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停止施舍的人

　　＂病态慷慨＂的约翰
　　1990年代初期，有一位名叫约翰（João）的文静的男人，辞掉了他在里约热内卢的一家保险公司管理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并开始从一辆街边推车售卖薯条。他的薯条很快地受到人们的欢迎，一部分是因为它太美味了——它又薄、又脆、又有漂亮的金色。更吸引人的是，约翰时常会免费端上他的薯条。你只需要问，他就会舀一些放入一个盒子而分文不收。他也时常会将他所收到的钱，给了那些在街上乞讨的小孩，或者把这些钱用来给他们买糖果。日复一日，他回到家中的妻儿身边的时候，口袋里连一雷亚尔的钱也没有。
　　约翰是一位丰满、尖耳朵、拱形黑眉毛的人。他之前性格严肃，而且倾向于将钱藏起来。不过，1990年，时年49岁的他发生了一次健康危机之后，就想要以不同的方式过生活。＂我从近距离看到了死亡。＂他会时常这么说。＂现在我要快乐地活。＂没有任何事物，比施舍更能让他快乐。对于那些认识他不深的人来说，他可能看似是无私的化身——里约热内卢的圣方济各。
　　不过，约翰的故事最有趣的一面，就是他的新态度，不是因为精神上的觉醒，而是因为中风所造成的脑损伤。在众多症状当中，他患上了慢性失眠，并且失去了性欲；他开始遗忘事情，又很难集中精神；他的动作也缓慢了下来。他的神经科医生也说，他变得＂病态慷慨＂——就是强迫性地施舍。他对于金钱所持有的悠闲态度，造成他和家人之间起了冲突，尤其是和他共同拥有薯条手推车的姐夫之间。但是，尽管他的家人责备了他，手推车也倒闭了，而他沦落到必须依赖他的母亲的养老金过生活，但是约翰还是拒绝停止。施舍，简直是让他充满了欢乐。（约翰在1999年因为肾衰竭而过世。他的医生基于保护家庭的隐私，只提供了他的名。）
　　慷慨之心在我们的大脑中是与生俱来的吗？
　　神经科学的历史，有许许多多发生了脑损伤后，行为怪异地转变的病人。有些人不再能够辨认动物，或者不能说话但还能唱歌。这些病例为神经科学家提供了许多机会：通过观察人们的行为在发生脑损伤后如何变化，他们就能洞察受损的区域在日常任务中扮演什么角色。约翰也是如此——研究人员希望他强迫性的施舍，能够帮助厘清正常的慷慨之心，并且能够帮助他们了解人类为什么会施舍，以及施舍在生理上为什么会让人感到良好。
　　不过，这项工作是会引起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一般上会视慷慨之心为纯洁、高尚的特征——它是灵魂的证据，而非脑损伤的证据。但是，如果施舍大致上是一种反射、本能、或者甚至有时是精神错乱的征兆呢？我们也会将慷慨之心视为人类独有的特征。如果其他种类的动物也能进化成慷慨，这将会贬低这个特征吗？
　　这些不是无意义的问题。约翰的例子显示，慷慨之心不是某种难以捉摸的＂人类精神＂的一部分——它在我们的大脑中是与生俱来的。虽然慷慨的行为会涉及我们的＂高层次＂大脑区域——就是那些负责理性思维的区域——它们也会在兽性的愉悦中枢里产生同等强烈的活动，而这些神经回路通常会和食物、性欲、可卡因之类的毒品有关联。换言之，施舍的欲望，似乎是由基本胃口和文雅的反省综合而来——这个强力的组合，可能在人类的进化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们长久以来已经知道，慷慨之心和快乐之间有着一个明确、一贯的关联：世界各地的许多不同的社会当中进行的调查发现，施舍会在施舍者当中产生高程度的满足感和幸福。但是，科学家是直到最近才很好地掌握了这个感觉的神经科学根源——我们为何会从施舍得到提升。
　　十年前，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的一位认知神经学家约旦·格拉夫曼（Jordan Grafman）曾调查了这个关联。他将志愿者送入功能磁共振成像机里头，并向他们询问是否要捐献给某些慈善机构。格拉夫曼和他的团队收集了有关过程中最活跃的大脑系统的数据。
　　他们本来预料会在人们的额叶里看到更高的活动。额叶是大脑的一部分，它帮助社交推理，也负责衡量不同的行动方法——而志愿者的任务，正是需要用到这种才能。额叶的确在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中活跃起来。但是格拉夫曼很惊讶地看到大脑的愉悦与奖赏回路，也转换到高速档去了。格拉夫曼说：＂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我们会在那些回路中看到些许的激活，只因为人们通常在施舍的时候，感觉就会好一点。但是我们没有预料到它的程度。＂
