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玺印选释

　　玺印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人们生活习俗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价笸，是古代人社会生活中代表权利的凭信和工具。玺印艺术盛于战国至秦汉时期，源远流长，至今仍在蓬勃发展。天津博物馆所藏的玺印具有数量大、精品多、时代系列全的特点，在全国博物馆玺印收藏中名列前茅。
　　玺印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从文献和实物资料来看，玺印出现和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印、私印都称作＂玺＂，＂玺＂是中国印章的最早名称。馆藏玺印时代最早的是春秋时期的＂壬兵戎器＂铜玺（图一），其玺面呈菱形，有交叉界格，半圆形索纹钮。玺文书体为战国古文，内容为＂壬戎兵器＂四字，可能是封缄军中发放兵器的文书用玺。其文字与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秦公簋＂上的铭文形式基本相同。从纹饰及字体判断应属春秋时期的秦国官玺，也是迄今所见的传世玺印中唯一的一件春秋铜玺。
　　馆藏数量较多的是战国时期的玺印，时代特点鲜明，各具地域特色，很多玺印的内容可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馆藏的＂勿正閘鉨＂铜玺（图二），窄边半圆形鼻钮，印体痛平，方形印面，印文为阳文大篆＂勿正閘鉨＂四字。玺文中的＂勿正＂即＂勿征＂，古代＂正＂＂征＂二字通用。＂閘＂字从＂門＂从＂串＂，可释为＂关＂，意为关卡。＂嗣＂字的写法与安徽省寿县出土的楚国青铜器＂鄂君启节＂中的铭文＂嗣＂字相同，具有楚国文字的特征，故此玺当断为楚国官玺。据陈邦怀先生考证：＂‘勿正关者，谓此关只讥异服，识异言，而不征税也＂。玺文内容也可与《管子·小匡》所载货物通关时不征税的内容相对照，是通过关卡时免征货税的官方凭证，此方玺印是研究楚国税制的珍贵资料。馆藏战国时期的玺印，形制工整，工艺精湛，文字笔画纤细劲挺，布局参差不拘，颇得自然意趣，代表了战国时期玺印铸造的高超技艺水平。馆藏此时的玺印内容除了官职、私人姓名外，还有很多箴言、吉语，如＂士君子＂＂敬身＂＂日有千万＂等文字和一些动物、器物图案。
　　公元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规定只有皇帝印才可称＂玺＂，官吏及私印则称＂印＂。馆藏的秦印多为铜质、鼻钮，印文书体为秀丽的秦篆。＂右司空印＂即具典型的秦印风格，方形印面，有田字界格，界格只右侧见边框，凿阴文＂右司空印＂四字。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属有左、右司空。＂＂司空＂官职西周始置，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马、司寇、司士、司徒并称五官，掌水利、营建之事，春秋、战国时期沿置。此印为秦时掌管营建的官员用印，秦代因年份短官印传世少，史料价值极高。馆藏一件秦代＂文路、路＂两面印（图三），是秦代罕见的白玉质穿带私印，印身扁薄，侧面有一椭圆形穿孔，可穿带佩于腰间，方便使用。长方形印面，一面阴刻＂文路＂二字，有日字界格，一面阴刻＂路＂字，有方形边框。秦代穿带玉印极为少见，此印玉质润白，镌刻文字笔画优美和谐，颇具时代气息，是秦印中的精品。
　　古代的玺印制度发展到汉代，已经形成了严格的使用及管理制度，朝廷百官用印的材质、形制和印绶的颜色各有定制，井然有序。馆藏的汉代玺印数量很多，无论在印钮形制、印文的铸造和内容上都极具时代特色。
　　西汉初期的印章沿袭了秦印的风格，官印印面上仍带有＂田＂字或＂日＂字界格，而字体则较秦印苍劲方整，处于过渡时期。官印主要是方印和半通印，铜质，钮式有鼻钮、瓦钮、蛇钮和鱼钮，蛇钮仅流行了很短一段时间。馆藏的＂左礜桃支＂铜印，蛇钮，印体扁平，有＂田＂字界格，印文为阴文汉篆＂左礜桃支＂四字，布局疏朗。其形制因袭秦官印，制作改凿为铸。《秦封泥集》收有两枚＂左礜桃支＂＂右礜桃支＂封泥，下注：从＂左、右磐桃丞＂。＂桃支＂是＂桃丞＂的下属。蛇钮印只出现在西汉建国之初，使用时间很短，传世极少，较为珍贵。
