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以来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瓷窑址考古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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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成熟瓷器的起源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从目前考古材料来看，这一时期的窑业主要集中在浙江地区，以上虞曹娥江流域为中心的早期越窑，无论是窑址数量、窑场规模还是产品质量，均居于窑业中心的地位。此外，在包括萧山、绍兴、诸暨、余姚、慈溪、宁波等在内的整个宁绍平原，均有这一时期的窑址分布。作为德清窑分布区的德清、余杭两地，是浙江省内仅次于曹娥江流域的窑业重点分布区。温州、台州等瓯窑分布区亦有一定数量的窑址发现。浙江省外这一时期的窑业主要有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等。
一、上虞曹娥江流域瓷窑址考古工作
为了编写由中国硅酸盐学会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上虞曹娥江流域曾进行过较详细的考古调查与重点发掘工作，共发现窑址120多处，其中汉六朝时期的窑址90多处，并确定了小仙坛窑址是东汉成熟瓷器的起源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编写新版《中国陶瓷史》及探索成熟瓷器的起源，这一地区重新启动了全面系统的考古工作，完成了对这一区域系统的调查及重点窑址的发掘工作。
1.窑址发掘
主要的发掘项目有2004年大园坪汉代窑址、2006年尼姑婆山东吴窑址、2010年东汉至西晋时期窑址、2015年凤凰山东吴时期窑址等四个。
大园坪窑址位于上浦镇石浦村的四峰山南麓，南距著名的小仙坛窑址约200余米，揭露龙窑2条，并获取了大量瓷器标本（图一）。青瓷产品主要有碗、钵、洗、钟、瓿、壘、虎子、托盘、鬼灶、五管瓶等，多数产品胎釉质量极高，完全具备成熟瓷器所有的物理特征，从而确证了今曹娥江中上游一带是中国成熟瓷器的最早诞生地。大园坪窑址既有成果所揭示的深度与广度已远远超出当年对小仙坛窑址的地面调查与采集，对于了解这一时期窑业面貌具有重要意义[1]。
凤凰山与尼姑婆山窑址均位于凤凰山窑址群内，两者相距约200米。该窑址群位于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大善村北的凤凰山东南麓，北边距小仙坛窑址约2500米，是东吴至西晋时期的典型窑址群[2]。
两窑址均揭露窑炉各一条，并出土了大量高质量、高档次的成熟青瓷器。
窑炉均为长条形斜坡状龙窑，保存较为完整，包括了火膛、窑床、窑尾等完整的结构。
火膛较大，平面形状接近横向的长方形，窑床与火膛之间形成垂直的断坎；窑底铺垫一层较厚沙层；窑炉内发现大小高低不一的各种形态的支烧具和少量的间隔具，有三足支钉形，也有锯齿形。
其中凤凰山窑炉窑尾部分与以往发现的窑炉窑尾与窑床之间有一道极高的断坎结构完全不同，本窑炉断坎消失，呈弧形向窑尾过度，断坎之上平坦的贮烟室消失，窑床铺沙一直延续到排烟孔位置。这种结构与后期唐宋时期越窑的龙窑更为接近，不仅节约了窑内的空间、提高装烧量，而且在建造上亦更加简便易行，代表了龙窑技术不断提高的过程，对于探索汉代以来窑炉结构向唐宋时期更加成熟龙窑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
两窑址器物种类相当丰富，以碗、罐、盆、洗、盘口壶等为主.亦包括双唇罐、鸡首壶、唾壶、盂、钵、鐎斗与火盆、砚台、壘、器盖、狮形烛插、蛙形烛插、灯、虎子、簋、盘、俑、樽、纺轮、堆塑等近三十种器物（图二、图三），每种器类又有很多种器形。许多器物器形巨大、造型复杂、装饰华丽，代表了这一时期最高的制作水平。除碗类日用器物外，部分器物应该属于礼器，如簋、樽、盆、虎头罐、盘口壶等，这些器物不仅器形普遍较大、装饰复杂华丽、纹饰清晰流畅、胎釉质量更高，而且许多器物呈大小不一的序列化，组成大小不一的系列，通常器腹、宽沿、内底满饰纹饰，三足作精致的虎头形，外腹通常带有铺首，器形越大，铺首越精致，并且帶有大型的器盖，盖面满饰纹饰。器形越大，胎釉质量越高。
