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入藏的战国金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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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博物馆近年征集了一批战国金银器，大都是一些装饰器，但从纹饰题材、制作工艺等方面来看，应是不同文化类型的器物。本文对入藏的几组金银器及其相关问题略抒己见，以求教于方家鸿儒。
一、蟠龙纹金饰
2008年征集。长7.1、宽6.1、高2.6厘米。主体图案为龙蛇争斗，由上下两层组成，下部为八条龙相互卷曲盘绕的身体，上部中央为两个龙头一首一尾地咬住一条大蛇的脖颈与身体。龙身上装饰密集的、凸鼓的圆珠。模铸成型（图一：1）。
与这件金饰纹饰相类似的器物还有，1986年陕西省凤翔县秦雍城遗址出土1件金兽[1]（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2001年陕西省凤翔县上郭店村出土春秋秦时期的龙首蟠龙金带钩[2]（现藏凤翔县博物馆）。秦雍城遗址出土的金兽高2.5、长4.4、宽3.8厘米，重58克。金兽为立体透空造型，正面兽面以鼻为中心，左右对称。兽身由躯体盘绕纠缠的龙构成，龙身满布表示鳞甲的密点，爪间还握有小虺。背面保留有浇铸痕迹，应是其他物品的装饰件。铸造成型。上郭店村的蟠龙金带钩（图一：2）长4.8、宽2.6厘米，重40克。钩首为龙头，龙桃形双耳外张，圆目环形凸起，吻部宽大。钩身盘踞着两条龙，龙身上满布细密的圆点纹象征鳞甲，两龙各咬一条蛇，蛇身上装饰短直线。身钩尾背侧有一长方桥形钮。1979年陕西省凤翔兰付村出土的两件春秋晚期金带扣（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和风翔县博物馆），标本0373，长4.1、宽3.4厘米，重77克，主體部分为长方体，其上饰缠绕蟠虺纹，底下的槽用以连接皮带，长方体一端接出一兽面，它有卷角和颚下舌状突出，形制与上述雍城遗址所出一致[3]（图一：3）。在凤翔西村战国秦墓车马坑（Sl）出土的龙形铜带扣（长5.8、宽4.8厘米，现藏陕西考古博物院）上，同样造型的兽面，也被结合进一个复杂的造型中，使其成为一个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件带扣的主体部分是两条缠绕翻腾的龙，造型复杂[4]。
近几十年来，在陕西已发现秦国黄金制品百余件，主要有金带钩、金节约、金方策、金虎、金串珠、金泡、金戴胜等。如马家庄宗庙建筑，位于雍城的中部，地势高，视野开阔，修建于春秋中期，废弃于春秋晚期，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先秦高级建筑群。这里出土的纯金器物共29件，总重量达302.6克，主要品种有圆策、圆泡、方泡、节约、异兽饰等。
1992年5月，陕西省宝鸡市南郊益门村发现了一座春秋晚期的秦国墓葬——益门二号墓，是中原地区出土金质随葬品较多的先秦墓葬，金器有剑柄、刀柄、带钩、带扣、马络饰、串珠等，而没有耳环、头饰、牌饰等装饰品。
秦雍城遗址、上郭店村墓葬、益门二号墓的年代都是春秋中晚期，金器器型较小，造型简单。金带钩、金牌饰的纹饰以中原地区传统纹样龙纹为主，纹饰结构追求复杂和精致，出现了多层透雕结构的花纹。但这一时期纹饰的内容比较单一，都是以龙为主题，与北方草原地区的风格完全不同。这一时期中原地区铜器传统纹样是兽面纹、蟠螭纹、夔龙纹，影响了金器的纹饰题材，与北方草原地区的风格完全不同。参照同时期、同类型的器物年代，故陕西历史博物馆新人藏的蟠龙纹金饰的时代也大致是春秋晚期。
就工艺而言，出土物除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一件金箔系锻打之外，金带钩、鸭首金带扣等为圆雕制品，金柄铁剑、方泡等为透雕作品，有些金器除了有一层或两层的装饰图案外，还镶嵌有料珠、绿松石和宝石。以密集的或凸鼓或稍平面化的圆珠填充图案空隙，是此期金器的特有装饰手法之一，均系浇铸而成。其他金器均为铸造成型，明显受到当时青铜工艺的影响。而金串珠全为＂炸珠＂，珠粒大小均匀，经打孔后穿系。考古证据显示，炸珠最早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化的乌尔（Ur）墓中，并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伊特拉斯坎（ Etruscan）文化时期达到高峰。炸珠工艺也通过文化的传播，在春秋晚期秦国的金器上广泛应用了。
