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交所总经理王建军建议将欺诈发行最高刑期由年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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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发行违法成本低，导致这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的问题，一直受到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深交所总经理王建军日前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当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的违法成本。
据悉，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领衔提出＂关于修改刑法加重欺诈发行犯罪刑罚力度的议案＂，建议将欺诈发行的最高刑期由5年改为无期，并相应提高罚金额度。
王建军领衔的另一份议案是重点关注为同股不同权公司在A股上市扫除制度障碍。该议案为＂关于修改公司法完善双重股权结构制度供给的议案＂，建议修改公司法关于＂一股一权＂的规定，将其改为＂所持每一相同种类股份有相同表决权＂。加重资本市场犯罪刑罚力度十分紧迫
王建军表示，近年来证监会系统在稽查执法上下了很大功夫，无论是处罚的案件数，抑或是处罚的金额数，都是历史新高，但还没办法根除的原因，就在于犯罪的制度性成本太低了。
王建军认为，现行刑法将欺诈发行罪归入＂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范畴，归类不够准确，对欺诈发行范围只限于股票和债券，规定的最高刑期仅为5年，最高罚金为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的5%，适用范围偏窄，刑期配置偏低，罚金显著轻微。与此同时，行政处罚难以填补刑罚力度不足的缺失。而横向对比境外的相关规定，关于该罪的刑事处罚通常都较为严厉。
对此，他认为加重资本市场犯罪刑罚力度是十分紧迫的。这既是为注册制改革、证券发行市场化改革做好铺垫，同时也是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有效举措之一。
＂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犯罪屡禁不止，且有逐渐增多趋势。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该罪危害性质认识不足，刑事处罚力度不够，制约了股票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和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对此，王建军建议，将该罪的犯罪类型从＂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移至＂金融诈骗罪＂，并将罪名修改为＂欺诈发行证券罪＂，同时提高犯罪刑期，情节特别严重时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并相应地提高罚金额度。
王建军还建议，单位犯罪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自然人犯罪的规定进行处罚，即亦要承担相应罚金，从而保持自然人处罚的一致性。
王建军指出，欺诈发行，欺诈的对象是动辄几十万的社会公众，但受到损失的不仅仅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它潜在的更大影响是提高了直接融资的制度成本，也制约了我国证券发行的市场改革。
＂监管部门不能容忍造假，入口出事了，制度上就要就此完善，这种制度上的完善，相当于给市场开了一副药。另一个，企业欺诈，反映的是另一种类型的欺诈，我们就又得完善一次，又给市场开一副药。因为市场有各种各样的企业，我们完善制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为这个市场开了各种各样的药。对未来要进入这个市场的企业来说，这些药都得服上，但这么多药吃下去，对企业影响也很大。所以，为什么现在说上市困难，其实是因为后端处罚不严，光靠前端审核‘拦住是非常艰难的。＂王建军表示。
王建军还就加重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的处罚程度打了个比方：＂要把火柴棍变成大棒，甚至变成利剑，这样才有可能为前端的注册制改革、证券发行市场化改革做好铺垫。这也是创造条件推进注册制改革中‘创造条件的内容之一。＂限制双重股权结构的规则有必要修改
除了建议加重欺诈发行犯罪的刑罚力度之外，王建军还建议修改公司法，完善双重股权结构制度供给。
王建军对上证报记者进一步阐释了他提出这项建议的考虑。
他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有序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不断加速，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新经济快速成长，新兴企业大量涌现。
此类企业具有一定的＂人合性＂色彩，对于股权融资与控制权稳定的平衡需求较为强烈。双重股权结构除一股附着一个投票权的普通股外，还设置了一股附着多票的超级表决权股或无表决权普通股等特别股，能够避免公司上市后的控制权稀释，契合新经济公司上市诉求。
但现行公司法关于股份公司股东表决遵循＂一股一权＂的规定，限制了以超级表决权股为代表的双重股权结构的运用，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导致境内双重股权架构企业只能到境外发行上市。
王建军分别从国家政策、资本市场建设、公司自身发展和国际经验比较等层面，分析了完善双重股权结构制度供给的必要性。
其中，在国家政策贯彻层面，他认为完善双重股权结构制度供给，有助于充分调动企业家、科研人才的创新积极性，有助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实，为市场新生力量发展创造空间，推动创新创业＂新引擎＂加速发力，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
从资本市场建设层面看，他表示，完善双重股权结构制度供给，有助于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高A股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与吸引力，使境内资本市场成为中国新经济的主场，使投资者能有更多机会参与我国新兴产业，进而真正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多层次市场体系。
对此，他建议修改公司法第103条关于＂一股一权＂的规定，改为＂所持每一相同种类股份有相同表决权＂，同时修改第131条，授权国务院制定细化性配套制度。
王建军指出，原来的公司法是在新经济发展还不那么突出的情况下制定的，现在来看，制度应该更多地去包容创新资源。设计制度就是为了尽最大可能地聚集资源、使用资源，而不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去。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有悖于激励创新的陈规旧章，要抓紧修改废止；有碍于释放创新活力的繁文缛节，要下决心砍掉。
王建军对此表示：＂制度本身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如果它是存在障碍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那就有必要改。我们也希望来推动这方面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