纹饰极为丰富，不管是大型的精美器物，还是小型的碗类日用器物，均流行各种装饰。纹饰题材主要有网格纹、弦纹、铺首、水波纹、连珠纹等等，也有包括仙人、朱雀、麒麟等在内的堆贴纹饰。同时许多器物做成各种动物形象的立体雕塑形，如虎形的溺器虎子、蛙形的水盂或烛插、狮子形的烛插。当然也有部分陶俑出土。技法上有压印、模印堆贴、刻划、篦划、捏塑等。部分器物的流、纽等部位做成动物或植物的形态，如虎头罐、鸡头罐做虎头与鸡头的流，做成瓜形或动物形的盖纽等。
窑具包括支烧具与间隔具两种。窑具多为高大喇叭形或筒形，间隔具主要包括两种：三足钉形与锯齿形。
禁山窑址位于凤凰山窑址以北约800米，同属于凤凰山窑址群。揭露了三条窑炉以及包括灰坑、灰沟等在内的丰富的作坊，这是目前已发现的早期成熟青瓷窑址中窑炉最多、遗迹最为丰富的窑场（图四）。三条龙窑保存较为完整，并且在长度、装烧工具、坡度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代表了东汉至三国西晋不同时期装烧工艺的完整发展过程。在同一窑址内发现不同时期的窑炉遗迹，这在早期青瓷的发展史上，尚属于首次。其中东汉产品的种类、器形、装饰、装烧工艺等，与小仙坛窑址存在着较大的区别，是有别于小仙坛类型的一个新青瓷类型，对于探索成熟青瓷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三国西晋时期的青瓷产品，胎体细腻致密；青绿色釉稳定，釉面均匀莹润；普遍使用轮制、模印成型，胎壁薄而均匀，器形规整；造型复杂多样，端庄大方；装饰华丽，纹饰繁缛复杂；装烧工艺成熟。它与凤凰山及尼姑婆山窑址一起，构成了这一窑业发展鼎盛时期产品的基本面貌[3]。
2.窑址调查
曹娥江流域的古代窑业基本集中在中下游地区的上虞区范围内，上游地区的嵊州与新昌两县则窑址数量极少，时代亦较晚，质量一般。
上虞的地形南高北低，曹娥江流域的东、南、西三面分别是四明山与会稽山脉，地势由南而北逐渐降低，流经的上浦镇一带，是南部山区与北部平原的过渡地带。这一带的曹娥江两岸以及包括皂李湖、白马湖等周边的临河与湖的低山缓坡地带，处于南部高大山脉与北部河网平原的过渡地带，低山起伏、植被茂密、河网密布，不仅有丰富的瓷土和燃料资源，且水运四通八达，是烧窑的理想场所，是汉六朝时期窑址的中心分布区，也是中国成熟青瓷的起源地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上虞曹娥江窑址群以上虞南部上浦盆地周边为核心，同时包括东部地区的皂李湖与白马湖周边地区，大致可以分成七大片区：上浦西北的四峰山片区、上浦西南的大湖岙片区、上浦东北的窑寺前片区、上浦东南的凌湖片区以及大尖顶山片区、皂李湖片区、白马湖片区。这几大地区在时代、窑业类型上各有差异。
目前共发现窑址280多处，其中东汉时期窑址146处、三国西晋时期窑址72处、东晋南朝时期窑址9处、唐宋时期窑址52处、先秦时期窑址5处。以东汉至三国西晋时期的窑址最多，占绝大多数。东晋南朝至初唐是发展的低谷，中唐以后逐渐恢复，但总体上质量较低。北宋早中期迎来了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质量高、规模大，尤其窑寺前窑址群中部分窑场的产品与高质量的秘色瓷接近，成为晚期越窑继上林湖之后的最重要窑场。北宋中晚期逐渐衰落并至停烧。因此东汉至西晋时期是上虞地区古代窑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全国瓷器生产的一个中心。
二、东苕溪流域的瓷窑址考古工作
本区域汉六朝时期的窑址主要集中在杭州市的余杭区与湖州市的德清县，湖州市区也有少量的窑址。考古工作则基本集中于余杭与德清两地区。
