的彩瓷标本为主，同时结合年丰垸、灰坪、谭家坡等2010年以来发掘主要区域出土的代表性彩瓷标本50余件，利用超景深三维显微镜对各品类彩瓷进行全方位观察，发现所有标本均为先施釉再于釉上施彩，然后一次性高温烧成。长沙窑釉下彩没有得到可靠的物证和科技检测支撑。
同时，张兴国等发掘者还认为，这种高温釉上彩工艺是继承了唐三彩的彩釉工艺，长沙窑工匠把唐三彩等北方彩釉工艺嫁接在了岳州窑类型的青釉瓷器上，在8世纪后半期实现了从低温彩陶到高温彩瓷的华丽升级。长沙窑是岳州窑与唐三彩的直系后裔[5]。
二、邛窑遗址相关工作与进展
邛窑是邛崃窑的简称，主要分布于现今四川省的邛崃市境内，是这一区域内文化属性一致，制作工艺、装烧方法、装饰技术相似，窑与窑间前后承袭、相互影响，彼此关系明显，连贯性很清晰的多处古瓷窑址的总称，包括南河十方堂、固驿瓦窑山、西河尖山子、白鹤大渔村、柴冲以及黄鹤、官庄诸多窑址。窑址发现于20世纪初，1936年经当地军阀大规模盗挖，产品大量流散四川乃至国内古董市场，由此引起众多学者关注并进行专题调查。1984-1989年历时6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正式考古发掘，在十方堂与固驿瓦窑山两窑址共发掘3500多平方米，清理出窑炉10座，其中龙窑7座、马蹄窑3座，出土南朝至宋代大量各种类型标本[6]。2005年11月至2006年4月、2007年12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邛崃市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邛窑十方堂遗址1号窑包进行了两次正式发掘，发掘点覆盖了1号窑包及其周围的台地、平地，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对1号窑包宋代地层及其遗迹的分布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发掘清理出龙窑一座（Y1）、作坊6处、水井一口以及多道挡墙等遗迹，清理出练泥、制坯、烧造等制瓷环节的重要遗迹，其中龙窑遗迹是迄今为止十方堂区域最完整的龙窑，包含完整的窑前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床、烟道、窑尾护墙，其年代在五代至宋代。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瓷器、瓷片及制瓷工具、窑具（图三）。为配合邛窑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对邛窑十方堂遗址5号窑包西侧进行了再次发掘，此次发掘点位于十方堂5号窑包西北侧，在5、8、9号窑包所包围的三角区域内。南面紧邻5号窑包的唐代建筑群，北距南河约20米，西距8号窑包约30米，西北方向距9号窑包约40米。发掘完成面积600平方米，清理出建筑基址一处（F2），作坊一处（ZF1，含储泥池4个，挡墙一道），道路遗迹4处（L1L4）。出土瓷器小件1840件，瓷器標本逾300筐[7]。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邛窑大约创烧于两晋至南朝时期，在隋至初唐时期有所发展。这一时期产品要是碗、豆、盘、杯、钵等日常生活用品，种类较少，器形单一;胎质较粗，胎体厚重，胎体中含铁量较高而呈色较深;以青釉为主，釉色多青中泛黄或泛灰、泛白等;素面无纹者最多，少量器物装饰以简单的弦纹，印花装饰极少。个别盘、罐类器物饰以黑褐色彩绘条带式联珠纹、圆圈形联珠纹和花瓣纹。这类黑褐色彩点、彩斑被认为是邛窑的重要成就，开启了唐代邛窑丰富多彩的加彩瓷的先河，也是目前国内诸多窑场中比较早的加彩工艺。其中一件高足盘装饰褐绿双彩，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釉下双彩瓷器。瓦窑山窑还出现了白釉瓷器的生产，釉下施白色化妆土，白釉平整美观。白釉瓷器的出现，为其后邛窑的加彩工艺的推广提供了更为广阔、良好的空间。此期邛窑各地的装烧均为明火在龙窑中裸烧，器物之间使用锯齿状间隔具间隔。