　　经过了过渡阶段，汉印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印面已不见界格，摹印篆得到大发展，字体结构力求和谐匀称，笔力雄健流畅，加上纯熟的铸造技术，使得汉印具有典雅雄浑的气韵。馆藏＂上林尉印＂铜印，瓦钮，凿阴文汉篆＂上林尉印＂四字。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林尉系水衡都尉属官。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初属少府。《后汉书·百官志》云：＂少府属官，有上林丞、尉各一人。＂＂上林＂即上林苑，是为皇帝饲养禽兽以备狩猎的园囿，＂上林尉＂是保卫上林苑的武官。
　　处于两汉之间的新莽时期是玺印史的一个特殊时期，王莽当政后，附会《周礼》，托古改制，依《周官》《王制》等更改了许多西汉的官名和地名，并制定了五等爵制和四等封地制。新莽官印中有其所特有的官名，如馆藏＂中垒左执姦＂铜印（图四），龟钮，凿制，印文为细阴文汉篆＂中垒左执轰＂五字。《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又《王莽传》云：＂天凤四年置执法左右刺姦。＂翟中融著《集古官印考证》认为：＂‘左执轰即王莽所置执法刺奸之官＂，此左执印为中垒校尉之属官。＂姦＂字独占一列，使得印面布局独树一帜。此时的玺印字形工整秀丽，笔画圆润饱满，铸造水平高超精湛。
　　东汉时期因政局不稳，铸印技术有所衰退，官印笔画渐粗，印体普遍加厚，将军印章及其属官之印和封赐少数民族的官印最多。如馆藏＂君侯之玺＂铜印，龟钮，印文为阴文汉篆＂君侯之玺＂四字。＂君侯＂一词有两种解释：《汉书·刘屈牦（氂）传》注引如淳曰：＂《汉仪注》列侯为丞相，称君侯。＂而颜师古则认为，＂君侯＂是对列侯的尊称（列侯为爵位名，秦制二十等爵之最高极，汉沿用），印文称玺应为列侯用印。
　　除了这些特征明显的官印外，汉代在私印方面也有了充分的发挥空间，不仅材质、钮制多样，且在文字上出现了各种书体，后世印章皆遵循汉法发展出各种独具时代特色的书体。馆藏的＂阳成婴＂玉印（图五），覆斗钮，横穿孔，印文为阴文小篆＂阳成婴＂三字，笔画纤细挺拔。印文由三个字组成，布局本不易平稳，但将＂婴＂字上下两部分加长，与＂阳成＂二字对应，显得流畅匀称，且意态生动，是汉代私印的典型代表。在印文题材上汉代多了一些带有道教修仙内容的吉祥用语，这与当时社会崇尚道教文化有关，并且有些吉语印的内容还与此时的铜镜铭文相呼应，如馆藏＂赵诩子产＂三十字铜印（图六），薄边瓦钮，印体扁平，印文为阴文汉篆＂赵诩子产印信。福禄进，日以前，乘浮云，上华山，飤玉英，饮禮泉，服名药，就神仙＂三十字。此印为汉代韵语印，用于殉葬，印文属道家学道求仙的内容，是迄今所知文辞最长的的一枚汉代铜印，弥足珍贵。
　　汉印中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官印，是汉代中央政府赠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如馆藏的东汉＂汉匈奴破虏长＂铜印，此印是东汉朝廷颁发给归附的匈奴首领的官印。驼钮俯躯跪卧，头回缩，颈部时见用刀刻划出来的鬃毛，驼腹下有孔，骆驼是少数民族家庭必不可少的重要驮畜，此体态寓意该民族已经归顺汉王朝。
　　魏晋时期流行一种六面均有文字的印式，印文结体较松散，随意性强，但自然率真，颇受后世印人青睐。如馆藏的＂曹氏＂六面铜印（图七），印体呈凸字形，上面凸起缩小铸成印钮，钮上有穿，凿阴文＂曹氏＂二字。底面为阴文＂曹氏印信＂，印体四面为＂女言疏＂＂曹新妇白疏＂＂官＂和＂印完＂。除＂官＂字为汉篆，其余印文书体皆为悬针篆。悬针篆印文上部笔画结合紧密，下部体势伸展自如，收笔尖细，形成疏密有致的结体特点，其书体与魏正始年间的三体石经中的篆书相近，是研究玺印字体流变的重要资料。
　　隋唐以后的官印印面加大，唐代规定政府颁发的官印在官员卸任后均要上缴销毁，所以官印传世不多。隋唐玺印除了传统的铸造形式外，一部分印章采用了一种新的铸印形式，先铸好印体，再将烧红的扁细铜条按字形笔画的长短、形态来进行剪裁、弯曲，然后拼连成字焊接在印面上，称为蟠条印。印面呈现出回环弯曲的形态，布局并不统一，字法也屈曲缠绕，这为后世九叠篆的出现打下了基础，馆藏的＂观阳县印＂铜印就是这时期的典型代表。
　　五代时期铜质缺乏，印体较薄，官印略作长方，出现了以隶书和楷书入印的新局面。馆藏一方五代时期的＂元从都押衙记＂铜印，印体扁平，印钮扁薄，楷书阳文。＂元从＂始于唐高祖的＂元从禁军＂，凡被授予者，皆享有一定的特权。＂都押衙＂是官名，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皆擅设衙官，于是衙将、衙官、都押衙等官名日渐繁杂。＂元从都押衙＂系军帅亲重之官，多见于五代史书。此印是我国最早的楷书实用官印，五代时期官印传世极少，具有不可多得的历史研究价值。
