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但不能忘记卷连载

　　三
　　1967年元旦前一天，我和母亲坐上硬卧车厢，陪同我们的还有卫生所长董大夫。
　　车厢轻轻摇晃着，车轮的铿锵声催人欲睡。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时而为我测量体温，时而给我吃药，一夜都没合眼睛。我迷迷糊糊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在列车有规律的晃动中似睡非睡，待再次睁开眼睛时天色已大亮。竟不知道第二天是怎么住进旅馆的，只记得下车后大雪又在飞舞，成团成团的雪粉从地面扬上去，又从天空纷纷扬扬洒下来。站前广场的雪浪此起彼伏，鞋踩在雪地里咯吱咯吱直响，一直陷到膝盖。我倚着母亲的手臂机械地上车下车，左眼钻心的疼痛，有时疼得轻一些，有时疼得要命，火一样在烧眼眶。
　　母亲背着我走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院里的形势和糖厂差不多，满走廊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都有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大喇叭里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曲，以及各种造反组织的＂郑重声明＂、＂最后通牒＂、＂严厉警告＂……给我看病的眼科大夫是位老人，办公桌上摆着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他没穿白大褂，牙齿是那么整齐，以至近在咫尺也分不出哪颗是真的哪是假的，穿的是病房护理人员的蓝色工作服。回想起来，还是＂反动权威＂好，改造的环境比一般走资派强多了，下到底也是到门诊看病。大夫给我做了全面检查，我发烧、头痛，左眼眼底充血，视力只有零点一。大夫用很低的胸音问我们为什么不早来治疗？听完母亲的叙述，沉默许久，才在诊断书上写道：＂左眼角膜挫伤，建议住院进一步会诊。＂护士给我打过退烧针，涂上眼药，用两根细绳套在耳朵上挂住眼罩，让我们坐在走廊连椅上等待董大夫办理住院手续。董大夫回来愁眉不展说，明天是元旦，住院处的人早早下班了，三天以后才能住进病房。母亲没料到病情如此严重，心急如火对董大夫说，与其等在这里，不如直接去北京检查治疗。董大夫说他做不了主，需要回去请示再决定。
　　董大夫回齐齐哈尔了，留下我们在旅馆里过新年。
　　元旦的下午，母亲叮咛我好好躺着休息，她要去打长途电话询问董大夫请示的结果。母亲披上大衣出去后，我睡不着，身上老是发冷，一只眼睛盯着窗外出神。我们住的旅馆是三层楼，一层是公共浴室，二层是理发室。整座楼的店面都放假了，空空荡荡没有旅客，暖气供应不足，躺在被窝里还觉得凉。左眼的眼罩里痒痒的，大概是药物正在消肿。太阳慢慢落向西面，窗玻璃变成红中发黄的颜色，估计四点多了，我着急起来，母亲还不回来？
　　楼下响起喧哗声，有人大声喊叫着为球队加油。我裹着被子爬起来，透过窗棂上一小圈冰花融化了的地方一只眼睛望去，意外发现距楼下五十米的地方有一所中学，学校门前是一个简易冰场，两支少年冰球队正在进行冰球赛，双方都有拉拉队呐喊助威。我吐出哈气融化玻璃上的冰花，用手擦净水痕，一瞬间恍如隔世，又看到了多少年前的情景。可能产生于我自己的意识，也可能根本不是自己的意识，仅仅是储存在头脑中的记忆，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孩子们传来的每一阵喊声，都煽起我难以平静的情绪，人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了。在糖厂大院里，一切体育活动都被看作干扰运动的因素，而在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孩子们却照样进行冰上体育运动，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也使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被夺去的生活。他们的世界依然是美好的，未来依然是广阔的，幸福还是在什么地方存在着的（将来大家都会有那样的生活），并不像我经历的这样一塌糊涂。
　　我贪婪地看着冰场上的比赛，看到队员们精彩的突破和射门，我也热血沸腾喝起彩来，刚喊出声音就脑浆乱晃，树木在跳舞，大地在漂浮，好悬没摔倒。我将额头贴在玻璃上，用凉气镇一下，有什么在抽我的脑筋，疼得眼前直冒金星，我不得不用手指掐着太阳穴减轻疼痛。
　　＂快躺下。＂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带着一团雪花和寒气回来了，头发上的围巾一直系到下巴底下，脸盘冻得发红，鼻子也是红的。
　　我捂着脑袋躺下，问：
　　＂妈，怎么才回来？＂
　　＂过年，电话局休息，我找到总局才打上电话。＂母亲拍打着身上的雪花，解下围巾，对着冻僵的手掌呵气。她给我买回几根哈尔滨红肠，几个面包。＂吃饭吧。＂
　　要是平常看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早垂涎欲滴了，现在什么都不想吃，闻着味儿都恶心，要吐。我摇摇头，没有回答。
　　＂怎么，头疼？＂母亲问。
　　我又掐起太阳穴。
　　母亲坐在床头上，抱起我的脑袋放在大腿上，用嘴唇接触一下我的额头，想知道是否有热度。每当儿子生病她都是这样的，又把手放在胸口上试试没发烧，亲了亲我，为我捋起额头：
　　＂儿呀，听妈的话，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吃不下去也得吃，这样才有力气。要不的话，你的病怎么能好。＂
　　我觉得胸口堵得慌：
　　＂妈，我想出去一下，回来吃。＂
　　＂干什么？＂
　　＂换换空气。＂
　　＂就一会儿么？＂
