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表面几种常见的特种装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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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青铜器装饰工艺主要采用直接范铸而成，即通过在范上进行雕刻，而在器物表面形成浅浮雕的纹饰，这种装饰风格往往突出青铜器的雄浑质朴，也恰符合其主要承担的礼器作用。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青铜表面装饰工艺出现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铁器的大量使用，为青铜器装饰提供了新的工具，青铜器表面装饰也逐渐追求线条与色彩，继而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种装饰工艺。
一、包金银、贴金银
利用金、银质地柔软、延展性好的特点，将其锤揲成金片、金箔，包裹或贴附于器表作为装饰，称为包金和贴金。包金与贴金最大的区别是是否使用粘合剂。
早期包金器件有广汉三星堆一号器物坑所出铜杖，年代可早到殷墟一期。浚县辛村西周早期卫墓出土有包金的兽面饰和铜泡，金层匀薄，花纹毕露。可见其技术已娴熟。
已知中国最早的金箔，出自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墓葬，箔上有云雷纹，厚度不到1毫米，安阳大司空村171号墓出土金箔厚度仅0.01毫米，如此厚度的金箔，一定需要高超的锤揲技术。
二、宝石镶嵌
将原始社会后期骨、石器上的镶嵌技法用于青铜器上，于器表镶嵌宝石、贝及含铅矿物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大流派。这些器物精工细作，其上的饰物增添了器物的色彩和美感，往往更为人们所珍视。
最早的实例是偃师二里头商早期遗址中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牌饰，商周时期发现的镶嵌铜器不多，主要是兵器和一些小型器物，春秋战国及西汉是镶嵌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技艺娴熟，产量大，应用广泛。除了带钩、车马器等饰件，还出土有大型铜器如壶、敦、钫、鼎等。镶嵌物的种类也很多，除绿松石外，还有玉、玛瑙等多种宝石共施于一器，色彩斑斓，富丽华贵。
1972年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刘家台出土的战国错金银镶嵌铜壶（图一），高18.8、口径8.4厘米，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将错金和镶嵌工艺集于一身，更显器物之华丽。
三、红铜装饰
在青铜器表面装饰红铜也较常见。红铜，色红紫，硬度比青铜低，延展性好，与青铜形成色彩鲜明对比的图案。早在商代就有红铜镶嵌的青铜器件，这种工艺在西周时似未得到发展，它的复出是在春秋中期以后，到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如固始侯古堆1号墓壶、罍、方豆，陕西凤翔射猎宴乐壶等，战国中晚期以后，常与其他工艺配合使用。
红铜装饰的工艺，大多认为是嵌镶法，即用红铜锤成薄片或成条，压入预铸纹槽中磨错而成。但也有学者提出，并非所有的纹饰都是如此，他们认为有些红铜纹饰是预先用陶范铸就的，合范前用泥浆或胶漆粘接于范面，浇注器体时，青铜凝固收缩将纹饰紧固，铸后再错磨外壁即可呈现红铜本色，这种被称为铸镶法。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嵌红铜螭纹盉、星芒兽纹豆、鸟纹扁壶即使用铸镶法。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战国蟠虺纹铜扁壶（图二），1965年出土于陕西省乾县阳新白塔村，高32.2、口径11.2厘米。直口，短颈，器腹扁平而圆，平底，长方形圈足，两侧肩对称的两个铺首衔环，颈部饰三角形图案，腹部为长方形格栏，格栏内饰蟠虺纹。格栏处为红铜镶嵌。红铜的延展性不如金，所以通过对格栏边缘处进行显微观察，可以看到凹槽处填充不满的状况。从红铜片断裂处可观察铜片的厚度。
四、错金银
中国传统的金属表面装饰方法，又称金银错。《汉书·食货志》记载：＂错刀以黄金错其文。＂这种工艺兴起于春秋时期，发展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至西汉时期。这种工艺的出现与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铁工具的大量使用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的错金银工艺基本上是先在铜器模范上做出错金银纹的凸纹，待青铜器铸成后，再把金、银锤锻成金银丝、金银片，压嵌在铜器上的纹槽内，经过磨锉使之与铜器表面平齐，构成各种花纹、图象、文字。目前我们能见到错金银器大量出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广泛流行，考古发现战国汉代的错金银工艺水平更加提高，金银错青铜器数以千百计。著名的如错金铭文栾书缶，此缶肩部有铭文五行共四十字，全部错金。还有如山西长治错金豆，陕西西安出土错金杜虎符，河北满城汉墓出土有错金博山炉等。
错金工艺操作基本分作四道工序：
1.凹槽制作及加工。器物在铸造时，须于待错部位铸出凹槽、凹面，之后对铸就的凹槽须加錾凿，截面呈上大下小，并使凹槽表面粗糙，以便金银丝或片镶嵌牢固。
2.金属镶嵌：预制的金银线、金银片须适当加热，使之更为柔韧，易于成形。然后用刀具或玉石、玛瑙制成的压子将丝、片嵌压人槽内，有时须加力捶打使结合妥贴。