　　北宋官印形制基本承袭隋唐五代时期，南宋亦同，但也作了一些变革，一个主要特点是印背开始刻有楷书年款和铸造颁发机构＂少府监…‘文思院＂等字样，如馆藏北宋熙宁三年＂永和县印＂铜印、南宋建炎四年＂建炎泾原路第七将印＂铜印，印背皆有刻款记载铸印年代及机构。《宋史·职官志》载：在宋代＂凡车辇、饬器、印记之造，则少府监、文思院隶焉＂。北宋时期＂凡进御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工巧之事，分隶文思院，后苑造作所，本监但掌造门戟、神衣、旌节，郊庙诸坛祭玉、法物，铸牌印朱记……＂当时文思院隶属于少府监，是其下属五院之一，铸造印记是由少府监直接负责的，并不归文思院。但到了高宗＂绍兴三年，诏少府监并归文思院＂。之后，文思院就继少府监成为国家专门的铸印机构了。从现有的实物看，至少是在真宗成平年之后所铸官印的背款上，基本上都刻有＂少府监铸＂。南宋官印上大多刻有＂文思院铸＂，说明南宋时期少府监的铸印职能被文思院所承袭。馆藏有一方南宋建炎四年＂建炎泾原路第七将印＂铜印背款有＂宣抚处置使司行府铸＂字样，显然不合乎宋代印制，对于这一情况，可有两种解释：一是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政令不行，个别机构擅自越权为下属铸印；二是因统一铸印不便，朝廷允许一些机构暂时便宜行事的结果。
　　宋元时期流行一种签名式的＂押印＂，馆藏此类印数量很多，铜质，印身扁薄，以长方形为主，元代押的形状更加丰富，有葫芦形、聚宝盆形、各种动物形等。
　　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下，依据汉字书法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并把他们的文字仿效汉字篆体用于官印，传世较少，印文有金代国书如馆藏的＂和拙海栾谋克之印＂铜印（图八），矩形直钮，钮顶铸一＂上＂字以决正倒。钮右、背凿＂大定十八年八月＂，钮左凿＂礼部造＂。上侧面凿＂和拙海·谋克＂，皆汉文楷书阴刻款。印文为宽边朱文九叠篆书＂和拙海栾谋克之印＂八字，印左侧面凿女真文款一行，译文为＂和拙海栾毛毛可（谋克）＂。此印是金代兵民合一的政权机构＂谋克＂的印鉴。＂和拙＂即＂合扎＂，是金语＂亲军＂的意思。＂海栾＂是驻地，即今图门江支流海兰河。带有女真文边款的金代印章极少，史料价值很高，是研究我国金代兵制、政治组织等各方面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证物。此外，天津博物馆藏的少数民族玺印还有辽契丹文印、西夏文篆书印，元代八思巴文印等。
　　天津博物馆还收藏有清代皇亲使用过的玺印，如＂祺皇贵太妃之宝＂银印（图九），此印为嫔妃用印，蹲龙钮，龙体刻画精细，威武庄严。方形印面，铸阳文满、汉两种篆书＂祺皇贵太妃之宝＂。＂祺皇贵太妃＂原本是清咸丰皇帝的端恪皇贵妃，系满洲镶黄旗头等侍卫裕祥之女，咸丰八年（1857年）进宫，咸丰十一年（1861年）被穆宗封为＂皇考祺妃＂，卒于宣统二年（1910年），宣统皇帝尊她为＂皇祖祺皇贵太妃＂，此印是清宣统皇帝为皇祖重制玉册，改镌玉宝时所制。
　　明代开始私印多取材于石，石材较铜质软易于镌刻，随着石章的广泛采用，文人治印之风盛行。明清两代不仅名家辈出，而且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流派，篆刻艺术呈现出百花争妍的繁荣景象。如馆藏清寿山石山水人物山子形＂如南山之寿＂章（图十），质色纯净细润，章体随形雕刻仙山楼阁、祥云、灵芝、仙鹤、神道人物等祥瑞图案，章身刻＂紫气东来＂等吉祥语。底刻阳文＂如南山之寿＂五字，寓意长寿，与印体纹饰相互呼应。浮雕、浅浮雕技巧并用，工艺高超，是难得的寿山石雕作品。
　　馆藏玺印大部分来自收藏家的捐献，主要包括两部分：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玺印大多来自周叔瞍先生的捐赠；明清时期的流派印则是来自徐世章先生的旧藏。这些印章极具历史与艺术价值，丰富了天津博物馆的收藏，并为研究中国古代职官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还为明清时期制印流派与篆刻艺术的发展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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