　　明确地说，他的团队看到大脑的中脑边缘系统亮了起来。这个系统是大脑的愉悦回路的关键部分，而愉悦回路是促进化学信使多巴胺的生产的一群组织。多巴胺使我们感觉良好。神经学家通常会将这些许多其它种类的动物也拥有回路中的活动，和愉悦的乐趣，如食物和性欲，挂钩在一起。格拉夫曼判断，施舍钱比接受钱更会刺激这些回路。那么，你的母亲对你说的话是真的：施确实比受更为有福。只是她可能不知道，从神经学的角度来说，施舍大致上和吃软糖或性交是一样的。
　　为什么人们不会施舍得更多呢？
　　如果施舍感觉上那么好，那么，为什么人们不会施舍得更多呢？（举例说明，有一项调查发现，有85%的美国人会捐出他们的收入的少过2%给慈善机构。）答案的一部分在于，大脑的其他区域，如额叶，有时会抑制慷慨之心的本能。这让它们听起来似乎很吝啬，而或许正是如此。但是，额叶会帮助我们看到大局，也可以警惕我们有关施舍的缺点。
　　约翰的例子，显示了当额叶失去它参与的功能，任由温暖、模糊的感觉失去控制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约翰的医生相信，他的中风严重地损坏了一个叫做内侧前脑束的组织。它是靠近大脑底部的一组神经纤维。额叶为了监控其它区域，必须从这些区域收到输入，而这就是内侧前脑束的功能所在。它像一条互联网干线一样，会将大脑各区域传来的数据输入额叶，让额叶为了更大的目标而抑制一些会出现的欲望。（比方说，你的额叶会在你节食的时候，引导你不去吃第二块巧克力蛋糕。）当约翰大脑中的内侧前脑束的一部分被破坏的时候，他的额叶失去了控制某些冲动的能力——显然地也包括了施舍钱的冲动。
　　他的脑神经科医生里卡多·德·奥利维拉（Ricardo de Oliveira）说，这个欲望从来没有自发地产生。意思是说，约翰不会主动找出街上的小孩，并给他们钱或糖果。但是每当小孩向他要求的时候，约翰就会忍不住掏出他的腰包。这或多或少是一个反射动作，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听到晚餐铃声的时候分泌唾液的反射动作一样。
　　德·奥利维拉说，内侧前脑束的破坏，也使得约翰的＂惩罚机制＂失效了。惩罚机制是负责惩罚愚蠢行为的系统。在我们大多数的人当中，这个系统会插手，并说：＂笨蛋，你再继续赠送薯条，就会把房子丢了。＂但是，他的惩罚机制受损之后，这样的长远威胁就变得无能——它们阻止不了他。不管他的财务状况有多糟糕，或者他的家人有多少次向他大喊，他始终还是学不会。
　　这一切，又引起了另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会将慷慨之心和自我控制视为高尚的美德。但是，如果有些人会慷慨，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像暴食者或者强迫性购物者一样缺乏冲动控制呢？慷慨之心有时会不会是一个弱点？
　　约翰所感受到的愉悦，似乎是我们施舍的时候的感觉夸大的版本，而他的例子显示，没有了额叶提供的遏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被人要求行善，可以轻易地使我们难以负担。
　　其他类型的病态慷慨
　　尽管如此，即使大脑神经元没有受损，病态慷慨也有可能发生。有些患有躁郁症的人会在狂躁状态中过度施舍，而其他利用礼物来掩饰自己的不安全感或者操纵别人的人，也会这么做。利用药物来调整人们大脑中的化学，也能引出病态慷慨。
　　伦敦的一位神经科医生安德鲁·李斯（Andrew Lees）在1990年代曾配了一种叫做普拉克索（pramipexole）的药物给几名患有帕金森氏症的病人。帕金森氏症是分泌多巴胺的脑细胞的死亡所致，而类似普拉克索的药物，旨在恢复正常的大脑化学。
　　遗憾的是，刺激多巴胺分泌的药物，往往会产生奇怪的副作用，如购物或赌博的强烈欲望。李斯的病人开始服用普拉克索之后，他看到病人产生了几种这样的副作用。他说，三名病人在2000年代初期也产生了＂鲁莽慷慨＂，而这是他前所未见的。一名30岁末期的病人开始举重、赌博、强迫性购物，甚至有一次买了60瓶擦面液。他也将残障抚恤金的钱，大部分给了他的朋友和双胞胎哥哥，以致他的电力供应被切断了。在另一个病例中，一名66岁的妇女在eBay上购买了三辆低座摩托车，尽管她不需要用到它们。她也开始把钱送给家人和朋友，因为她知道自己会把钱花在无用之物上面。另外，一名58岁的博物学家发现他的性欲激增，而他也开始痴迷地写作有关蘑菇和毒蕈之类的事物的文章，有时还会一连48小时写作。他也开始向那些他走在镇上看到的瘾君子分发三明治和钱。他也给了一名少妇两万英镑，而这笔钱是他的家庭负担不起的。
