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都是怎么死的戊戌六君子死亡真相被篡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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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戊戌年，所以也是趁此机会和大家讲讲戊戌六君子。戊戌六君子是清朝时期的维新志士，但最后还是都不多慈溪太后而惨遭杀害。其实那个时期的中国已经涌现出了很多维新志士，只是大家都没能联合自己的力量一起行动，总是被清政府给逐一击破。那戊戌六君子到底是怎么死的呢?可能这里面还有被篡改历史的真相存在。
＂戊戌六君子＂之死，一般说法，皆谓其乃系为维新变法而死。
但揆诸史料，这一结论，实在大有问题。
朝廷的草率定性：与康有为结党
所谓＂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杀害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
此六人均与当年的维新运动有关。其中，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乃光绪皇帝戊戌年新任命的军机章京;杨深秀乃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乃康有为的胞弟。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达杀害＂六君子＂之上谕，称：
＂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次日，内阁所奉朱谕将＂六君子＂的＂大逆不道＂罪名具体化。朱谕称：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通观这份谕旨，＂六君子＂的罪行，总结起来共有三条：
1、康党谋围颐和园诛杀慈禧。
2、＂六君子＂与康有为结党。
3、杨锐等人任职军机处期间＂欺蒙狂悖，密保匪人＂——所谓＂匪人＂，当然是指康有为、梁启超一干人等。
简言之，朝廷当年确曾将＂六君子＂一体定性为康党。
＂六君子＂的真实政治立场
＂六君子＂当日被定性为＂康党＂而被杀;后世亦长期将其归入＂康党＂。
但事实绝非如此。
＂六君子＂中，杨锐、刘光第二人对康党甚为厌恶。康广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与康党的关系。杨深秀情形如何，尚缺乏足够的可资说明的资料。唯谭嗣同立志与满清为敌，故口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之语，从容赴死，可谓毫无疑义的康党。
1、杨锐、刘光第
杨锐、刘光弟乃张之洞门下之人。
张之洞素来鄙视康有为的学术，斥之为伪学、野狐禅。杨、刘二人的学术旨趣，可想而知。
杨锐早年对康有为颇有好感，认为康氏上奏的某些条陈＂透切时弊＂，故于1897年12月鼓动御史高燮曾上折推荐康氏去参加瑞典的＂万国弭兵会＂。但到戊戌年后，杨锐对康党的态度已转为不满与鄙视，在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杨锐曾明言康氏＂缪妄＂：
＂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缪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
另据唐才质《戊戌闻见录》披露，谭嗣同在给唐才常(唐才质之兄)的书信中提到，任职军机处期间，因杨锐鄙视康有为，谭嗣同曾与之发生过冲突：
＂伯兄曰：复生入值，与刘裴村一班，刘愿者，虽不奋发，而心无他。然可虑者，叔峤跋扈，媚旧党而排南海，复生忿与之争，叔峤不纳。＂
＂伯兄＂即唐才常，复生即谭嗣同，刘裴村即刘光第，叔峤即杨锐，南海即康有为。
杨锐好友高树，在其《金銮琐记》也记载，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康党分子谭嗣同、林旭相当不满，私下里形容谭嗣同为＂鬼幽＂、林旭为＂鬼躁＂：
＂鬼幽鬼躁杨公语，同列招灾窃自忧。……叔峤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祸可知矣。＂
参考戊戌年谭、林二人行状，谭氏与康党多有密谋而不令杨锐、刘光第等人得知，故杨锐呼之为＂鬼幽＂;林旭年少轻狂，＂日夜谋变更一切甚亟＂，故杨锐呼之为＂鬼躁＂。
杨锐担任军机章京，系张之洞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的结果。刘光第的情形与杨锐大致相似，其任职军机章京也是借了张之洞的力量、由陈宝箴推荐的结果。
或许是因为刘终非如杨锐那般是张之洞心腹之人，故虽得张之洞器重，但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推荐。入职军机章京之后，也未如杨锐一般，孜孜于筹划促成张之洞入京主持变法。
但刘光第对康党的厌恶，杨锐并无区别。康党开设保国会，刘氏仅前往一次，因厌恶其言论，再未有过交往。刘氏还曾在家信中感叹：
＂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
所谓＂新党＂，即是指＂康党＂。