二、 双豕纹金圆牌
2012年征集。直径5厘米，重4.3克。金片锤揲成型，豕首相交，互咬颈部。眼圆睁，长鼻拱起，桃形立耳。身体卷曲盘绕，躯干錾刻出细线纹，近边缘錾刻一周凸棱，边向内折，折处有一圈等距离穿孔，两豕的嘴边各有一个穿孔。饰片一周有穿孔，应为缝缀在其他器物或衣物上的装饰品（图二：1）。与之类似的牌饰也见于马家原战国墓地，M16出1件金帽饰（M16G：4）[5]，直径5.1、高0.5厘米，重7克。用薄金片剪切成圆形，沿内折（图二：2）。牌饰内錾刻向心的是三组卷云纹，牌饰中央亦有两个穿孔。两个圆牌大小相同，纹饰布局相似，制作手法一致。图案不同。但马家原战国墓地M4出土的双豕相斗纹金腰带饰[6]（图三），纹饰和新征集的圆牌饰相同，都是豕首相交，互咬颈部。圆目凸出，长鼻，桃形立耳。只是因为金腰带饰呈长方形，所以躯干和腿部的姿态与圆牌不同。M16的圆形金牌饰，放置于墓主头顶部。故推测此件双豕纹金圆牌很可能也是缝缀在帽子上的装饰。
这种圆形金牌在我国境内最早发现于新疆吐鲁番，1976 1978年发掘的位于阿拉沟东口墓地的木椁墓30号墓，出土有8块虎纹圆金牌，直径一般为5.5-6厘米，厚约1毫米，重15.72-21.25克。图案为一老虎形象，虎头微昂，前腿举至领下，躯体卷曲成半圆，后腿翘起，通体构成圆形。模压成形（图二：3）。在金牌内侧，出土时曾发现黑灰，原来似附于木质或皮质物品上[7]。阿拉沟墓葬出土的虎纹金饰牌，虎身后肢翻转180度，肩部鬃毛上卷，这些特征与伊塞克＂金人墓＂虎纹金饰牌十分接近。
三、一组金带饰
2012年新人藏了一组金带饰，由2件镂空的长方形牌饰和5件双鸟纹金饰组成（图三：1）。
1 龙虎争斗纹金饰
长10.5、宽6.4厘米，总重12.7克。以薄金片剪切錾刻，以类似剪纸镂空的手法制作而成。两件尺寸大小、纹饰图案完全相同，是左右对称的镜像（图三：2、3）。
腰饰牌形状为一端方形另一端圆角弧形。边框上錾刻双细线，在细线中又錾刻出等距离的圆点纹，有钉孔8个。虎头略低，嘴大张咬着龙尾部，龙紧紧缠绕着虎的四条腿，龙头上扬，双目圆睁，两桃形耳竖立，嘴大张死死咬着虎的后腿。呈龙虎相斗形象，虎的鬃毛末梢卷曲成弯钩状，尾上卷于背部，呈横向的S形。鬃毛的弯钩与虎尾的弯钩相背。虎的躯干与四肢錾刻有曲线，曲线由内填圆点纹双细线构成，足部錾刻斜线利爪。龙身上錾刻呈麦穗＂一＂纹的短直线。饰片一周的穿孔，应是缝缀在其他器物或衣物上的装饰品。庆阳县塌头出土的龙虎相斗纹透雕铜带饰，表现5条蛟龙与虎搏斗的情景[8]。
虎噬动物纹牌饰、动物相斗纹牌饰是北方草原早期游牧艺术中最常见的题材，在中国北方地区战国晚期的遗存中有较多的发现，尤其以甘肃和宁夏地区为多。中国北方地区的动物纹样应是对欧亚草原上流行动物纹样的吸收与借鉴[9]。在出土和传世的腰牌饰中，大多牌饰相同，成对使用。这些黄金制品特别是牌饰上的图像往往呈左右对称的镜像（mirror imase），即便非以镜像方式呈现者，也多属侧视表现。
马家原的牌饰、车舆饰上常见的、以薄金片剪切成型的虎，如M4出土的虎纹金带饰[10]，M3墓明器车车厢侧板上的金箔虎饰的鬃毛与尾巴都向上卷，形成两个相对的卷曲纹（图三：4、5）。Ml墓随葬明器车车厢侧板上的银箔虎躯体瘦长，使用纵向条纹与横断的节段纹表现，四蹄及角部有用于固定的小孔。这种具有剪纸效果的镂空虎形等动物纹金银车饰，显然受到我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影响，但其造型手法和使用方式在＂北方青铜文化＂中也属罕见。
2.双鸟纹金饰
长6.2厘米，长方形。一共5件。以锤揲法在薄金片上锤打出相对的双鸟，鸟圆睛、勾喙较大，两鸟向内反转，鸟头相对，鸟身细长。正面隆起，背面凹陷，边缘经剪切。四周有钉孔6个（图三：6）。清水刘坪出土一组双鸟纹金带饰与之相似[11]，带饰中部为一略凸起的圆形，两侧各有一正反相对的鸟，双目圆睁，钩喙。四角各有一个钉孔。长5.8、宽3.4厘米（图三：7）。在鄂尔多斯地区，还常见青铜的双鸟形青铜饰件，与刘坪出土的完全相同，都是在带饰中部有一凸起的圆形。鸟纹是鄂尔多斯式动物纹的重要母题之一，图案化的鸟纹是一种最常见的表现手法。一般只刻画头部，而且鸟喙为钩状，弯曲略呈环状。腰带组件中的对鸟形金饰片以薄金片锤揲成型，通过模压、錾刻、抛光、钻孔、镶嵌等工艺制作，四角有固定用的穿孔，中心为圆珠纹，鸟首大嘴、圆目，四翼展开，上压印有曲线形羽纹。这种腰带是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铁器时代常见的腰带形式，腰饰牌和带饰多为青铜质地，黄金质地的比较少见。