　　李斯怀疑，病态慷慨可能比神经科医生所意识到的来得更常见，因为大多数的医生不会将提高的慈善施舍看作是负面的副作用。最近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发表的一篇文章如是说：＂利他的意愿，往往被视为完全正面的；几乎神圣的特性，而缺点则微不足道。＂但是过度施舍，几乎摧毁了这些病人的生活。即使他们在某个层面上了解其中的风险，但是他们对于施舍，施舍，再施舍的冲动，没有任何防御。
　　李斯终于让三位病人渐渐停止服用普拉克索，而三人全都停止过度施舍。三人当中没有一个在开始服用这种药物之前会特别地慷慨，因此，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 一个简单的化学物——几个镶着氮和硫的碳环——将他们化身成了超级施舍者。
　　李斯的病人全都患有帕金森氏症。但是，大脑健康的我们如果开始吞噬普拉克索，是否也会变成病态施舍者？
　　李斯不晓得。我们当中或许会有一小撮人会发生这样的事。尽管如此，他的帕金森氏症患者的脑损伤，提供了病态施舍如何操作的线索。李斯说：＂在帕金森氏症中，愉悦和奖赏路径以某种程度受到损坏。＂因此，有些病人＂享受生活的能力减少了＂。神经科医生将这个愉悦减少的状态称为＂快感缺乏＂（anhedonia）。这些人未必抑郁；他们不会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也不是在考虑自杀。但是，艺术、音乐、食物、嗜好、甚至性交，不再使他们兴奋——生命变成了一个大＂随便＂。
　　当他们开始服用普拉克索的时候，他们大脑中的化学起了变化：多巴胺又开始流通了。因此，奖赏路径可能会全速前进，让人们至少从某些活动中寻找并感受到愉悦——不过，这些活动未必是他们以前曾经享受过的同样活动。这些活动确切是什么（赌博、购买擦面液、写有关毒蕈的文章），取决于个人的特质以及他具体患有的脑损伤。但是，既然施舍的行为会刺激大脑的愉悦回路，它和其它活动一样都可以产生快感。普拉克索也因为能抑制冲动控制，这个人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令人愉悦的活动。
　　如果这种行为看似一个成瘾的话，这可不是巧合。施舍似乎会在某些人之中变得强迫性，因为他们渴望随之而来的多巴胺激增的感觉——这方面的激增，可能相似于造成一些人对类似可卡因和安非他命的毒品上瘾的多巴胺水平激增。在某种很真实的层次来看，病态施舍者可能是对慈善行为上瘾。
　　慷慨之心如何在人类当中得以立足？
　　慷慨之心的暗面
　　不过，施舍的内心愉悦，只是故事的一个部分。慷慨之心也会影响你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收到你的礼物的人。不幸的是，病态慷慨往往会使接受礼物的人感到厌恶。病态慷慨者的朋友和家人，往往会因为收到大量的礼物而感到困惑、尴尬。主要向陌生人施舍的人，也可能会面对亲人的公然敌意，尤其是当施舍侵蚀了他们的财务的时候。
　　这和倾向将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的正常施舍，形成了对比。收到礼物的人通常会享受这份礼物，并且会觉得感激，也会想要报答。除此之外，在约旦·格拉夫曼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中，施舍者本身往往会在亚属区域呈现较高的活动量。这个处在额叶的区域，负责帮助控制催产素的分泌。这个荷尔蒙会促进社会连结、信任和合作；当我们凝视着亲人的时候，它的浓度就会激增。
　　施舍的社会奖励
　　施舍的社会奖励，可能有助于解释慷慨之心当初为什么会在人类大脑中生根。解释慷慨之心——或者更广泛地说，利他主义——其实是一件令生物学家头痛的事；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曾认为，这个特征是他的自然选择学说最大的威胁之一。 为了了解这一点，想象我们的祖先的一个部落。有些人是施舍者；他们很乐意分享食物与货物。其他的人又吝啬又自私。第一组的人听起来像是更好的人，但是从生存的角度来看，他们却是愚蠢的。荒野之中只有那么多的食物可以共享，因此，情况又清楚又残酷：长远来说，慷慨的人可能会被歼灭。
　　亲属选择
　　但是，其中有个漏洞。20世纪中期的生物学家开始利用一种叫做＂亲属选择＂的理论解释利他主义的行为。这个理论主张，动物，包括人类，更有可能对跟他们有最多共同的基因的亲属更慷慨。亲属选择将利他主义解释为伪装的自私：＂我在短期内牺牲我的福利，反而帮助我的兄弟姐妹存活，最终会提高我的基因持续到未来的机会。＂
