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依然活在我身边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依家乡旧俗，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视为清明节，此日前三后四均为挂山祭扫之期。
　　昨日，阳光普照，春景怡人，一扫近两月之疫情阴霾。我与妻子驱车来到父亲坟前挂山祭扫。屈身点燃香烛钱纸，倒头三叩。一缕青烟袅袅升起，仿佛可以直达天庭。
　　凝望着坟头那蓬茂盛葳蕤的无名青草、那支风中孤零摇曳的白色球幡。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蔫共一丘。那个清瘦而熟悉的身影又一次模糊我的视线，淋湿我的目光。与父亲交集的日子瞬间穿越遥远时空，于脑海中一页页细细地回放。
　　一
　　听村里老人们说，父亲是村里最早一批走出农村的乡里伢子，也是村里人的骄傲和后辈学习的榜样。只读过半年私塾便辍学的父亲自幼勤奋好学，加之头脑灵活，至年长，泥工、木工、珠算等都已样样在行。
　　更有甚者，没上过一天正规学堂的他，竟然会用三角函数的知识来解决水利工程问题，这对于当时连ABCD都搞不清楚的那辈人而言，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此，他很快就成为了公社水利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
　　父亲一辈子最拿手的活，便是房屋建筑和水利工程。其专业技术在全县水利系统和财税系统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我记得，当时两局上下都尊称他为＂刘工＂。
　　那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他主持设计、施工的财税局办公大楼目前仍在正常使用，只是换了单位。四十多年了，可见当时房子建设质量非同一般。
　　父亲一回到家，镇上和村里很多学建筑的人就会来拜师学艺。他也从不吝啬，非常乐意传授，他认为这是他的荣耀。而且只要一谈到筑房子搞工程的事，父亲浑身都是劲。如果不是母亲开饭时及时叫停，他真会废寝忘食。
　　这些前来求教的人，理论知识一般都不行。要从勾股定理、面积体积核算等很基础的东西学起。估计当时父亲是想让我将来继承他的衣钵，所以经常叫我和那些人一起算。久而久之，我也学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包括房屋放样、下基础、楼板试压、打桩等。他经常对我说，学工程建筑怎么怎么好，如何如何受人尊敬。尽管后来我未如他所愿去学这个专业，但那些业余学来的知识在我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却也派上过极大的用场。
　　二
　　父亲工作之余爱听评书喜听戏，攒下了一肚子讲不完的故事。年幼时听得最多的是《杨家将》、《岳飞传》等古典名著，可以说我的童年就是在他口述的故事里养大的。
　　父亲有一个小收音机几乎是不离身的，因为他生怕丢了每天中午播出的那一段三十分钟时长的评书。听得最多的便是袁阔成、刘兰芳、单田芳等人讲的评书，在他的潜移默化之下，我也爱上了这些传统评书。
　　父亲在家里的时候，我便和他一起收听评书。不在家的时候我就跑去电线杆下听广播，或者跑到大队部去听电话。因为当时电话线和广播线是共用的，中午时候不能打电话，电话和广播里都在同步播放节目。
　　读书识字以后，自然喜欢看那些章回体历史小说或与之相关的连环画。故于小学毕业以前，包括四大名剧在内的只要我能够找得到的这类书籍我基本上都读过，并且还能脱本讲述。
　　记得有一年正月去亲戚家做客，坐在他家火炉上连续三天给左右邻居讲《贾家楼》，前来听我说书的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听完后，他们除了对我赞赏有加之外，还给了我十一个现大洋呢。要知道，当时十一元钱可以给我交两三个学期的学费了。
　　后来爱上文字、与书结缘，皆缘于儿时在凉板上、火炉边听来的那些零散的故事。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天，生产队突然通知开会，记得是在晚上，月亮圆圆的亮亮的，看不到一颗星星。
　　我家的禾坪（晒谷子的坪）和二叔家的是连在一起的，挺大。所以会议就在我们两家的禾坪上召开，长短板凳、竹木椅子摆开一大片，打蚊子的针树叶扇子啪啪啪地整整响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听母亲说大概是要分田到户，搞单干。把队里的耕牛也分了，每户派人轮流放牛，否则就没有资格使用耕牛。
　　我们家里几兄妹， 大的在念书，小的又太小，平时原本都是吃照顾——不用放牛。现在要分牛，且还要出人工放牛，母亲差点一下子急晕过去。
　　母亲急忙跑到大队部给父亲打电话，电话老半天都接不通，母亲急得在大队部里直转圈。电话终于接通了，母亲叫父亲赶快回家，因电话费太贵，电话里说不清楚。父亲心急火燎地赶回家，听说这事后也是一筹莫展，一连几天白天吃不香、晚上睡不着。思来想去，为了这个家，父亲决定提前退休，由二姐顶职。当时政策规定：父辈退休，可以由一个子女招工进单位。是有指标的，不用找关系。
