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陶匏壶的发展及其文化传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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匏壶是依照葫芦样式制作的一种器物。不论是陶匏壶还是青铜制作的匏壶，都是古人生活中的重要容器。但是北方地区和岭南地区的陶匏壶在样式和使用场合上有很大的区别，北方的陶匏壶更多的是仿青铜礼器，岭南地区的陶匏壶多是日常盛贮器，多用来装水盛酒。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陶匏壶与闽越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陶匏壶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之间可能有交流。陶匏壶的传播发展，一方面说明岭南地区与这些地区的文化传播是双向的，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传播时间的发展，南越地区的文明在东汉之后渐渐融汇于中华文明之中，到东汉时期已经改变之前的越汉杂处境况，越汉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除。
一、匏壶器形的来源
匏壶是古人模仿葫芦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器物。匏，是古人对葫芦的一种称呼。我国古代称葫芦为匏、瓤、壶，后来又称壶卢、浦芦、胡卢、匏瓠等。相传葫芦原产于印度，然而在中国、美洲和非洲都有考古发现。在我国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就发现了葫芦和葫芦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根据葫芦的外形，将它分为五种，即瓠、悬瓠、匏、壶、蒲壶：＂首尾如一者为瓠;瓠之一头有腹而长柄者为悬瓠;无柄而圆，大形扁者为匏;匏之有短柄大腹者为壶;壶之细腰者为蒲壶。＂
二、匏壶的分类
根据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的记载，匏壶按照材质的不同主要有铜、陶两类。铜匏壶，又名铜瓠壶，是装酒或水的容器，目前基本只见于东周。其基本形制为：壶颈斜曲，向一侧弯曲，壶颈侧倾的一侧腹部有鋬手（图一、图二）。
陶匏壶的类型主要有颈部较长、或直或弯曲、腹部作椭圆形（图三）的一类和短颈、大腹的一类（图四）。
第一类陶匏壶出现的时间大致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仿制铜制的瓠壶而来。河北百家村战国中期墓M3出土的陶瓠壶[1]，该壶为平底，鼓腹，弯颈，肩宽，腹下收，平底，器身有三条凹弦纹。这与1973年山西省闻喜县邱家庄战国墓出土的一件很精致的匏形壶相似。闻喜的这件＂匏形壶＂有盖，而盖上的钮，是个鸟头。这件＂匏形壶＂也与容庚和张维持先生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一书中所收录的＂青铜鸟盖匏壶＂相似[2]。这类陶匏壶是仿青铜礼器的一种，与上文中＂首尾如一者为瓠;瓠之一头有腹而长柄者为悬瓠＂的分类相似，可以说是西周晚期青铜礼器的延续。
第二类陶匏壶从战国末期开始出现，呈短颈、大腹的形态。该类型的匏壶，符合古籍中关于匏瓜样式的描述，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分类关于＂无柄而圆，大形扁者为匏＂的分类相一致，可以说是典型的匏壶样式。
三、南方地区陶匏壶的发展历程
随着文明的发展，在战国到汉代这一段时期，不同的区域文化已经形成富有自己特色的陶制器物。在器形方面，秦国的茧形壶、折腹盆，三晋地区的鸟柱盘、越国的原始青瓷兽头鼎、广东和福建的印纹陶匏壶等极富地方特色。但是福建和广东等百越族生活的地区出土的陶匏壶主要是短颈、大腹的形态，而这种匏壶在长江流域以北地区尚未发现，主要是在百越文化区域内出现时成为南方墓葬常见的一种器物。
（一）陶匏壶在南方地区出现的文化区域
短颈、大腹的陶匏壶是闽越、南越、骆越文化的代表器物，在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量出土，在广东德庆落雁山墓和四会高地园墓、广州两汉墓、福建崇安汉城遗址、闽侯庄边山汉墓、闽侯荆溪庙后山东汉墓、广西合浦汉墓等代表性墓葬都发现了相应时期的陶匏壶。