进入中晚唐时期，是邛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器物种类极大地丰富，有各种类型的碗、盘、碟、瓶、执壶、罐、钵、盂、炉、杯、盒、灯等，每一种器物通常有多种不同的造型，亦有造型丰富的人物与动物俑等。胎质仍旧较粗，普遍施以化妆土;以青釉为主，釉色丰富多变，包括青绿、青黄、深绿、灰白、乳白、蓝色、酱褐色、黑、黄、米黄等色彩;装饰技法较为丰富多样，有刻花、划花、印花、贴花、彩绘等，但以彩绘工艺最具特征。在隋至初唐时期开创的高温釉下褐、绿、黑三彩的彩绘瓷基础上，唐代烧制出与唐三彩非常接近的邛窑三彩（图四），多见于碗、盆、钵、盂、罐、杯、器盖、枕等器物外腹部，纹样主要为圆圈纹、斑块、条状纹、芳草花卉纹几种，纹样组合多为二方连续或对称绘画。除高温加彩瓷外，亦有黄、绿、褐、蓝、棕诸色的低温彩绘瓷。龙窑仍然是主要的生产窑炉，同时出现了小型馒头窑用以生产邛三彩瓷器，匣钵装烧与明火裸烧共用。
五代两宋时期，是邛窑生产的又一个高峰，也是邛窑瓷器产品的重要转折期。彩绘逐渐减少，釉下彩装饰逐步仅出现在口沿等器物边沿，纹样多为斑点纹。到了北宋中晚期以后，乳浊青瓷成为邛窑的最大宗产品[8]。
长沙窑与邛窑是唐代最著名的两大彩绘瓷窑场，在时间上邛窑彩绘瓷出现比较早，但两窑兴起的时间基本相同，都是在唐代中晚期。长沙窑的装饰纹样更加丰富，纹样亦更复杂多变，并且流行诗文等装饰，这在邛窑中亦不多见。
杨宁波通过对长沙窑与邛窑的全面对比研究，认为两个窑口生产的产品种类大体相似，但器物形态存在诸多差异，且相似的器物在唐代许多窑口均有烧制并大体相似，因此两个窑口部分器物形态相似并不一定是两者交流或影响的结果。在装饰上，长沙窑与邛窑都使用刻划、印花、釉下彩绘及模印贴花工艺，且以釉下彩绘装饰最多，印花次之，模印贴花和刻划均使用不多;长沙窑贴花工艺使用相对较多;两个窑口的彩绘装饰发达，模印贴花、印花、刻划装饰都因此受到限制，成为彩绘的陪衬;两个窑口的纹样组合区别明显。两窑最具特征的彩绘技法，从纹样来看，邛窑唐代的纹样主要为圆圈纹、斑块、条状纹、芳草花卉纹几种，纹样组合多为二方连续或对称绘画;而长沙窑的彩绘纹样种类丰富得多，有草叶纹、飞禽、走兽、花鸟、水波、云气、联珠纹、莲花纹、摩羯纹、写意画等。在装烧上，邛窑早期使用龙窑，在晚唐五代时期除龙窑外，亦使用马蹄窑;而长沙窑均为龙窑。邛窑的窑具亦较长沙窑丰富，其中的三叉间隔具不见于长沙窑。邛窑的固驿窑及十方堂窑均出土较多的齿状垫具和三彩器物，发现的窑炉既有龙窑，还有北方流行的马蹄形窑，这无疑是受了北方唐三彩装烧工艺的直接影响。而长沙窑的装烧技术更多地源自本地传统。
因此两者无论是器形、装饰还是装烧上，可能并无过多的直接交流与影响。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陶瓷技术南传，邛窑和长沙窑都受到了影响，但影响的深度有所不同。长沙窑很可能只是吸收了北方唐三彩的器物形制、施釉技术、装饰工艺，用北方工匠所带来的三彩施釉技术，在纹样等方面加以创新，大量吸收了诗歌、绘画等传统文化元素及西方伊斯兰文化因素，创作出了与唐三彩神似却又更具特色的产品，而其余的窑业技术都仍保留着本区域的传统;而邛窑则不同，它从器物纹饰、窑炉、窑具等方面都受到了唐三彩技术的影响[9]。
以上两窑渊源与相互关系的梳理，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另外一个值得今后研究中关注的是，由于长沙窑的最新研究初步证明其彩绘工艺为釉上彩技法，传统的邛窑釉下彩观点亦值得重新思考与研究。从某些加彩瓷彩绘部分剥落的情况来看，在釉剥落的部位，彩亦完全不见，因此至少这部分产品极可能是釉上彩工艺。
三、鲁山窑遗址相关工作与进展
鲁山位于河南省中西部，伏牛山东麓，淮河水系沙河的上游地区。段店瓷窑址位于鲁山县城以北约10公里处的梁洼镇段店村，北距宝丰清凉寺遗址约l5公里，1950年发现，之后进行过多次调查，1990年进行小规模正式考古发掘[10]。