3.错磨抛光：《诗经·小雅·鹤鸣》说：＂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嵌入的金银丝、金银片须用细的错石错磨，再用皮革、织物仔细抛光，使器面光洁平滑。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对于精细的纹饰，提前不铸凹槽，而是在器物铸造好以后，再錾刻凹线，以便金银丝嵌入，再进行抛光。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秦代错金铜器座（图三），1965年收集自陕西省供销社废品库，高26、底径14.5、口径4.5厘米。直口，身细长，靠器座底处收束，器座底部呈喇叭状。通体饰错金漩涡状云纹，构成精美流畅的图案花纹。从部分错金脱落处的痕迹可看出，金片已被处理得极薄。
陕西省铜川市药王山出土的战国错银铜镦（图四），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长13.3厘米。镦，戈戟柄末的金属套。通体错银片和银丝形成错落有致的纹饰。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战国错银铜弩踵（图五），长5.7、高5厘米，1971年拣选自陕西省废品库。弩踵，弩机之配件，装于木质弩臂末端，常为铜质。这件弩踵表面错银部分多已缺失，如此便能清晰可见凹槽的状态和厚度。从边棱的直角和坚硬的线条，初步判定应是铸造后錾刻凹槽再进行嵌错。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战国错金银兽首铜带钩（图六），长13.1厘米。金银错同时出现在带钩上，并用金片或金丝呈现花纹不同的线条。
五、鎏金银
鎏金技术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出土器物不多，多为铜带钩或车马饰等，较早的实例如洛阳烧沟出土的战国鎏金铜带钩，到汉代，这一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和成熟，代表作如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鎏金与包金、贴金有时从肉眼观察不易区分，鎏金用的金汞齐由金箔和汞制备，所以鉴别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光谱分析其有无汞的存在。关于鎏金的工艺流程，《物理小识》记载：＂以汞和金，涂银器上，成白色，入火则汞去而金存，数次即黄。＂其主要工序为：
1.制备＂金汞齐＂：＂金汞齐＂的制备是一个化学过程，即把黄金碎片放在坩锅内，加温至400℃以上，然后再加入为黄金七倍的汞，使其充分相熔，成银白色膏状物，制成所谓＂金泥＂。
2.金涂：用金泥在青铜器上涂饰各种错综复杂的图案纹饰，或者涂在预铸的凹槽之内。
3.金烤：用无烟炭火温烤，使汞蒸发，黄金图案纹饰就固定于青铜器表面。同时随着汞的蒸发，鎏金层色泽逐渐由银白色变为金黄色。
4.压亮：用玉石、玛瑙所作＂压子＂砑光金层，使之致密、牢固，呈现鎏金器件特有的亮丽光泽。
若所需鎏金层较厚，则将上述工序反复多次。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铁芯铜龙（图七），高36.9、最宽处10.5厘米，1975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草场坡出土。该龙铁芯铜壁，铸造而成，表层鎏金，鎏金层较厚，以显示器物丰满圆润，这也是唐代工艺之特点。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西汉鎏金竹节熏炉（图八），通高58、径9厘米，1981年陕西省兴平市茂陵东侧从葬坑出土。鎏金与鎏银同时使用于一件器物，更加突出色彩和富贵，并且在鎏金银层上还有刻划的纹饰。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北魏晚期一东魏鎏金佛菩萨三尊铜造像（图九），通高35厘米，1999年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大刘庄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西汉鎏金云纹铜器座（图十），高8.9宽4.3厘米，西安市东郊出土。一组四个，应为木质或漆质器物底座，鎏金层上刻划的云纹清晰可见。
六、彩绘
将陶器上常用的彩绘工艺运用于青铜器装饰上，使其表面形成丰富多彩的画面和色彩。制作方法上通常在载体和颜料层之间有一层过渡层，使颜料与载体结合更加紧密。秦代铜器上着彩工艺，先在铜器表面涂布一层由天然树脂和天然羟磷灰石及氧化硅填料组成的白色涂料，形成过渡层，然后用颜料作画。这类器物保留下来的很少，大概是由于铜器表面的光滑及有机质的分解所致。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彩绘铜镜（图十一），直径25.5厘米，陕西历史博物馆1992年征集。我们曾对这面彩绘铜镜进行过分析，鉴定确有有机质，但由于含量甚微，无法确定其确切成分，有可能是胶或阿拉伯树胶。从颜料大量脱落来看，很有可能是这层有机质分解所致。也有可能未打底，直接用有机质将颜料调和进行彩绘。
陕西省府谷县文管会藏汉代彩绘带盖铜鼎（图十二），通高11.5、口径12.5厘米，1999年出土于陕西省府谷县新民乡。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彩绘云纹铜锺（图十三），通高19.6、口径8厘米。这件器物上有清晰的红、白、紫色彩绘线条，从其颈部、肩部残留的纹饰痕迹，估计还有其他装饰工艺并存。另件汉代彩绘铜洗（图十四），高12.5、口径22.3厘米，是1959年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购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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