　　亲属选择，现在已经是现代生物学的基石。尽管如此，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解释，似乎还是差强人意的。人类不是不知何故免疫于塑造其它种类的进化压力；我们并非免疫，而亲属选择在人类之中也会发生。但是，人类每天也会在世界各地帮助陌生人——捐献时间、金钱、甚至血液和器官给我们不会遇见的人，而他们永远也不会偿还我们。
　　＂群体选择＂
　　生理学家开发了一个叫做＂群体选择＂的理论来化解这个矛盾。群体选择理论主张，虽然自私的个人会胜过利他的个人，但是一群利他的人会在许多任务中（例如作战和狩猎大型猎物）胜过一群自私的人。这个概念直觉上很吸引人，而它也受到进化生物学界知名人士的拥护，其中包括了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E. O. Wilson）。他在数十年前是亲属选择理论的主要支持者，但是他在过去的十年里曾放弃其中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群体选择对那些从基因的角度看待进化的生理学家来说似乎是模糊的，而它对科学家来说也是备受争议的。
　　病态慷慨只是人本性的释放
　　研究大脑在人们施舍的时候会起什么变化，可能有助于解决慷慨之心如何在人类当中得以立足的这个谜。格拉夫曼在亚属区域里看到的活动，暗示了施舍可以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也能够鼓励互惠。格拉夫曼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的互惠有助于稳定人际关系和各个社会。＂比方说，像贸易这样的经济交易，一般上需要人们长期建立信任。换言之，社会的关键方面，正是取决于慷慨之心在大脑中打造的那种社会连结。
　　科学家不知道创伤和药物是会创造施舍的本能，或是只是揭开一个生来就有的，人们却没付诸行动的本能。
　　格拉夫曼相信，脑损伤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性格，并且带出他们从来没有过的特性。但是，费城杰斐逊医学院的心理学教授萨尔曼·阿赫塔尔（Salman Akhtar）说，这个效应也可以有相反的作用。（他曾经研究过没有脑损伤的人当中的病态施舍。他的一名病人曾为了答谢他的帮助而提议给他一百万美元；另一名病人花了三万美元，用私人飞机，让一名她在商场里遇见的小男孩飞往一座主题公园。）他说：＂这就像喝醉一样。你所显现的，本来就在里头。如果你喝个烂醉，然后对你的妹妹说：‘我恨你’，酒精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恨。恨是本来就已经有的，而酒精只是将它释放出来。＂他说，鲁莽慷慨也是一样。
　　约翰的神经科医生，里卡多·德·奥利维拉，在他治疗约翰的那十年里，深深地认识了约翰，而他和他的护士们也多次收到了一盒免费的薯条。他也和约翰的家人广泛地谈及了约翰在中风之前是怎样的人。他得到的结论是，施舍的欲望，一直都在他里面存在着。那么，中风通过破坏约翰大脑的回路，只是将他的性格重新混合了起来：他中风前后的基本特征是一样的，但是他潜在的慷慨之心被推到了前台，并且开始主导着他。
　　这就是约翰本身对于自己的转变的理解。我们可以从多巴胺的激增或者巴甫洛夫的刺激—反应理论的角度讨论慷慨之心，而这未必是错误的。但是它却忽略了约翰的一件重要的事物：施舍真的让他感到快乐，也让他得到了满足感。德·奥利维拉说，约翰是他见过最快乐的人之一。
　　与此同时，约翰和姐夫、妻子和儿子之间的冲突、迫使德·奥利维拉考虑慷慨之心的黑暗层面。他的父亲童年时很贫穷，但还是总是会施舍钱，而德·奥利维拉也试图在自己的生命中对别人慷慨。比方说，他时常为贫穷的病人免除诊费，纵然他这么做使得他的家庭的物质福利蒙受影响。＂因此，我和约翰见面的时候，就立刻对他产生了同理心。＂他说。不过，长远来说，＂约翰促使我反复质疑慷慨之心的道德价值＂，因为帮助别人，使约翰有更少的时间和金钱供养妻儿，也更缺乏帮助他们解决难题的能力。＂慷慨之心对爱我们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负担。＂他说。
　　这并没有阻止德·奥利维拉施舍。事实上，随着他的变老，他也更强烈地相信，我们是在施舍给别人的时候，才最会变得更人性化。尽管如此，他现在意识到，慷慨之心可以是有利的。他说：＂约翰的例子提醒我们，善与恶之间的边地，可能要比一般上的假设来得更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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