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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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针对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的创新指导战略，基于此，本文研究新时期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新路径，提出结合教育培训与制度监督；丰富廉政教育的内容；丰富廉政教育的形式；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四个措施，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官僚主义；四风问题；责任意识
廉洁从政的党性文化一直的共产党建设的重点内容，从文化的构成来说，廉政文化是革命文化、民族优秀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结合体，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执政目的上所认定的正确方向，作为从严治党的根基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也是党领导干部先进性纯洁性的保证。
一、教育培训与制度监督相结合
监督制度的建立目的在于预防腐败行为，对于腐败行为的惩治也应该在监督制度中有所体现。在监督的同时，对党员干部廉政的教育必不可少，总的来说，教育是基础，而监督则是必要的手段[1]。在进行党员的廉政培训教育时，要侧重于思想道德防线的建立和强化，真正在党员的意识深处形成＂不想腐败＂的正确思想，进而实现腐败动机的消除。而监督的制度实施是杜绝腐败的保证，制定的监督制度要侧重于规范党员行为，站在党纪国法的基础上制定党员＂不能腐败＂的监督准则，将党员腐败的机会扼杀在摇篮里，另外监督制度的制定要更加侧重于检查，相关的制约和惩治条例必不可少，让党员在制度的威严下＂不敢腐败＂，达到对党员的警醒作用。建立的反腐倡廉制度本身对于党员是有一定的教育作用的，所以將教育和监督结合起来能够实现更好的效果，教育内容的制定就可以是反腐倡廉的监督制度，通过学习形成党员正确的思想意识形态。
二、丰富廉政教育的内容
习近平主席曾经说过：＂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所以要不断的丰富廉政教育的内容，在建立的过程中，选取的内容要符合党的形象，从人心背向的角度出发，站在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上，让干部党员对腐败建设引起重视。例如党建提出的四风问题，可以作为丰富廉政教育内容的准则，四风问题是如今官场中容易出现的腐败问题，党员干部在为党的建设工作服务时，也容易出现形式主义问题，容易滋生官僚主义，更容易在不严谨、不重视工作的思想下产生享乐主义，更有甚者行为作风奢侈无度，因此，在进行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过程中要不断更新内容，及时发现党员干部在工作中不经意体现出的问题，及时教育更正，更要有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魄力，让教育工作发挥出良好的整治效果。自我批评和整风批评中体现的真正问题，是廉政教育工作的侧重点，根据发现的问题，编写教育内容，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及时的正确指导，实现廉政办公的良好环境。
三、丰富廉政教育的形式
科学合理符合实际情况的教育模式是教育工作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和保障，教育的形式要坚持靶向原则，也就是说形式的构建要摒弃传统的教条化、公式化，建立以党员干部为主体的教育模式，运用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的内容形式，引入新媒体，发挥传统媒体的优势，应用纠偏统一的教育理念增加教育的趣味性，还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党员廉政的教育。其中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结合应用价值很高。云计算、物联网发展飞速，因此在廉政教育中引入新兴力量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以往廉政教育通过报刊、杂志、电视节目进行宣传，而在如今要将廉政教育的信息广泛传播在微信、微博以及各大报刊新媒体客户端上，便捷广泛的通信方式，能够起到时刻警醒党员干部坚守廉政之风，也能让广大人民群众时刻了解党的廉政教育方向，教育的内容要保证值得思考、有深度、有内涵，符合人们的思想逻辑，深化人们对于党廉政教育的认同感。
四、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
在党员的廉政教育中强化党员的责任意识是增加其工作动力的有效途径。责任意识帮助党员干部树立勇于担当的信念，通过增加党员的工作压力，端正党员的工作态度[2]。比如在已经完成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可以发现，存在部分党员对于廉政教育核心思想没有正确的认识，工作的开展仍以马虎态度对待，＂打太极＂的工作态度并没有大的改观，也就是说，他们在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严肃认真工作态度上仍然有所欠缺，这一现象在基层的廉政教育上表现明显。严重的是廉政教育流于形式，无形之中被归类为面子工程，这样廉政教育的效果并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强化责任意识，要在精心部署的基础上重点建设，让廉政教育从间断消失化中挣脱出来，向着平常性、有效性前进，真正实现党员干部的严谨廉政之风。
五、总结
综上所述，新时期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新路径，要从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入手，实现教育效果的最优化，强化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加强反腐倡廉的监督力度，以党员干部为主体，规范正确的价值观取向，实现党员干部的自觉廉政，强化服务力和创新力，形成效果明显的教育格局。
【参考文献】
[1]王小金.基于态度转变模型的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实效性研究[J].廉政文化研究，2016，7（01）：73-78.
[2]吴士和.探索廉政教育方式分层分类分责实施——上海市杨浦区开展党员干部廉政教育活动纪实[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1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