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小就被妈培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生意人,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酷暑还是严寒,总会根据时节做点小本生意,妈会说,街上的孩子不学着做点生意,万一将来上不好学,又吃不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可咋办?总归,做个小本生意还是可以维持生存的,最起码温饱问题解决了。每位曾历经生活磨难的母亲,总是免不了为儿女的将来谋虑、打算。 于是,夏天里,每逢周末,我们会十分不情愿地配合妈,把桌子、水桶、水杯搬到街面上。那时我大概八九岁的样子,弟弟也就六七岁。看到陆续从四周村子来赶集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心生便生出无比的羡慕和怨恨,羡慕人家小孩可以打扮的漂漂亮亮、花枝招展的招摇过市,而我们只有坐在那里一整天,倒水、收钱、被太阳晒,不知这种伤自尊的苦日子要熬到何时。唯一的乐趣,便是下午散场时分,那些卖冰棍、葡萄的人会用他们的商品和我的商品互换,也算是互惠互利了,他们站在我的桌前,象牛一样畅饮,而我则和弟弟开心地舔着已经融化了一半的冰棍,或者吃已经被一天的阳光晒萎了的葡萄。 冬天里,便改为花生瓜子之类,从开始的按包卖,到后来的按斤卖,苦倒不苦,唯一让人心里怯火的是算账了,往往心里算半天,也没想到整斤的称可以整斤的算,也就不会有那几斤几两的的不好算账的问题了,到后来,时间长了,也能马上就算出几元几角了,似乎心里卸下了一块大石头,别的也就不在话下了。实际上赚不了什么钱,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尽情地吃花生瓜子。 慢慢长大了一些,就约上伙伴,骑自行车到附近的村子去批发一些时令鲜果之类,什么苹果啊,桃子啊,香瓜啊,甜杆啊,摆在街上叫卖,卖到最后,除去本钱,就剩一堆不新鲜的剩瓜烂桃了,拿回家自己吃。 后来,发现水果并不怎么赚钱,又改为卖凉粉,妈叫木匠打制了一套条桌条凳,去碗店买来几十个碗。开始烧锅搅凉粉,头天晚上把凉粉搅好放凉,到第二天一早就把凉粉摊摆在了街上,凉粉切好、码好、摆在碗里,鲜红如血的油泼辣子、酱油醋盐、芥末都一一摆好,只等食客坐下来品尝了。天热,赶场的人也乐意花点小钱坐下来吃碗凉粉,顺便歇歇脚。所以,凉粉摊前总是坐满了人,也让自己更充满了热情。 再后来,不知何时起,竟一抬头发现,一街两排的全成了凉粉摊子,价格也由于竞争的惨烈,降的都包不了本了。实在无利可图,收拾了凉粉摊子再也没卖过一次凉粉了。 生意做了那么多,虽没有赚到什么钱,但也平平安安,没出过什么乱子。唯一次的经历,可谓惊心动魄,至今难忘。因为那次南街有家人在过寿,所以有场露天电影,我和弟弟下午就去批发了一捆甜杆,到黄昏十分,从北街扛到南街去卖。看电影的人不是很多,街皮混混却挺多,到处乱窜。天色完全暗了下来,一个小混混走到我们跟前,神色诡异地说要买两根甜杆,并随手把"钱"递了过来,多了个心眼的我把"钱"拿到灯光下,一看,这哪里是什么钱呀,竟是一张揉的皱巴巴的和纸钱大小般的废纸,哼!不要脸,想蒙我?没门儿!我知道这个小混混,他是学校出了名的浪荡鬼,老师都拿他没办法。我生气地骂了一句,将那纸团砸向他,那小混混便要伸手抢我手里的甜杆,同时他身后冒出来了一群混混,象一群野狗般张牙舞爪。见状,我扛起甜杆扭头就跑,弟弟也紧随其后,我们姐弟俩就象田间的野兔般逃窜,向街北方向奔去,那一群"野狗"穷追不舍。一直跑到了十字路口附近,远远地,看到前面的路灯下那个熟悉的身影走来,原来是妈,才没那么慌张了,跑到妈跟前,喘着粗气,站定,妈见状,大声呵斥那群混混,他们不敢上前,才悻悻离开了。 几十年过去了,那次的惊心动魄的奔跑仍没能忘记,生意中经历的各种酸甜苦辣也成了今日有趣的回忆了。