该窑址虽然多为20世纪的考古调查而缺少大规模的正式考古发掘工作，但新世纪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以及鲁山段店窑文化研究所等单位对相关的材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出版了部分报告与图录[11]，同时2017年中国古陶瓷学会平顶山年会的主题即为汝窑与段店窑，会上首次集中讨论了该窑址的有关问题[12]。
鲁山段店地区的窑址始烧于唐代、历经宋金，延续至元代。其中段店村委以南区域为唐代堆积，村委以北的村庄区域为宋金时期堆积，村庄以北主要为元代烧造区。唐代主要产品为黑釉与花釉瓷器，宋金时期产品种类丰富，生产规模扩大，产品主要有青釉、白釉、黑釉和三彩制品等，青釉瓷器中发现少量满釉支钉烧造的天青色产品，与汝窑瓷器的制作工艺相同。白釉瓷器装饰繁多，有珍珠地划花、红绿彩和白地黑釉等。元代产品种类减少，多见钧釉和白地黑花瓷器，不少白釉碗内底绘有草叶纹或墨书字款[13]。
宋元时期段店地区的产品，无论是青瓷还是白瓷、黑瓷，在北方地区均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因此严格意义上的鲁山段店窑，应该主要指唐代以黑釉、花釉瓷为主要特征、在同时期的窑业生产中独树一帜的窑业类型。其产品除了黑釉与花釉瓷以外，同时还生产茶叶末釉、青黄釉瓷器;其中的花釉瓷器包括黑瓷花釉、青黄瓷花釉、茶叶末花釉、全花釉等。此种类型的产品在周边的郏县黄道窑址、禹州市下白峪窑址亦有少量发现。原《中国陶瓷史》上提到的山西交城与内乡大窑店窑址，有学者认为类似于玉璧底碗类型与三叉支烧间隔具在金代地层普遍出现，腰鼓在交城的窑址调查中也发现了与金代的器物共存于一个地层，因此时代上应该是金而非原来认为的唐代;而内乡的标本也仅见于故宫博物院调查，多年来未见新发现，言外之意其准确性也有待检验[l4]。这样，唐代魯山类型的花瓷瓷器生产的窑址主要分布于平顶山周边地区。
段店窑唐代的黑釉与花釉瓷器，主要有碗、盘、钵、盆、瓶、执壶、罐、碾轮与碾槽、腰鼓、澄滤器等。总体上胎体厚重，胎质粗，胎色深，多呈土黄与灰褐色，夹杂有较多的细砂粒。黑釉层较厚而凝重，多呈失透的哑光状，而不见玻璃质强浮光，可以有效地遮挡掉粗厚的胎体。花釉瓷器是在黑釉上加施带蓝色的釉料，经高温窑变后，呈现天蓝色或月白色块状彩斑。这些彩斑有的呈块斑状，有的呈条带状，有的呈流动的兔毫状，也有的器物通体呈乳白色、茶叶末色的窑变，色彩斑斓多变，没有固定的程式（图五至图七）。
四、唐代南方地区其他青瓷窑址上的加彩装饰
唐代南方的青瓷，主要是越窑及越窑系的诸多窑址，其产品主要以釉色与造型取胜，而较少装饰，少量的装饰亦以较粗的划花为主，兼及极少量的印花，题材主要是花卉。加彩的装饰不仅少，而且较为单一，尤其在越窑的核心区上林湖地区，几乎是非常纯粹的青瓷器，以上林湖为中心，随着距离的拉开，加彩的装饰逐渐增多，尤其是到了金衢与温州一带，简单的加彩装饰成了这两个地区颇具特色的装饰手法之一，但总体上不仅没有形成单一的门类，装饰上也没有占据主流。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越窑唐代加彩瓷比较著名的是唐末杭州临安水丘氏墓中出土的三件器物：一件炉（图八）、一件盘口壶、一件油灯，三件器物不仅体量大、造型复杂、制作规整、胎釉质量高超，而且通体装饰有釉下褐彩纹饰，这在越窑中非常罕见。另外在临安板桥一残墓中还出土了一件褐彩盘口壶与盖。水丘氏为五代吴越国开国之君钱鏐的母亲，板桥墓葬推测亦为钱氏家族墓。因此这类唐末五代时期通体带褐彩的青瓷器，是越窑中非常高等级的器物。2014年，我们在上林湖窑址调查中采集到了类似的彩绘标本，结合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材料[15]，基本可以确定，这类器物的产地就在上林湖地区。
唐代的越窑，主要集中在上林湖地区，受越窑影响的婺州窑、瓯窑、德清窑以及江西的南窑等，褐彩装饰技术不仅远较越窑为高，并且在装饰上亦形成一定的特色。