戊戌年，光绪有关新政的奏章，一概越过旧的军机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办理。但刘光第在军机处值班期间，＂仍以要件商诸大军机，又曾请于德宗，为言不能潜越大军机之权＂(＂大军机＂系指旧军机大臣，＂小军机＂系指新任军机四章京)。可见其为人为官，与康有为等辈大不相同。
杨、刘二人入军机处值班不过十数天，竟被视作＂康党＂而惨遭杀身之祸，当时之人，皆视作奇冤。
张之洞曾急电京中，欲营救杨锐，其电文称：
＂杨叔峤者，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
刘光第死后，其家被查抄，曾搜得弹劾康有为的奏疏一份，尚未完稿。
尤使人叹息者，杨、刘二人被捕前不久，均曾动过辞官退隐的念头。
杨锐想要辞官，是因为自觉无法与＂康党＂共事：
＂同列又甚不易处，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兄拟加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便即抽身而退。＂
刘光第想要辞职，是担忧自己在军机章京这种敏感之为上，＂终以憨直贾祸＂。他本欲待再被光绪当面召见一次，痛陈＂新政措理失宜＂之处后，即辞官归家。可惜未能遂愿，政变已然发作。
因与康党交恶，故政变前夕，杨、刘二人均判断自己并无出逃必要。入狱后亦处之泰然，自信经过审讯即可无罪出狱。孰料慈禧因担忧外人干预，未经审讯即下旨杀害＂六君子＂。杨、刘二人遂稀里糊涂被归入＂康党＂丧了性命，朝野内外为杨、刘二人冤痛者，多有人在。
2、林旭、康广仁
时人对林旭的评价是＂年少轻躁＂。林任职军机章京时，年仅二十四岁。
林氏对康有为的看法，多受外界环境之影响，并无定见。
1897年11月，林氏致书李宣龚，谈及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称＂康长素适来，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谓＂是非＂，大约是此时政、学两界之主流人物，均不齿康氏的学术与政治理念;林氏乃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婿，以世家子弟身份在京寻求政治机会，自不愿与名声不佳的＂康党＂扯上关系。
但到了1898年5月，康氏已得光绪之青睐，林氏在为康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时，已不忌讳自述＂南海先生既衍绎江都春秋之学，而授旭读之＂，颇为自豪地明言自己做了康有为的学生。
林氏进入军机处，按康党的说法，是光绪看中了他＂康有为弟子＂的身份。
其实，1898年6月林氏被荣禄招入幕府，才是光绪选中他的真正缘故——光绪选拔军机四章京，必须平衡满汉新旧：杨锐、刘光第代表张之洞汉臣一系的势力;林旭代表荣禄满臣一系的势力;谭嗣同充当了康党在军机处的代言人。
据时人披露，林氏当值期间，＂欲尽斥耄老诸大臣＂，＂凡建一策，僚辈不能决者，旭大呼奋笔拟稿以进＂，可见其冒进与积极。
此种冒进，曾引发荣禄的担忧，恐其给自己招祸，故致信林氏，劝其在新政事务上＂虚怀下问＂，多与枢庭老臣商议，不应该＂遇事纷更＂。
不过，当时林氏已既深受康有为影响，康党的目标，乃开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现有各级权力部门，＂遇事纷更＂乃康党的既定方针，林氏自然不会接受荣禄之劝诫。
政变前夕，京城空气空前紧张之时，林氏曾深夜前往郑孝胥之处问计，据郑孝胥日记记载，林氏与他谈论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这种身份认同，虽是林氏被捕前的一种自我安慰，但也反映出林氏与康党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疏离。
林氏在被捕前夕，曾四处活动求救。据章太炎透露，林氏在被逮捕前夜，＂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异辞录》记载，林氏在被捕前一天，还曾求告到李鸿章幕僚马建忠车前，欲求马氏＂回车复见傅相，为我乞命＂。林旭被捕后，荣禄拒绝对其施以援手。
至于康广仁，因其系康有为胞弟，＂康党＂的身份似乎不容置疑。但早在政变之前，康广仁曾致信友人，抱怨过康有为一意孤行，大事难成：
＂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显见其对康有为的政治行为，并不全然支持，而是身怀担忧。
清末，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失败入狱，遇一老狱卒名刘一鸣者，自称曾看守过谭嗣同、康广仁等人。刘氏对汪精卫谈及往事：
＂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日：‘作诗耳。’……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其。＂
参考康广仁政变前的书信，狱卒之言，似亦可信。
3、杨深秀、谭嗣同
杨深秀以御史身份被当作＂康党＂而遭到杀害，与其戊戌年和康有为过从甚密有关。
杨锐在给张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
＂此时台谏中，惟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
戊戌年，康有为写了许多奏章，大多以杨深秀、宋伯鲁二人之名义呈递;结果是杨深秀被杀，宋伯鲁逃到外国使馆得免一死。
