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技的传入

　　耶稣会士来华是从16世纪下半叶，即明中叶以后开始的。他们知道，在一个文化悠久、经济力量也还不弱的东方大国，要达到通过宗教以左右中国的目的，不能不用近代的科学技术作为敲门砖。这在耶稣会士写的各种传教记述中就有很明确的自白。当时，在我国传教比较著名并掌握有一科学知识的耶稣会士有利玛窦（意大利人，1582年来华，任会长）、汤若望（德国人，1622年来华）等，他们都与在朝做官的士大天如徐光后、李之藻等人有来往，也颇得自万历至乾隆时一定些皇帝的赏识。在他们实现传教目的的过程中，传人的科技知识主要有天文、数学、地学、物理、火器等。
　　在天文学方面，首先是利玛窦介绍了有关日月蚀的原理，七曜与地球体积的比较、西方所测知的恒星以及天文仪器的制造等，他还著有《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和《乾坤体义》等（多为李之藻笔述）。1605年，利玛窦在对我国情况有所了解之后，向罗马教会献策，请派天文学者来中国从事历法改革这件大事，以便进一步开展他们的传教工作。此后，来中国的果然有不少是懂天文的耶稣会士。
　　明代历法，一直使用大统历（实即元代的授时历）和回回历，因时间已久，误差大。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1610年12月）的一次日蚀，钦天监又未测准，于是有人提出组织翻译，介绍西法。当时虽然已有改历要求，但未实现。崇祯二年五月（1629年6月），钦天监所报日蚀再一次失验，而徐光启用西法预测日蚀却相当准确。这样，徐光启才被委任主持修改历法工作。徐光启聘请龙华民（1559?1654年，意大利人，1597年来华）等耶稣会士编译天文学书籍，其工作成果体现在《崇祯历书》的完成上。《崇祯历书》完成后，由于守旧派的反对和明室的衰亡，新历法实际上并没有实行。
　　西方数学的传入主要有欧几里得几何学、算术笔算法、对数和三角学等。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的《几何原本》，是传教士来中国翻译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底本用的是利玛窦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的注解本，全书共15卷。利玛窦译完前6卷时，认为已达到他们用数学来笼络人心的目的，因此没有答应徐光启希望全部译完的要求。关于耶稣会士讲授科学的用意，这里又一次做了很好的回答。虽然如此，《几何原本》传入后，对我国数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介绍西方笔算的著作《同文算指》，是由利玛窦和李之藻合作编译的，对我国算术的发展有较大影响，清代学者很重视该书内容并加以改进，笔算的应用遂即日渐普遍起来。此外，还有《圆容较义》和《测量法义》等，前者是一部比较图形关系的几何学，后者是关于陆地测量方面的著作。
　　至于计算工具，传入我国的主要有耐普尔的算筹和伽利略的比例规。
　　世界地图是利玛窦进入我国传教时传入的。他从澳门到肇庆后，就根据绘有五大洲的西文世界地图制成一幅较原图还大、用汉文注释的世界地图，该图由岭南西按察司副使王泮刊印，赠送要人。该图以后在南昌、南京和北京又重绘和修订过多次，经刻版或上石的至少有8种，形状或为一椭圆形图，或分东西两半球图。其中以1602年刊行的《坤舆万国全图》最为完善。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在这幅椭圆形的世界地图中，特意把南北美洲绘在亚洲的东面，这样中国的位置就在地图中部了。利玛窦精于数理，在我国已注意各地经纬度的测量。他测得北京、南京、杭州、广州、西安等地的经纬度相当精确，因此能顺利地编制新图。他在改绘世界地图时，把西方的经纬度制图法，有关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即非洲、南北亚墨利加、墨瓦蜡尼加??指南极的地方）的知识，地球说和五带（热带、南北温带、南北寒带）的划分等传入中国。这在士大夫阶层中引起很大的震动，但完全能接受的人不多。图中译名如亚洲、欧洲、大西洋、地中海、罗马、古巴、加拿大以及地球、南北极、南北极圈和赤道等一直沿用至今。
　　西方光学知识的传入是从汤若望《远镜说》开始的。书中介绍了望远镜的用法、制法和原理。对于光在水中的折射现象、光经凸透镜以放大物像等都有解释。
　　关于西方制造火器的技术，当时有一部带有保密性的书叫做《火攻奇器图说》，此书来历已不清楚了。明末清初，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汤若望和南怀仁都奉命设计铸造过铳炮。明末铸造有1，200斤重和几百斤重的火炮，但数量都不多。崇祯十六年（1643年）完成的著作有汤若望口授、焦勖笔录的《火攻揭要》，内容包括各式火炮的铸造法、运用法、安置以及子弹和地雷的制造等。清初南怀仁编译的《神武图说》，叙述了铳炮的原理并有附图。此后，我国没有在这方面进行认真地研究和提高。
　　火器传入后的情况是这样，西方科技知识传入后总的特点也是这样。其中只有天文和数学发展的情况与此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明朝政权很快衰亡，封建统治者对科技作用认识有局限，社会发展缓慢，不具备科学技术大踏步前进所需要的条件。具体到各学科，当然还有自己的问题。例如地学，在当时明清战争的政治环境和闭关自守、抑制工商的政策下，地理视野很难开阔，地学的实践积累极少，地学知识离开了广泛与深入的实地考察与研究，是难以得到发展的。
　　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一方面传入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科学介绍到西方。传教士写回去的报告、书信、专著，以及他们带回的许多中国典籍，对西方社会和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国的哲学思想对于18世纪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起过作用。在科学技术方面，例如我国的园林建筑技术，于18世纪中叶传到欧洲后，对英、法、德、荷兰等国的园林建筑都发生一定的影响。研究中国园林的专著有英国的园艺专家钱伯斯的《东方园林论》和德国人翁则尔的《中国园林论》。又如我国天文学中的宣夜说传入欧洲，促进了西方水晶球说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