婺州窑在隋唐时期，基本为青瓷器，胎除灰白色外，也有东晋南朝以来的灰黑或紫红色，釉色一般为青灰色、青黄色等较深颜色，从初唐开始，婺州窑开始形成两大特征：一是褐斑装饰，另一是乳浊釉的创烧。在江山鹿来等隋至唐代早期的窑址中，褐斑装饰相当普遍，位于壶、罐、碗等器物的口、颈、肩等部位均有，斑块大小不一，多不甚规则，甚至呈短条带状，进入中晚期，则多呈规则的大块圆形斑状（图九）。
瓯窑装饰褐彩的器物数量虽然不多，但在越窑系青瓷中不仅比例比较高，而且最具特色，主要见于壶与罐类器物上。壶一般装饰于腹部，纵向等距三道，多不规则，有的呈近似于＂山＂字形、勾形、直条形等，一般从颈部开始，一直到下腹部近底处。罐类器物多位于腹部近口沿处，多呈圆形大块斑状。壶类器物盖上的褐彩一般位于盖面上，点彩状，多为五点，其中面上四点等距分布，钮上一点。多数彩斑颜色较深，呈深褐色，偶见呈红褐色（图十）。
德清窑隋唐时期产品包括青釉与黑釉两种，以烧造青釉为主，黑釉为辅。装饰基本为素面，仅少量青釉器物见有褐彩装饰，分成几种做法：一种是碗的外腹部饰竖短直条纹，一种是罐类器物口沿及腹部作斑块状，一种是壶和罐类器物通体饰褐斑（图十一）。
南窑位于江西省乐平市接渡镇南窑村，2011-2012年进行了正式发掘，清理了龙窑2条，出土大量的瓷器产品，以青釉瓷器为主，少量的酱釉瓷器。装饰以素面为主，少量的褐彩，主要是罐类器物口沿及腹部作斑块状装饰[16]（图十二）。
此外在福建浦城将口、浙江松阳水井岭头、浙江庆元黄坛等唐代的窑址中，亦有零星的褐彩装饰，主要是碗或罐类青釉器物上施以大块的彩斑，对称或等距分布，简洁明了。
五、唐代北方其他加彩瓷窯址考古工作与进展
唐代北方地区除了以鲁山段店窑址为代表的花瓷与窑变釉瓷器生产窑场外，还有少量的生产彩绘瓷器的窑场，包括磁州窑、巩义窑等。
磁州窑21世纪比较重要的发掘工作是冶子窑址与临水三工区窑址[17]，但仅在冶子窑发现少量的唐代加彩瓷器。
冶子窑址位于磁县都党乡冶子村，紧靠漳河出太行山口的西岸边，与观台窑址隔河想望，周边还密集分布着其他窑址，是漳河流域最集中的瓷器烧造区。该窑址从唐代一直持续到元代，其中唐代的产品以一种由青瓷向白瓷过渡、介于青瓷与白瓷之间的＂青白瓷＂为主，亦包括部分黑釉与青黄釉瓷器产品，普遍施化妆土，装饰上以素面为主，出现了一组青白釉点褐彩的器物，主要是碗类器物，在化妆土上用毛笔工具点绘太阳纹、菊花纹、草叶纹等。而在五代地层中，亦发现了点彩装饰，除了碗以外，还有行炉，器物种类有所增加，说明加彩瓷工艺为五代时期有传承，在北宋时期进一步发展，这为金元时期磁州窑＂白地黑花＂工艺奠定了基础[18]。
巩义白河瓷窑遗址位于巩义市北山口镇白河村，2005-2008年进行了多次正式考古发掘。窑址的时代主要为隋唐时期，隋代以青釉瓷器为主，少量的白瓷瓷器，黑釉瓷器极少;进入唐代，以白瓷为大宗，黑釉与酱釉瓷器次之，亦有少量的三彩与青花瓷器。青花瓷器均为残片，为碗、套盒和枕等少数几种器物，纹饰主要是花卉，见于碗内、枕面等部位。青花瓷器的出土，是白河窑址考古的重大发现，解决了唐代青花的烧造产地等一系列问题[19]。
六、小结
传统上认为，＂南青北白＂构成了唐代基本窑业格局，但随着长沙窑、邛窑、鲁山段店窑、磁州窑诸加彩瓷器以及巩义白河窑址青花瓷器的发现，唐代的加彩瓷在＂南青北白＂的传统格局之外，形成了另外一支重要的力量。无论是彩绘瓷还是青花瓷器，均在唐代以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壮大，尤其是青花瓷器，最终元明清时期逐渐取代了以青瓷与白瓷为主的单色釉瓷器。因此，在整个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唐代的加彩瓷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一改自瓷器出现以来单色釉的基本面貌，为明清时期灿烂多姿的彩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2]张兴国：《湖南长沙铜官窑遗址2010年考古调查收获》，《陶瓷考古通讯》2014年第1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铜官窑遗址2010年墓葬区调查发掘简报》，《湖南考古集刊》第10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焰红石渚——长沙铜官窑遗址2016年度考古发掘出土瓷器》，文物出版社，2017年。