余杭良渚地区在本世纪初迎来了房地产开发的热潮，而良渚文化村所在的区域，正是汉六朝时期窑址的密集分布区，被破坏的窑址有石马蚪、东馒头山、西馒头山、鸡笼上、大陆果园以及至少两处以上地名不清、新发现的窑址。其中2004年9月至2005年7月及2007年10月至12月在发掘良渚文化遗址时对石马蚪与东馒头山窑址进行了清理，2008年清理了鸡笼上窑址。
窑址的主体堆积应该已经被破坏，仅在低洼处保存了部分的堆积，并且在两次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和窑具，在山坡下平地上发现了可能与制瓷作坊相关的遗迹现象。窑址出土的器物包括青釉与黑釉两种，其中以青釉占大多数，黑釉比例较低。胎色一般较深，多呈紫红色或深灰色，少量为灰色或土黄色，胎质较为致密，但常夹杂有极少量的细砂，使器物的表面不是很光洁。因此青釉器物均施有一层乳白色的化妆土，使器物表面十分光洁，同时使釉色变浅，多呈青黄色或青黄泛乳白色，极少量呈翠青色，青釉多数釉极佳，施釉均匀、玻璃质感较强。黑釉器物均不施化妆土，以鸡首壶釉色最佳，釉层厚，施釉均匀、玻璃质感强，釉黑如漆。其余器物一般釉层略薄，施釉不均匀，积釉处釉色较深，釉薄处则呈酱色，釉面不够匀净（图五）。两种釉的器物一般外腹近底处及外底不施釉，无釉处多呈火烧红色，少量呈砖红色或土黄色。装饰基本为素面，偶见弦纹装饰。时代为东晋时期[4]。
其他几处窑址的面貌与石马蚪基本一致。其中在东馒头山清理了残窑炉一条，为斜坡式龙窑，长10多米，保存不佳。
东晋时期的德清窑，除良渚地区以处，还主要分布于德清的乾元镇上，共有5处窑址，目前均保存不佳，大部分已破坏。2007年，对原来由德清县博物馆清理回来的小马山瓷片进行了整理，并发表了简报，让外界对德清窑著名的黑釉产品有了直接的了解[5]（图六）。
此外，在＂瓷之源＂课题实施的考古调查过程中，还在德清下渚湖一带发现了27处汉六朝时期的窑址，时代主要集中在东汉时期，三国前后比较少。汉代窑址的产品面貌比较一致，主要以烧造原始瓷、印纹硬陶为主，胎质较粗而疏松，胎色较深。少量窑址发现了与低温釉陶合烧，另外在少量的窑址中发现了高质量的青瓷。
与上虞相比，这一地区没有成熟青瓷完全成熟时期的小仙坛类型的窑址，因此窑业整体时代稍早，到了东汉晚期，自夏商以来本地区强大的窑业完成了由东苕溪流域向曹娥江流域的转移。
三、其他地区的瓷窑址考古工作
其他地区的这一时期的瓷窑址工作开展得并不多。
浙江在浙西的龙游县发掘了一处东汉时期的窑址，清理龙窑炉一条（图七），长14.8米，宽1.98-2.04米，窑床平均坡度18…由通火口、火膛、火膛后壁、窑室以及窑尾排烟坑和烟道组成。窑址内出土遗物以硬陶为主，偶见原始瓷，主要器形有罐、壇、壘、壶、钟、钵、盆等。器物已多数使用轮制法制作，且经过修整，也有少数采用泥条盘筑法，制作用陶土淘洗粗糙，故器物含杂质较多，表面粗糙。印纹采用手工拍印方式[6]。这是首次发掘的秦汉时期的印纹硬陶窑址。
洪州窑发现于1977年，1992 1995年经过大规模的发掘，基本确立了它的时代、兴衰过程、产品面貌、装烧工艺等基本的窑业信息[7]。洪州窑始烧于东汉晚期，兴盛于两晋至中唐，晚唐五代渐趋衰退到终烧。进入新世纪以后，2002年6月，又对新近发现的曲江缺口城西门东汉晚期重要的青瓷窑址和梅林镇易塘隋唐窑址进行了考古调查[8]，其中东汉时期的窑址器形有双唇罐、罐、瓮、釜、壶、盆、碗、杯等，釉色酱褐或黄釉色，通体多饰细格纹、麻布纹，其他还有水波纹、弦纹等东汉常见的典型花纹。龙窑烧造，已使用高大支烧具。
201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重新启动了岳州窑的发掘工作，对百梅村巷子口与河岭上两处东汉至三国时期的窑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不同类型的青瓷器，对于了解岳州窑早期窑业面貌与窑业格局有重要意义。
四、成熟青瓷起源的新认识与新收获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上虞地区经过系统调查的材料来看，上虞地区毫无疑问是这一时期的窑业中心、成熟青瓷的起源地。总体上看，上虞地区东汉时期的窑址至少可以划分成以下以个类型。
1.馒头山类型（图八）
