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磊 我在蓝靛厂住的时候,附近有军营,很早很早就会有军号响起,冬季天黑,恍惚会觉得每一次响号都是在半夜,我也随着那号声起来,被父母推醒,冻得瑟瑟发抖。 朦胧中的军号声,空气中的煤味,就是我在十四年前关于北京冬天最初的印象。 之所以要这么早起床,是因为那时的体育课有一千米跑,中考也会有这一项。父亲便陪我每天早起跑步,我常常睡眼惺忪地跑在蓝靛厂荒凉的路上,一路上总是被父亲拍脑袋叫我快点。 那时候穿的是双星跑鞋,英文名叫Double Star,我第一次听说Double Star的时候以为是Nike之类的名牌,但反应翻译过来才知道就是双星。那时候男生都穿双星吧,班上只有那么几个总能穿名牌鞋的,上课的时候会把脚撑得很远,裤腿也会撸得比旁人要高,他们那几个的坐姿我到现在都记得,当初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那么崴着坐,现在想想大约就是那样的原因。 在那些街灯投不到的路上,我和父亲往往是只听到彼此的喘息和脚步。很多年以后,我在那么多的黄昏陪着父亲散步,都会记得当年的与父之路,想起那些年我的长跑总是满分。 父亲那时候是把全部的希望都压注在我身上了,他从县国税局辞职下海到北京做生意,带着妻子和儿子,家里全部的现金给我交完赞助费就剩下一千了。很多人问我们当初为何那么意气,抛弃县城的优渥,北漂来受苦,父母会说,怕孩子将来考上好学校却供不起,怕考到好学校我们也不认得门。再说到根上,父母会说,因为读书少,没多想。 所以,当我第一次在北京上学数学考试才考了79分,父亲在夜里得知后摔门而出,立在院子外面,抽烟望着远方,气得夹烟的手都在颤抖,那是我见过的父亲关于我的最失望的背影。 父母是在我小学毕业时带我来北京玩,玩了就没回去。在天安门广场,父亲问一个捡瓶子的人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那人说两千。所以父亲说,可以留下来,留下来捡破烂都能活。因为父亲的工资当时才八百。 现在大家都往公务员里挤,虽然说那时是下海浪潮的尾声,可父亲当时以优异的业绩炒了公家的鱿鱼,还是震动乡县,以至于我们那个县盛传着谣言说我父亲是到北京来贩毒的,否则没有任何逻辑可以解释。 贩毒什么的,聊供笑谈吧,当初我们是连暖气都烧不起,每天要砸冰出门的,晚上呵出的水蒸气会把门死死封住,这个恐怕很少有人体验过吧。第二年更是穷得过年只剩两百块钱,连老家都回不去。 但那个时候,终究没饿死不是。我母亲说北京人傻,吃鸭子就吃皮,留下个那么多肉的大鸭架子就两块钱一个,所以母亲就买鸭架子给我吃,我不记得自己吃了多少,母亲说那时候蹲在门口就能吃下一整只,她看着特别开心,但也总后悔说那时候没给我补好,害我个头没有长得像舅舅那么高。 母亲还会买将死的泥鳅给我吃,她说泥鳅早上被贩到菜场,颠簸得都会翻白肚子,看起来像死的,所以才卖一块钱一斤,母亲就把它们买回来,用凉水一冲不一会儿就都活了。 其实就是死鱼又有什么关系,几十年前菜场买鱼,能有几条是活的?去年看《女人四十》,上面的母亲买鱼也是在等鱼死,好像还趁卖家不注意使劲拍了那鱼,要是这段子搁在相声里听会让人大笑,我听到也会哈哈大笑,但转念就想到母亲当初买将死的泥鳅。 母亲买回泥鳅会把它们收拾好,晒到屋顶上。每次见着都可以买,晒干了就存在瓶子里慢慢吃。 有一回母亲穿拖鞋上屋顶,下来时滑到,大脚趾戳到铁簸箕上,流了好多血。一连有一个月,我每几天搀扶着母亲到医院去换敷药,走过的那条四季青路,也是我同父亲跑步的那条路。 那条路现在完全繁华了起来,一点当年的影子都找不到。当年那条路的样子我也不记得,因为,要么是在黎明之处有看过,要么是挽着母亲时经过。挽着母亲的时候,我的心都像她脚一样疼,哪里会注意到周围,于是一切关于那条路那个医院的印象都集中在母亲周围的几尺之内,其余的都早已模糊。 当年住过的小屋,我却记得清清楚楚,记得电饭锅里的锅巴香,记得书桌被热锅烫过的油漆味,还有后窗飘来的厕所味道。 家里就两张床,一张桌,一个电灯,一口锅,最高级的电器是我学英语不得不用的步步高复读机,那也是我们全家的娱乐工具,一家人吃了饭总能围着它唱歌录音,父亲有时候出差,两三月都不能回家,想他的时候我就抱着他的歌声听,有回半夜在外面的厕所里放,母亲穿好大衣跑了出去,以为是丈夫回来了,却发现我从厕所里出来抱着复读机,她骂我神经病。 还有次我踩翻了晾在电饭锅里的开水,烫了一脚的泡,哇哇地哭,母亲抱着我一个劲儿地哭,心肝宝贝地喊。那么大的北京,好像就这么一对母子,母亲哭喊着,"真对不起,对不起,好好的干嘛到北京受这份罪呢?要是在老家,哪里会这样烫着脚了。"那倒是真的,我们用电饭锅煮开水,不就是为了省下一个热得快的钱么? 但忧患就是如此,会让亲爱的人抱得更紧,父亲在日后与我的散步中曾对我说,那时他与母亲的感情比新婚还要恩爱。有太多的夜晚,他们都会愁到失眠,但是可以相依为命。 可我毕竟是少年,对于当时的贫穷并没有太多的感受,很多都是嘻笑过去了,比如我们没有钱买第二套校服,却需要每天都穿它,没办法的时候就在锅里炒衣服,校服洗过放到锅里去炒干。我很擅长这种技艺,我可以告诉你如何不把衣服炒皱,如何不把拉链炒化。 后来还知道,原来不止是我一个人炒衣服,我表弟被大舅、舅妈带到上海打工的时候也被炒过衣服,当时大冬天的,弟弟掉到泥沟里,舅妈只好把弟弟脱得光光的,裹在被子里,一整天都在洗衣服炒衣服。 去年大舅还专程到上海把他们当年租过的小房子拍下来,那样的一个窝棚,大舅却看得深情脉脉,感慨万千。 我小舅也闯过上海滩,竟睡了半年的水泥地,冬天真的就是盖报纸。当初大舅跑到上海去看到小舅的时候,两个人抱头痛哭,可他们就是不回去,混不出个样子就是不回去。 好在后来大家都富裕了。 前两年,有一部电视剧热播,叫《温州一家人》,播出之时,很多店面都到点打烊,收看这部电视剧。 那是只有苦过拼过的人才知道的滋味。温州人是富了,可有哪一个不是从赤贫闯出来的?中国人富了,可有几个人三十年前手上有祖产,有几个可以号称是世家?不都是从零崛起的。 但是真正的财富,也许不是后来的富有,而是当年的贫寒;不是后来的安乐,而是当年的忧患;不是那些小家子气的冷暖自知,而是破釜沉舟的卧薪尝胆、咽辛啖苦。 贫寒像凛冽的酒,喝过才敢提着虎拳,往世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