[3]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4]张福康：《长沙窑彩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6年第3期。
[5]张兴国、邱玥：《釉上还是釉下？最新考古成果证实高温釉上彩是长沙窑彩瓷的主流工艺，是否使用釉下彩尚存疑！》，《中国文物报》2018年6月29日第5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焰红石渚——长沙铜官窑遗址2016年度考古发掘出土瓷器》，文物出版社，2017年。
[6]陈显双、尚崇伟：《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见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7]邛窑发掘信息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黄晓枫提供。
[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邛崍市文物局：《邛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
[9]杨宁波：《长沙窑与邛窑关系考》，《湖南考古集刊》第10辑。
[10]李辉柄、李知宴：《河南鲁山段店窑》，《文物》，1980年第5期;赵青云等：《河南鲁山段店窑的新发现》，《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院等编：《鲁山段店窑遗珍》，科学出版社，201 7年;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等：《鲁山窑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7年。
[12]中国古陶瓷学会编：《汝窑瓷器与鲁山窑瓷器研究》，故宫出版社，2017年。
[13]孙新民：《鲁山段店窑遗珍·前言》，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院等编：《鲁山段店窑遗珍》，科学出版社，2017年。
[14]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等：《鲁山窑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7年。
[15]慈溪市博物馆：《上林湖越窑》，科学出版社，2002年。
[1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乐平南窑窑址调查报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期。
[17]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河北邯郸临水北朝至元代瓷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8期。
[18]赵学锋等：《河北省磁县冶子村窑址阶段性考古发掘的收获与意义》，见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磁州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年。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白河窑考古新发现》，大象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