包括清水窑窑址等。以生产印纹硬陶、硬陶、原始瓷等为主，胎质较粗而疏松，胎色较深。带釉类器物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传统的本地区原始瓷，器形主要是各种罐、瓿、壘、壶、钟等，其施釉方式是仅在器物朝上且没有遮挡的一面有釉，即器物的口沿、颈的下腹、肩、上腹等乃至于内底中部，在器物朝下或受遮挡的一面则无釉，如器物的下腹部、盘口壶的盘口之下及颈的上部等，施釉不均匀，凝釉明显，施釉处的中心釉层最厚，向无釉处逐渐变薄乃至逐渐消失，不见明显的施釉线，釉色较深。第二类器物的器形、装饰、成型、胎质与胎色等均与第一类近似，但施釉技术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刷釉技术已应用，不仅是器物朝上的部位，朝下的部位亦有施釉，釉层薄，釉色较青翠，但较均匀，施釉不及底，施釉线清晰，部分器物或局部施釉较为草率，仅寥寥涂刷数笔。第三类则与前两类差别较大，胎多呈桔黄色或土黄色，胎质较松软，火候较低；但施釉技术较佳，釉层较厚，施釉均匀，仅外底施釉不及底，釉色普遍较深，呈酱黑色、酱褐色、土黄色等色，因器物火候较低而剥釉明显。此类器物与北方低温釉陶在技术面貌上较为接近。
2.珠湖类型（图九）
包括大湖岙的八田头、马面山、老坟山、王家汇的米夹岙、前山、大树山、清水山I、大坟山、花坎的两美山、船山、石井窑山I、石井窑山Ⅱ以及梁湖拗花山一带的窑址。
以生产硬陶、印纹硬陶和酱色釉瓷器为主，少量器物为青瓷。馒头山类型的第一类与第三类产品完全不见，第二类产品则得到了完善，演变成酱褐色釉瓷器及少量的青瓷器。酱褐色釉青瓷器形主要有罐、壘、钟等，器形普遍较大。普遍通行各种装饰，有网格纹、梳状纹、弦纹、水波纹、叶脉纹等。胎色普遍较深，胎质较粗而略松，通体施釉，外腹施釉不及底，施釉技术成熟，釉层薄而均匀，施釉线清晰，烧造火候较高，胎釉烧结度好，结合佳，釉玻璃质感较强。青釉器物则胎较细而色较浅，釉色泛青或泛黄，火候高，胎釉质量较佳。
3.小陆岙类型（图十）
包括小陆岙、虎皮岗I、虎皮岗Ⅱ、渔渡横岙、大平地、乌贼山等窑址。
以生产酱色釉瓷器为主，仍有较多的硬陶，但印纹明显减少，青釉器物的比例明显增加。酱色釉瓷器的器类与器形与两美山类型基本接近，以罐、壘、瓿等巨大器形的器物为主。胎釉质量似乎有所提高，这可能与火候的提高密切相关，胎质更加致密，釉玻璃化程度提高，胎釉结合更好。青釉器物的比例不仅明显增加，且质量进一步提高，除泛灰或泛黄色青釉外，青绿色釉比重明显增加。
4.小仙坛类型（图一）
基本为青瓷产品，酱褐色釉仅在少量的窑址中有保存，多数窑址纯烧青瓷产品。无论是青瓷还是酱色釉瓷器的质量均有了质的飞跃，质量稳定。其中青瓷产品胎色灰白，质地细腻坚致，釉色青翠，施釉均匀，釉层透明，玻璃质感强，吸水率低，完全跨入了成熟青瓷的行列，成为成熟青瓷的标志。而酱色釉瓷器几乎演变成早期的黑釉瓷器，虽然胎色较深，但与青瓷一样，施釉均匀，玻璃质感强，胎釉结合好。装饰上以素面为主，流行较为简洁的弦纹、水波纹等，铺首出现，并有一定数量的俑类圆雕器物。主要器形有罐、钟、洗、盘口壶等。
5.禁山类型（图十一）
以青瓷产品占绝大多数，少量的黑褐色釉产品，绝大多数窑址纯烧青瓷产品，仅帐子山等少量的窑址青瓷与黑釉瓷兼烧。早期的酱褐色釉基本不见。无论是青瓷还是黑釉瓷器，胎釉质量高，完全属于成熟青瓷或黑釉瓷器的范畴。器类上除早期的罐、洗、盘口壶外，新出现大量的碗，钟较为少见。装饰以素面为主，偶见有少量的细弦纹、水波纹以及铺首、系等。这一时期在装烧上的一大变化是大量三足支钉形间隔具的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产量，同时使碗类日常用器成为了瓷器烧造的主要门类，应该是瓷器成为日常用品的重要标志与转折。
6.帐子山类型
产品包括青釉与黑釉两种。器形主要有碗、罐、宽沿洗、方唇洗、双唇罐、盘口壶、壘等。因碗类器物占多数，因此器物总体上以素面为主，但罐、洗、壘、盘口壶等器物常见有纹饰装饰，包括弦纹、水波纹、梳状纹、网格纹、叶脉纹以及铺首、陶俑等。青釉类器物胎质较细而坚致，胎色较浅而呈灰白色，黑釉类器物则胎色较深，呈灰、深灰或灰黑色，胎质普遍较粗，有较多的细小砂粒。火候均较高。无论是青釉还是黑釉类器物，均施釉均匀，胎釉结合好，玻璃质感强，烧结度高。尤其是黑釉类产品，是目前已知东汉时期质量最高的产品。窑具主要有筒形支烧具、两足支烧具以及三足钉形间隔具等。