在湖南、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汉墓中也出土了少量陶匏壶。江西省内的蕲春（魚敢）鱼嘴M35（图五）、新余城南各出土一件，（魚敢）鱼嘴所出与广州汉墓M2034：14、肇庆康乐中路M6所出相似，时代为西汉中期。新余所出口沿与岭南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口略大，据墓葬时代为西汉中晚期[3]。
匏壶虽然在很多地方都有出土，但是主要还是在闽广地区发现，在两广境内，尤其以今广州及其周边地区为多。
（二）岭南地区陶匏壶的演变
陶匏壶作为地方特色器物，在南越和闽越文化区域墓葬中多作为陪葬礼器与陶瓶、陶罐、陶盒、陶碗一起出现[4]。先秦时期在岭南地区的印纹陶中已出现。西汉早期的匏壶大多是器体丰肥，小口，多为平底。后期的匏壶，器身高，分节清楚，底部都附有较高的圈足，仅有两三道凹形的弦纹。
这种器形具有极浓厚的地方特色，据目前所知的材料而沦，除广西贵县的汉墓中曾有个别的发现之外，它是广州汉墓所特有的一種器物[5]。南越国到东汉时期岭南主要汉代墓葬中都有陶匏壶的出土，不仅数量多，而且延续的时间长。《广州汉墓》一书中根据岭南考古发现将陶匏壶分为战国，西汉早、中、晚期，东汉早、晚期六个阶段。
岭南地区目前为止发现时代较早的匏壶是肇庆德庆战国墓出土的大匏壶（图六）和四会高地园墓出土的匏壶。肇庆德庆战国墓出土的大匏壶小口，圆腹，平底。口内有凸出的三粒盖托，口外有四个绑盖的小耳。壶身拍印＂米＂字方格纹至底部。手制，越向下壁越厚，最厚处达4.5厘米，口径8、腹径40、底径25、高5l厘米，重约30公斤[6]。
在汉代早中晚期，岭南地区都有陶匏壶出土。这种匏壶主要用来盛水或酒。综观岭南地区出土的匏壶，我们能看到匏壶的上节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长。在汉代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匏壶大多是仿照匏瓜的造型，分为咀（敛口的无咀）、上节、下节和足（有的平底无足）等几部分，全器矮肥，上节粗短，纹饰繁多。1982年广州柳园岗南越国墓葬出土陶匏壶一件（图七），器体硕大，饰篦纹和绚纹，腹部有铺首衔环，耳座作铺首形，是典型的＂南越式＂器物。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可以说是岭南文化的集大成者，在墓中出土有三件陶匏壶（B47、H45、C185），分为两个形式（图八、图九）[7]。在同一时期的广西合浦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发现有葫芦瓢一物（图十），可以看出当时岭南地区的葫芦已有匏瓜品种。从该葫芦瓢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与同一时期的匏壶外形非常相像。
西汉中期的匏壶（图十一）与前一阶段相比，上节一般都比较修长，纹饰简化很多。特别是在西汉中期墓葬出土的陶匏壶随着上节的变长，渐渐开始向瓶过渡。同时期墓葬中出土的匏勺器形像个烟斗，勺体成圆球，口形如两圆相交，有柄，柄如柱形，前大后小，末端突如球状，柄中空与腹相通。该匏勺应当与匏壶的造型一样，都是来源于匏瓜的样子[8]。
到西汉后期，匏壶咀部变小，颈部修长，这一形制一直延续到东汉前期。1955年大元岗西汉后期墓中出土一个釉陶匏壶。该壶造型富于变化，上节修长，带凤鸟形塞，造型别致，釉色晶莹（图十二）。
四、陶匏壶的作用
陶匏壶是模拟葫芦造型的日用器，其中一种功能也是统治者用作祈天地、敬鬼神的礼器之一。其主要功用是作为盛酒的礼器。《礼记·郊特性》中有明确的记载：＂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又云：＂器用陶匏，尚礼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汉书·郊祀志第五下》中有关于礼仪祭祀中选用陶匏的详细说明：＂臣闻郊柴飨帝之义，埽地而祭，上质也。歌大吕、舞《云门》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祗，其牲用犊，其席槁稽，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贵诚上质，不敢修其文也。＂《晋书·礼志上》：＂郊丘之祀，扫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隋书·卷六》：＂器用陶匏，席用稿秸。＂说明最尊贵、最隆重、最高的祭仪，都包含最原始、最质朴的文化意义，而其中＂器用陶匏＂，则反映了匏壶类古器在礼制中的特殊地位和象征，其质虽质朴，但表示的意义却是尊贵、礼敬等等。