杨氏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他于9月19日呈递了一份康党拟定的涉及武装政变计划的奏折。奏折不但要求光绪调袁世凯军队入京，还提议聘请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为新政顾问，甚至建议皇帝考虑与英、美、日三国＂合邦＂。其中最让慈禧心惊胆战者，莫过于该折附片中要求开掘颐和园内的＂秘密金库＂，并请皇上准募300人，于9月23日正式发掘。
所谓＂秘密金库＂，本子虚乌有。＂康党＂编造此一谣言，说开掘＂秘密金库＂可以为变法提供必需资金支持，乃是为了完成其＂围园杀后＂计划。此前，谭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带会党人马秘密入京，目的就是伪装成掘金工人，入园起事杀死慈禧。
杨深秀卷入此种密谋，故被慈禧定性为＂康党＂。唯杨氏本人是否了解其呈递的奏折，内含如此大的玄机，笔者所见资料有限，尚未敢断言。
所谓＂戊戌六君子＂，实际上唯有谭嗣同一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且确实愿意为之而死。
今人多将谭氏归入维新派之列，实际上，早在入军机处之前，谭氏即已深植强烈的反满立场。以其著作《仁学》为例，因反满思想激烈，生前仅梁启超等有限几位好友得见。其中公然倡导＂华人＂不要将＂满人＂引为同类：
＂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正因为谭氏有如此强烈的仇满情绪及＂十八省华人＂意识，戊戌年之前，他曾屡次言及新疆、西藏、满洲、蒙古、青海等地均可卖给英、俄等国，以筹措资金作变法之用;更对当时倡导＂保中国不保大清＂之康有为一见倾心，执弟子之礼，且与康党秘密筹划＂湖南自立＂。
也正因为此种革命党立场，为自身安全计，谭氏曾想买一个外国功名作护身符。1896年12月，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打听外国人开捐功名之事，准备买捐受外国人保护。谭氏说：
＂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之求出槛絷;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则我辈皆可免被人横诬为会匪而冤杀之矣。伏望详查见复。＂
对谭氏的政治立场，张之洞似乎有所察觉。
谭氏应召赴京，过湖北见张之洞，张氏曾语带讥讽，谓谭氏：
＂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
革命党人章士钊深悉谭氏戊戌年进入军机之真意图，章氏称：
＂(谭)嗣同(唐)才常，与(沈荩)谈天下前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令天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之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
谭氏之绝命诗有＂留将公罪后人论＂之句，《仁学》中谓：＂谋反，公罪也＂，此乃谭氏临终，隐晦表示自己乃为反满革命而死，非为维新而死。
康党的篡改与作伪
＂六君子＂被捕前，康有为因全盘参与筹划戊戌年围园杀后等内幕，对其成败有所预判，故已提前遁走天津。
＂六君子＂被杀后，康党为保持＂维新派＂面目，以争取国际、国内的同情与支持，又种种作伪，掩盖了＂六君子＂被杀的真相。
如前所述，杨锐、刘光第二人对康有为及＂康党＂的基本态度是厌恶和不满。但二人被杀后，康党刊布了许多回忆、纪念文章，将二人打扮成了康有为的忠实拥趸。
如康有为之《六哀诗》谈杨锐，说杨氏＂与我志意同，过从议论熟＂;梁启超之《杨锐传》声称：杨锐＂久有裁抑吕(后)、武(则天)之志＂，于是＂奉诏与诸同志谋卫上变＂——实际上，杨锐根本不知道康党的＂围园杀后＂计划，其对光绪所言，乃是要调和帝后关系，绝无所谓的＂裁抑吕、武之志＂。
再如，康有为在《六哀诗》里说刘光第＂我不识裴村，裴村能救我＂，说的是康有为被人弹劾＂保中国不保大清＂，刘光第与谭嗣同联名担保康有为忠心不二之事;梁启超的《刘光第传》记载，刘光第称此举是奉君命而为，同时又慷慨表示：＂即微皇上之命，亦当救志士，况有君命耶，仆不让君(谭嗣同)独为君子也。＂
实际情形，据胡思敬披露，刘光第之所以署名，乃是被一同值班的谭嗣同百般缠扰的结果：
＂谭嗣同与同班值宿，邀与联名，以百口保之，不能力拒，故及于难。＂
谭氏对康党＂保中国不保大清＂一事知之甚详，其力邀刘光第联名，乃是故意拉刘下水。类似篡改者甚多，此不赘述。
除虚构杨锐、刘光第与康有为的＂同志关系＂外，康党还捏造了一份谭氏的绝命血书。
这份绝命血书有如下词句：
＂伤心君父，……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剪除国贼，保全我圣上＂、＂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千钧一发，惟先生(指康有为)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
谭氏毕生仇恨满清皇族，与之不能两立。血书却必欲将其打扮成光绪的忠臣烈士;且无视谭氏心知肚明康氏早已离京之事实，杜撰出＂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等肉麻之语。
与康党一同逃亡的王照后来披露，这份血书，是梁启超、唐才常、毕永年三人密谋共同捏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