　　但按当地的规矩，都是儿子顶职优先。所以，父母十分慎重的征求了我个人的意见，免得日后我为此事埋怨父母。
　　就这样，父亲五十岁那年就提前退休了。其实，他是一个很热爱本职工作的人。
　　四
　　依照政策，我家分了二亩八分水田。由于没有人放牛，家里分到的那一份＂牛＂也就只能放弃了。
　　春耕和双抢，自然没有牛翻耕。但父亲个性很要强，干什么都不肯认输。带着我用四趾的铁耙头人力翻耕，实在忙不过来时，就把六十多岁外公也请过来帮忙。外公是南下干部，那时他已经退休了，反正在家里也是闲着，让他来帮忙倒正合了他的心意。那年，我还未满十四岁。
　　老少三个男人硬是把自己当牛使，抢在有牛的人家之前把这二亩八分田翻了过来，弄得平平整整。
　　此前，我是从来没插过田的。而插田不同翻地，是个技术活。第一次下田，插得慢且不成直线，用柳宗元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正宗的斗折蛇行。为此，生来刻薄的六叔说我是＂锹口＂（不会做事的人）。我嘴上不敢回话，心里却很不服气。
　　父亲农家出身，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见状过来教我：插田是有窍门的，要眼看前方，三点一线，只用余光扫在手上，这样才会插成直线。另外，不能右手到左手上来拿秧，应该左手递秧分秧，左手跟着右手走。
　　依法而行，进步神速。次年，直接把六叔给包了饺子，气得他干瞪眼，无话可说。
　　那些年都种双季稻。搞集体时，早稻亩产一般就300多斤，晚稻亩产也不到600斤。当年，把谷子晒干后，父亲和我一箩筐一箩筐抬起来用杆秤称，结果晚稻亩产780多斤。据不完全统计，我家的稻谷亩产是全村第一名。当时已改大队为村了。
　　父亲笑得合不拢嘴：我家终于没有输，没有牛也能拿第一名。过年时，很多人家都杀年猪庆贺丰收，我家也破天荒杀了一头，而且一两肉也没有卖出去。
　　当年母亲做的那一大锅骨头炖萝卜，其香其味，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记忆里！
　　五
　　父亲一辈子不仅勤劳而且非常节俭。常听他同事们说，每当单位同事们打牙祭——每人凑五分钱加菜，父亲就会悄悄地端上饭碗离开餐桌。去到自己房间从木衣箱里拿一个玻璃瓶，从里面夹出几条平常做好的刁子鱼，凑合吃完这顿饭。他当时在芦苇场工作，刁子鱼很便宜，才五分钱一斤。
　　确实，家里大大小小有五个孩子，我和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母亲又是有名的＂药罐子＂，不但不能下地劳动增收，而且医药费也不菲。一家七口的生计就靠父亲一个人那点微薄的工资来维持，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因此，他平常断然是不会乱花一分钱的。身上那一件黑色的卡其布中山装夹衣一穿就是十多年，尽管洗成了白色也还舍不得扔掉。
　　当然，全家人也没穿过几身新衣服。哥哥姐姐们长大后穿不进去的衣服就给脱给弟弟妹妹们接着穿。不怕笑话，小学时我身上那件劳动布上衣应该是换了第三任主人了。本来蓝色的面料也洗成了白色，像极了现今小姐姐们爱穿的那种磨砂牛仔布。直至改革开放几年后，全家才有余资更换新装。
　　如今，尽管我们这一辈生活已然衣食无忧，却依旧不会大手大脚地乱花钱，因为我们曾经过过苦日子。
　　六
　　这一年，我考上大学。用父母的话来说，终于跳出了＂农门＂，捧上了铁饭碗，再也不用为我操心了。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们比我还要高兴，拿着录取通知书上上下下奔走相告，把那些远亲近邻羡慕得不得了。
　　开学前，尽管比不得＂曲江赴宴＂、＂雁塔题名＂那般风光，父母还是在村里摆了长长的几十桌酒席。
　　是时，父亲已年近六十，身体亦大不如以前，但还是坚持要送我去上大学。我实在不忍他长途劳累，决定一个人去学校报到，我害怕他离去时的背影会朦胧我的视线。
　　或许我天生就是个不太恋家的人，如果不是缺钱花一般不会给家里写信的。由于此次是第一次出远门，银子带得比较充足，所以到校以后两三个月也没给家里写信。
　　有一天，我十分惊讶地收到父亲的来信，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收到的由他写的家书。当然，这也是他一生唯一写过的一封家书，因为平常家里往来信件都是由母亲来写的。
　　父亲的字都是一个一个从别人手上＂瞟学＂来的，没有经过系统学习。所以他既不会拼音也不会查字典，就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整整两页信纸，通篇没有一个标点符号，只是每一句话的后面会空出约一个字的距离，表示断句。
　　每当想起这一幕，我都会两眼晶莹，潸然泪下。如果他不是十分想念儿子，又怎么会费如此周折呢。
　　说来，父亲离去已整整二十年了，这期间我曾梦见过他几次。他还穿着那件青得发白的旧中山装上衣，上口袋挂着一支黑色的马鞍山钢笔。一脸微笑，显得比走时更年轻一些。
　　我问他，在那边过得还好吗？他说，还好，还是干老本行，搞水利工程，工作蛮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