纵观甘肃省马家原墓地出土带饰的情况，M16是一座九级阶梯式竖穴偏洞室墓，属于中型墓，在墓主腰部有金带饰的腰带3条[12]；M14为7级阶梯式墓道长方形竖穴偏洞室墓，属于次中型墓，出土一组金腰带17件，由2件和15件对鸟形饰片组成[13]。M15为5级阶梯式墓道长方形竖穴偏洞室墓，属于小型墓，出土金带饰1组，由1件断成两截的虎噬羊带饰和9件羊头纹带饰组成[14]。M20是一座小型墓出土1件虎筮羊腰带饰[15]。
陕西历史博物馆新人藏的这组金腰带，由2件龙虎相斗纹牌饰和5件双鸟纹金饰组成，目前还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一套完整的金腰带，但并不影响我们判断它的时代、出土地、用途。
四、金剑具
2012年征集，长约42、最宽处7.4厘米，总重量101克（图四）。
由6件金饰组成。1件圆牌形，直径5厘米，重4.9克；长柄形剑具1件，长24厘米，重50克，柄部呈束腰形，柄身為长方形，外缘有一周凸棱，柄身正中起脊，装饰一道锯齿纹。3件长方形金片，表面有锻压的等距离凸棱纹，短边内折，像是包在某器的表面；1件正方形金片，表面有锻压的等距离凸棱纹8条，短边内折。从形制来看应当是剑鞘上的装饰，以如此大量的金作为剑饰可见其豪奢。
早在西周初期金属剑鞘已经出现，白草坡M2：25的金属剑鞘＂6]，与琉璃河IM52：28、IIM：25：3：47的剑鞘在纹饰和形态上几乎一致，却与宝鸡竹园沟BZM14：22、BZM25：59、茹家庄BRM1乙：68[17]，以及少陵原西周墓M280：2的剑鞘[18]存在细微差别，这种龙蛇相交，镂空盘绕的剑鞘形式一直延续至春秋早期。梁带村M27出土的金鞘玉剑，金鞘上的吐舌龙、蛇在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玉器上均有发现。也就是说，这些出土于中原的金属剑鞘，纹饰选取青铜器上流行已久的母题，均可在中原的传统中找到渊源（图五）。
但这与新人藏的金剑具明显不同。我们只有另辟蹊径，转而向北，在北方草原文化中找寻。1981年内蒙古敖汉旗热水汤出土了长31.6厘米的被称作＂护牌＂的铜器，正中起一圆棱，宽端似饰一兽面纹，双目突起。背面一端和中间缘部有两桥状鼻，鼻残仔革条两条，两鼻间和两侧有突起的铆钉。背面存经纬较显的编织纹[19]。
宁城小黑石沟收集到的一件B型銎柄双刃器柄与刃身交界处的纹饰相同（图3.2-2：9），而该墓同出锋刃残器可确认为C型銎柄双刃器图，因而其与＂护牌＂很可能配成一套，所谓护牌实际上是銎柄锋刃器的鞘。并装饰虚幻的动物纹样。1977 1982年在云南曲靖珠街的八塔台墓地中发现了带鞘的铜矛，铜（Ⅱ土M119：2）配有长20.6厘米的鞘，即板状铜器内面边缘有8个半环，与木板结合制成矛鞘[20]，1986年在云南昭通营盘墓地出土了与八塔台的矛鞘同形的，长29.8厘米的铜器（M151：2），发表时定名为剑鞘。＂八塔台M119、营盘M151的鞘出土时，其中分别摆放着矛与剑。两个鞘其实都是剑鞘，八塔台M119所出鞘中的矛是作剑使用的，发现时的位置在被葬者的腰部。＂[21]
敖汉旗热水汤出土的＂护牌＂与八塔台Ⅱ土M119的＂矛鞘＂、营盘M151的剑鞘，造型和用途当是一致的，类似的剑鞘或刀鞘在西伯利亚也有发现，但关系似乎还不是很紧密（图六）。
2000年俄罗斯与德国联合考察队在图瓦共和国乌尤克盆地国王谷发掘阿尔赞2号坟家，这座坟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男性墓主腰着金腰带，并佩有木柄包金铁剑和小铁刀，剑首、柄、翼有表现虎搏羊的动物图案里面装有三棱形铁镞数枚。脊和刀首、柄部位贴金箔，男性身旁还有包金箭一个，有的铁镞表面贴金箔，表现＂S＂形水波纹和鹰搏羊的图案，是南西伯利亚萨彦 阿尔泰地区盛行的武器贴、包金，包括短剑、箭箙、箭镞表面的贴、包金。在哈萨克斯坦南塔吉斯肯早期塞种人文化的墓葬中出土的木质剑鞘，外面包金箔。内蒙古伊克昭盟西沟畔战国末匈奴墓就出土过剑鞘金饰片共l5件，均用薄金片压成，有各种动物纹图案，边缘有钉孔，包在剑鞘外面，接缝处有的尚有金泡[22]。这一传统影响到了马家原。在马家原Ml：28出土了一件错金银铁箭 ，两边错金银铁条箭箙，中间4组银箔饰＂十＂和＂S＂字镂空饰，箭箙残损，出土时内存铜箭镞9枚。箭箙应是固定在车厢厢体外。长74、宽13.2厘米。