　　＂不，我要看冰球。＂
　　＂到哪儿？＂
　　＂楼下。＂
　　母亲诧异地望着我，我的独眼里一定充满渴望，她理解我的渴望，爱活动是男孩儿的天性，一个孩子决不会装病。为了儿子能吃东西，母亲无法拒绝请求，况且我躺三四天了。母亲把双手搭在我的肩上，低声答应了，她给我穿好棉大衣、大头鞋，戴好皮帽、手套、口罩，搀扶着我慢慢走下楼梯。走出大门，一层脆薄的冰屑在我们脚下簌簌作响，脚底下发飘，有些趔趔趄趄，每走一步就跟着震荡一次，从头盖骨到脊椎都要碎裂似的。一股清冽的寒气迎面扑来，头痛减轻许多。我不想让大人加入孩子行列，以免大家拘谨，不让母亲送了。她只好目送着我摇摇晃晃走进小观众中，隔着一段适当的距离，远远看着我别摔倒。
　　有人看见我是个戴眼罩的病人，主动让出一个空子。我扶住球场的围栏站住，夹杂在一般大小的观众中间，一种暴风雨般的感情和回忆突然在内心涌起，热流如灌。我又看到体育比赛，回到从前的生活之中，我站起来了，比原来高了，复活了。我觉得在孩子们中间的感觉真好，谁也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走资派狗崽子。自己的生活原来可以多么不同的，在我的记忆里，这种心情只有在＂文革＂前才体验过。周围人都和我一样，不会时刻提醒我注意身份，不歧视我，欺侮我。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同样有参加活动玩耍的权利。虽时间暂短，毕竟摆脱平日的忧虑和压抑。
　　是的，人只有经过磨练才能体味人生，没受过折磨的孩子很难理解这种心态。那一瞬间我感到了做人的尊严，不必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无须羡慕他人的身份，也不用再违心说假话了。我想痛痛快快放声大笑，又想痛痛快快放声大哭，既欣喜若狂又悲哀至极，为我自己，也为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站在他们中间忘记头疼，忘记寒冷，忘记了自己是谁，和孩子们一样狂热，大喊大叫着为喜欢的球员加油助威，为该进没进的球遗憾，为巧妙的配合叫好，场上球员射进的每一个球都像我射进去的那样兴奋。我知道自己是在宣泄，球场给我一个宣泄的机会，我终于找到一个正当发泄的理由，生命与力量融为一体，尽情宣泄半年来的压抑和愤懑。尽管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独眼龙，还不习惯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关键时刻看不清楚。但没关系，我狂热地掀开帽耳，扯掉口罩，扯掉眼罩，任寒风刺激得不断咳嗽，还是愉快得不得了。我把自己想象成猫头鹰，看什么都用一只敏锐无比的眼睛。
　　球场休息的时候，我仍旧沉浸在如醉如痴之中，思绪混乱而愉快，母亲喊我才清醒过来。回头望去，见母亲远远站在凛冽的北风里，冻得瑟瑟发抖，坚持着不肯破坏孩子们的兴致，只是做着手势示意我戴上眼罩，当心别让感冒加重了。她翻起大衣领子缩进双肩，不停跺着脚，用吐出的哈气暖手，围巾上挂满哈气凝成的霜花，落日的光芒映红她的身体，头发、眉毛上的霜花都一齐闪耀起来。我不安了，母亲一下午连口热水都没喝，冰天雪地会冻坏的。我戴上眼罩，不好意思再看下去，免得母亲一直等我。
　　那天晚上，我的兴致特别高，吃掉一个面包和半截红肠。我让母亲吃面包，她却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大饼子泡在开水里，就着咸菜咽进肚里。我把红肠塞进母亲嘴里强迫她尝尝，她咬下一小口，就借口吃不惯这种味道不再吃了。我知道母亲惦念我的姐姐妹妹，担心她们过年吃什么，晚上睡觉封不好炉子煤气中毒。母亲告诉我，糖厂造反派不同意我们去北京看病，她在电话中和斜眼争吵起来。母亲强调我们不能等待，耽误病情谁负责？对方见母亲的态度不容置疑，又提出厂里不能担负看病的费用。母亲急了，为保住孩子的眼睛什么费用都认，糖厂必须派人带一笔钱来垫上再说。
　　新年过后，学校的教导主任曲元春赶来了。
　　＂文革＂期间严格控制进京人员，外地人须持省级进京介绍信，旅店方能接待。当天下午，曲老师去黑龙江省轻化工业厅办好进京介绍信，母亲又背起我登上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一路颠簸，我又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发热发冷的病态更加剧烈了。牵扯到费用问题母亲没买卧铺，再次抱着我坐了一天一夜，一晚上都没合眼。我一直昏昏沉沉睡在母亲的怀里，火车进北京站时，母亲的腿和手臂都压麻木了，老半天才站起身来下车。她累得背不动我，是曲老师把我背进天桥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曲老师原来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入党对象，母亲被打倒后，有人说他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红人，入党的希望也吹了。这一次造反派指派曲老师来护理我们，看上去他一脸的不情愿，始终疏远我们，唯恐受到牵连，后来他果然中途退却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顾不得休息，就领我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同仁医院看病。我将脸颊贴在车窗上，瞪大一只眼睛望着前门大街，看什么都新奇，心里的激动难以言表。哦，北京，祖国伟大的首都，从我懂事起就怀着一个美好的心愿，将来一定到北京看看。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北京，现在，终于能亲眼目睹梦绕情牵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