以上六个类型的窑址，禁山类型与帐子山类型时代相差不大，可能属于同一时期，其余类型从装烧、产品的质量、产品器形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应该代表了不同的时期。因此六个类型应该代表了瓷器起源与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五个阶段，到小仙坛类型时期，标志着中国成熟青瓷的完全成熟。由此可以建立汉代成熟青瓷起源的基本完整过程。
在上虞地区，有一批东汉时期的器物，与传统的秦汉原始瓷和成熟青瓷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其基本特征为：一、胎多呈桔黄色或桔红色，胎质较松，部分器物的陶质较为细腻，淘洗工艺较为先进，但仍有部分器物胎质中夹杂有较多的细砂粒；二、多数器物的胎质较软，与软陶近似，但亦有部分器物胎质较硬，接近于硬陶；三、釉色多较深，呈酱褐色、黑褐色或青褐色，釉层均匀，凝釉不明显，有清晰的人工施釉痕迹，施釉线整齐，不仅器物朝上部位有釉，器物的下腹部等部位亦见有釉，小口类器物如罐等内底多不见有釉，内腹仅在口沿下有较窄的一圈釉；四、通过测试，此类器物釉中的含铅量极高，但低于北方的低温铅釉陶[9]；五、器形主要有碗、盘、耳杯、虎子、五管瓶、簋（图十二）、罐、盆、壶、钟等，多数器物在秦汉原始瓷与成熟青瓷中可以找到相似的器形。
从此类器物的胎釉特征与火候来看，可以称为低温釉陶。纵观整个浙江青瓷发展的主脉络，从夏代开始，即烧造高温瓷器，并基本一以贯之，高温瓷器是浙江制瓷业的一个基本传统。这种低温釉陶在浙江本土找不到发展的源头，往后亦不见来者，是某段特定时期内的特定器物。此类器物很可能是受北方低温铅釉影响而出现的。
从浙江低温釉陶的种种特征及其与北方低温铅釉陶的比较来看，浙江低温釉陶虽然具备北方的许多特征，但亦保留了南方本地的不少传统，应该是在本地制瓷技术的基础上，吸收北方低温铅釉陶的技术而出现的，这包括对其施釉技术的吸收。正是这种技术的引入，带来了浙江秦汉时期原始瓷制作技术的巨大变化：从早期的仅在器物朝上一侧有釉、凝釉明显、釉层逐渐过渡而不见施釉线的状态过渡为施釉均匀、施釉线整齐清晰乃至整件器物均施釉的状态。而这种施釉技术，正与成熟青瓷相同。
由此可以判定，上虞地区成熟青瓷起源的窑业基础是浙江本土的高温原始瓷传统，但在起源过程中，某些窑业技术受到了北方低温釉陶的强烈影响，正是这种南北窑业的激荡，最终迎来了高质量成熟青瓷的出现。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2009年。
[2]郑嘉励等：《浙江发掘上虞尼姑婆山三国西晋窑址》，《中国文物报》2007年6月20日第2版；郑建明：《上虞凤凰山窑址发现三国 西晋时期新窑炉形式》，《中国文物报》2016年5月6日第8版。
[3]郑建明：《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中国文物报》2015年2月27日第5版。
[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石马蚪东晋窑址发掘简报》，《东方博物》2008年第1期。
[5]周建忠：《德清小马山窑址清理简报》，《东方博物》2008年第1期。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龙游白羊垅东汉窑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第3期。
[7]张文江等：《汉唐青瓷名窑 江西丰城洪州窑》，《南方文物》2008年第1期。
[8]北京大學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江西丰城新发现的洪州窑址调查简报》，《南方文物》2002年第3期。
[9]此由北京大学杨哲峰先生提供，在此谨表志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