内蒙古敖汉旗到云南曲靖、昭通的直线距离约为2000 2200公里，中间区域未发现类似的剑鞘。童恩正曾指出，＂新石器时代后期到青铜时代，中国东北到西南存在一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23]。北方草原的剑鞘多是木鞘，在木鞘上装饰金、铜、骨等不同材质的＂护牌＂。陕西历史博物馆新人藏的这组剑具也是受了草原文化的影响，是贴附在其他材质上，这与西周青铜剑鞘是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产物。
五、鋄金银铁车饰
2013年征集到的一组鋄金银铁饰，最大一件长13、宽6厘米（图七：1）。这组车器成瓦形，铁质，凸起的一面金银卷草纹。
甘肃省考古所在甘肃张家川马家原战国墓地发掘出土一批鋄金银铁车饰，与新人藏品形制相似的有M14出土的长方形锾银铁轭首饰（M14：61），一组两件，共2组。装饰于轭首的前后两侧。形制相同，均为长条形，背四角各有一钉。正面变体鸟纹形金箔片两组（图七：2）。
马家原墓地出土的车辆除少数外，大多以髹漆、金银饰件、铜饰件以及料珠装饰车轮和车舆。这种装饰豪华的车辆基本无法行驶，因而车辆应该不是实用车辆，而是一种礼仪性质的用车，代表墓主人的等级和身份。车的装饰，显然与商周时期中原文化传统不同，目前考古发掘的车仅在车舆上装饰。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的部分车舆外就发现装有铜甲片，发掘者谓其形如＂装甲车＂[24]。甲片也都呈长方形，上端平直，方角；下端为对称弧线，困角，中尖。高9 .18、宽6.16、厚不足O.ll厘米。正面有三重与铜片外形相同的类阳线纹样。上端靠外侧各有一组两个小孔，但其上末见任何金属钉，应是用皮条或绳索结于栏外。
阿拉沟M30的木椁底部有明器木车一辆，轮径长约18厘米，轮轴均包银箔，这种装饰手法与张家川的十分相似。显然马家原对车的装饰受欧亚草原阿尔泰文化影响。
结语
根据考古资料对陕西历史博物馆新人藏的这几件（组）金银器的时代、文化类型作了分析推论，这些器物均是一些装饰器，或装饰人体，或装饰车马，有属于秦文化的，有属于西戎文化类型的。在梳理过程中对春秋战国北方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金银器的大量使用，特别是装饰品多用金银制作的传统，是欧亚草原地带的斯基泰、巴泽雷克等文化和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主要特征，与中国中原地区的传统文化主要用玉来制作装饰品的传统不同。在中国，黄金的使用最早见于齐家文化；到了夏代，中国北方出现了喇叭形金耳环，黄金开始作为人体的装饰品而使用；商代，对黄金的使用有了进一步认识；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出土大量金器的墓葬，战国中晚期，金器的制作工艺和金银镶嵌技术日臻成熟。马家原墓地已发掘的墓葬中未见到任何玉器，而金制品主要是各类人体、衣服的装饰和车上的装饰件。从文化传承上来说，这应是吸收了中国＂北方青铜文化＂、西北地区传统文化和欧亚文化因素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的北方是一个由多种考古学文化相互渗透、冲撞和融合的多文化的交汇区。在这个多文化交汇区里，各种文化因素的融合和发展往往会形成一个有自己特点的新的文化区块，互相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陕西历史博物馆编：《神韵与辉煌·金银器卷》，图版3，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2]凤翔县博物馆：《凤翔遗珍》，图版164.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 2年，凤翔县博物馆：《陕西凤翔县上郭店村出土的春秋时期文物》，《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
[3]吳永琪主编：《陕西出土秦金银器》第29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
[4]李自智、尚志儒：《陕西风翔西村战国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1期，第8-35页，图15：40。
[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第64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
[6]同[5]，第36页。
[7]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深圳博物馆《丝路遗韵——新疆出土文物展》，文物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
[8]刘得祯、许俊臣：《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葬的清理》图12-14，《考古》1988年第5期。
[9]单月英、卢岩：《匈奴腰饰牌及相关问题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5年第2期。
[10]同[5]，第34页。
[1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县博物馆编著：《清水刘坪》，图版118，文物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
[12]《张家川马家螈战国墓地2008-2009年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0期。
[15]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72008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 0期。
[14]同[6]。
[15]《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9-2011年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8期。
[16]甘肃省牌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17]卢连成、胡智生：《宝鸡渔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1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少陵原西周墓地》，科学出版社，2009年。
[19]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青铜器及有关遗物》，《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第22页。
[20]王大道：《云南曲靖珠街八塔台古墓群发掘简报》，《云南考古文集》，第369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0月。
[21]转引自《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第80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8月。
[22]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
[23]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第17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2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北赵晋陕墓地一号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