但是这些王室祭祀所用的陶匏更大的可能是从青铜礼器演化而来的陶瓠壶，虽然陶瓠也属于葫芦形器的一种，但是其形制和作用与岭南地区的陶匏壶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瓠＂与＂匏＂虽然在文献记载中混同记载，但是＂瓠＂表葫芦的总称，亦作＂壶＂。前引《诗·邶风·匏有苦叶》，清代陈奂的注疏中提到＂瓠＂是葫芦的统称。《史记·乐书》：＂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唐代张守节《正义》：＂匏，瓠属也。＂明季本《诗说解颐》卷三：＂匏，瓠属，与瓠异。匏苦不可食，特可佩以济水。＂这些都说明瓠与匏的不同，那么由此而来的人造器物＂陶瓠＂与＂陶匏＂也是同源而不同種的器物。
岭南地区的陶匏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盛贮器，它的主要作用是盛水和斟酒。并且陶匏壶的这一功能在古籍中也有相关记载。《诗经·大雅》载：＂酌之用匏＂，《盐铁论·散不足篇》有＂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的记载。
五、岭南地区陶匏壶研究的意义
陶匏壶作为汉代岭南文化的重要代表，西汉中晚期也开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长江中游汉墓出土瓷器研究》一文通过分析陶匏壶在长江中下游汉墓的出土情况指出：＂西汉中期，（带有岭南文化因素的器物，）目前仅发现匏壶，地点集中在鄂东和赣中。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器类和数量大增，分布地域大致集中在资兴、郴州、永州一带，部分深入到了赣中、湘西。东汉中晚期，数量略有减少。＂由此认为岭南文化因素向长江中游的扩散始于西汉中期，盛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开始衰落。地域方面，湘南地区是岭南文化因素进入长江中游的桥头堡，之后通过水路向湘中、赣中和鄂东扩散。
福建地区也常见陶匏壶，两地的陶壶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大的共通性。首先从时间上来看，闽越地区的陶匏壶大多是在两汉时期，陶匏壶是闽越国汉代墓葬及遗址中的常见器物。在福建崇安汉城遗址、闽侯庄边山汉墓、闽侯荆溪庙后山东汉墓均有发现。《论福建地区出土的汉代陶器》一文中作者提出闽越Ⅱ式陶匏壶与广州西汉前期的Ⅰ型l式匏壶相近似的观点。东汉时期的闽越匏壶具有西汉南越匏壶的特征，福建荆溪庙后山四号墓出土陶双耳匏形壶与广州西汉墓遗物近似。该匏壶小口，长颐，颐以下渐大，形呈饱瓜状，器表印有多线弦纹，在多线弦纹之间，印有水波纹。从器形上来讲，闽越地区的汉代陶匏壶多是平底无圈足，南越文化的匏壶则是从平底渐渐发展到带圈足。
六、结语
通过梳理陶匏壶在不同地域出现的时间和器形的演变过程，我们可知南越文化区域可能是陶匏壶发展的中心区域.并且不断向外扩展。陶匏壶在岭南地区、长江中下游、福建等地的发现，也说明在汉代岭南与这些地区之间有着频繁的交往，它不是一种闭塞的文化，而是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也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播到不同的地区。
到东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匏壶基本上和北方的瓶器相似，这也说明随着秦始皇、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地开发岭南地区，当地土著的南越文化也渐渐地融汇到汉文化当中，汉越之间由界限分明的发展形态转化为汉越融合共同发展，共同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进程。
[1]河北省文化局文化工作队：《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考古》1962年第12期。
[2]曾凡：《关于＂陶匏壶＂问题》，《考古》1990年第9期。
[3]吴小平、蒋璐：《长江中游汉墓出土瓷器研究》，《考古学报》2016年第1期。
[4]梅华全：《论福建及两广地区出土的陶匏壶》，《考古》1989年第11期。
[5]黄森章：《广州瑶台柳园岗西汉墓群发掘纪要》，《穗港汉墓出土文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47页。
[6]徐恒彬、杨少祥、榻富崇：《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文物》，1975年第9期。
[7]广州市文管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114页。
[8]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